10万人从事文物造假 假文物年销售超100亿

二是将这些仿制的文物出售给北京的文物代销店

　　集文物仿制、运输、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现在拥有超过10万从业者，每年收入超过百亿元，俨然成为收藏市场新的吸金器。

　　赵泰来捐赠的广州番禺宝墨园，是一个利用假文物捐赠来变相圈地的事件。赵泰来藏品5万件，网络传闻隐形首富。

　　将6000件古陶瓷捐赠北师大的香港收藏家邱季端，其收藏数万件。如果他们的收藏都是真品，他们的身价都是万亿巨富。

　　赵泰来和邱季端在国宝帮里面不算什么，收藏体量超过赵泰来和邱季端的国宝帮多着了。如果这些国宝帮的收藏都是真品，他们财富都在千亿、万亿级别，甚至数十万亿，财富远超全球首富，一个国宝帮就可以买下国内所有上市公司。

　　中国假文物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收藏热潮的兴起，假文物制造在全国“遍地开花”，越来越多的假文物源源不断地流入到全国各大文物市场，造成假货泛滥，收藏业遭遇诚信危机。

　　文物造假产业链年销售超100亿

　　文物造假形成产业化

　　“其实文物造假、高仿在中国是自古有之的一个产业，但是不可否认从历史上来看，当今社会是文物造假、高仿最为鼎盛的时期。”北京东方大学传统文化学院院长李彦君向记者忧心忡忡地表示。

　　长期从事假文物产业研究的李彦君发现，北京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假文物集散中心，在北京程田古玩城、潘家园旧货市场，如今就算行内人也都要小心翼翼，一不小心就会被“栩栩如生”的假文物骗过法眼。“我遇到太多的案例了，我的一个朋友几十年间耗费近百万元收集了一屋子藏品，结果竟然没几件真品。”

　　实际上，在文物出土大省河南，假文物和高仿文物已经悄然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有的甚至成为了当地主要的财政支柱。目前已形成了以洛阳孟津南石山村、禹州神垕镇、南阳镇平县三地为中心的文物仿造产业，而且各具特色。唐三彩、古钧瓷、古玉都是当地最为常见的仿造文物。

　　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陶瓷制造历史悠久，有媒体记者在暗访时了解到，一个村子就有几十家农户在仿制各类“文物”。有的农家院落密密麻麻散放着各种各样的成品和半成品的仿制瓷器，而且媒体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从古至今各类瓷器竟然一应俱全，而且其“做旧”手法多种多样，最后成型的仿制文物惟妙惟肖，普通收藏者根本无法辨别其真伪。而且，与相对低水平的仿制相比，当地更是存在着一批以高仿为主营业务的企业，据了解，这些技术水平高超的高仿艺人现在已经能完全仿制出就连专家都无法分辨的“文物”了。

　　“无论是高仿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仿制，我们都可以把其统称为文物造假。”李彦君对记者说道，“因为中国并没有专门针对文物仿制的法律，这就造成了你贩卖真文物可以法律制裁，而你仿制文物反而合法的现象。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文物仿制产业迅猛发展的原因”。

　　有专家认为，这种集文物仿制、运输、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现在拥有超过10万从业者，每年收入超过百亿元，俨然成为收藏市场新的吸金器。

　　其实不仅仅是河南，全国各地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物仿制基地。李彦君向记者列举了部分案例：全国90%的仿制红山玉产于辽宁地区；仿制良渚玉大部分产于江浙一带；仿制齐家文化玉器则主要集中于甘肃；战国、汉代玉器则是河南、安徽、徐州地区最盛。

　　“现在文物仿造具有很明显的区域特征，如果仔细分析就能发现，文物出土当地就是文物仿制最为兴盛的地区。”李彦君说道，“部分是因为传统工艺的流传，部分也是因为只有当地才能够产出相应的文物原料，例如辽宁锦州及岫岩满族自治县仿高古玉很出名，因为当地稀有的玉石资源就是高古玉本身的原料”。

　　正因如此，很多文物贩子专门到这些地方以极低的价格收购甚至是定制高仿文物，然后流通到大城市的文物市场，以假乱真。

　　李彦君向记者解释道，目前在北京文物市场上有几个类别的仿制文物渠道。

　　一是由仿制文物的地方厂家直接在北京设立销售点，这些销售点往往直接标明自己出售的是仿制文物；

　　三是进入拍卖公司，通过高价拍卖的方式得到收藏和流传。

　　“第二种形式最为普遍，这种代销店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文物店面和各种摊位。”李彦君说。

　　文物鉴定专家关海森也对此表示，这些仿制文物流向市场的手法很多，有些人拿着东西在古玩城、拍卖会以及集贸市场如地摊儿或者周边，神神秘秘地拿着东西找客人：“老板，我这有古董，你要不要？”或者在市场的周边摆几件东西，穿得破破烂烂，然后坐在那里“钓鱼”；还有就是有顾客信息泄露，他会打电话主动找上门。

　　“有时候我们甚至开玩笑说，我们搞文物鉴定、修复的人应该向造假者学习，造假的人是我们的老师，文物修复包括博物馆修复和商业修复，后者就是要求做出的东西用肉眼看不出来，在这方面文物仿造者甚至比我们专业。”关海森笑着表示。

　　面对着日益庞大的假文物产业链条，我们该如何应对？为此，李彦君表示困难重重。“首先从国家法律上来说，我们缺乏相应的法律条文去保障文物购买者的利益。”李彦君解释道，在成熟的国外艺术品收藏市场，出售艺术品的机构都提供严格的保真服务，一旦你购买的艺术品被权威机构鉴定为假，那购买者会得到全额赔偿。“而在中国我们购买艺术品是自己负责，买对了算我们走运，买错了只能认倒霉。”李彦君表示。

　　在关海森看来，市场缺乏相应的文物艺术品仲裁机构也是导致假货泛滥的原因之一。一旦上当受骗，没有仲裁机构处理纠纷，所以往往依靠打官司之类的手段，耗时耗力，更多的人选择自咽苦果。

　　但与此同时关海森认为，要想改变文物造假这样一种整体环境，得从鉴定技术上做文章。“鉴定技术可行后，法律上才有裁定一件事物的标准。法律的裁定和知识在老百姓当中的普及，是改变的根本。现在的造假市场没有人管理，也缺乏相应的鉴定技术。”

　　李彦君也认为，相应专家鉴定体系的不完善是导致假文物产业链发展的原因之一。在他看来，中国应该建立完善的鉴定专家队伍体系。“为什么假文物到了如此堂而皇之的地步？就是因为有能力鉴定的人太少了。”李彦君表示，例如河南仿造文物的企业可以仿制文物，但必须在出售的时候标明仿制。很多的时候一些充当中间环节的文物商贩会故意将这些仿制文物当真的出售，这个时候就需要专家出来鉴定。“专家要对这些文物做出权威的认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购买者利益。”

　　同时，李彦君表示，中国需要完善专家队伍建设。“现在我们很难界定专家这个概念，是个人都敢说自己是专家，因此我们要严格规划专家的等级界限，制定明确的标准。”在李彦君看来，应该实行文物专家分级制度，通过国家统一的考试培养确定相应的文物鉴定专家人才。

　　“只有专家体系完善了，我们才能让文物购买者放心去购买，也能从假文物流通的各个环节上遏制规范，再加上我们的执法队伍严格执法，最终才能让文物仿制市场规范，让假文物流通越来越少。”李彦君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