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德侯：中国艺术家按西方的路是走不通的

“中国艺术家如果完全照西方的路走，是不对的也是走不通的。中国的艺术家必须明确，要做当代的中国艺术家，而不是西方的艺术家。在绘画、设计等领域，中国艺术家们应该珍惜和尽量去传承他们作品中的中国因子，因为这个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至关重要。”在《中国佛教石经》新书出版之际，其主编雷德侯接受专访时如是说。

72岁的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教授雷德侯穿着笔挺的深蓝色西装，打着蓝白条领带，出现在中国美院的校园内。这位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艺术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

《中国佛教石经》书分四大卷，以中英双语的形式出版，是雷德侯教授主编的《视觉中国学大系》之一。首发的是山东省卷和四川省卷的第一册，而之后还将发行陕西省卷和北京房山卷，全套预计至2020年全部完成。

《中国佛教石经》调查、科研和写作团队可以用豪华来形容，除了雷德侯教授外，还包括原英国牛津大学副校长、汉学家罗森爵士，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学家毕斐教授，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孙华教授，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王永波教授等几十位该领域在世界范围内的顶尖专家学者。

“这8年我们主要时间就是花在爬山上，我都不知道爬了多少山了。有时候累了躺在石板上仰天大叫，这种感觉真的很好。雷教授那时都已经60多岁了，还是坚持跟我们一起爬山。佛教石刻都是在悬崖峭壁上，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地临摹，一个字一个字地确认。”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管国志回忆。

雷德侯说，这8年爬了不少山，这是很好的锻炼方法，对身体很好，同时学问也增长了。他觉得佛经石刻最有趣的是，在峭壁的石头上会出现，甚至在瀑布后面也会有，不断有惊喜的感觉。“当然石经上的每一个字，都需要仔细检索查阅，特别是要看有没有异体字”。

雷德侯首次接触佛教石经，是在他44岁那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罗炤教授的介绍下，他前往北京房山云居寺观看该寺收藏的石经板。这批世界文化史上规模最庞大的石经板，始刻于公元616年，在五百多年的刻凿时间里，形成了数百万字佛经的典藏。此后，他又接触了四川省安岳县卧佛院的石刻经窟。在此过程中，中国佛教考古界的泰斗、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宿白与雷德侯沟通，希望他推动一个旨在记录和研究这批石窟、并将其介绍给全世界的中德合作研究项目。受此嘱托，雷德侯开始了他的佛教石经研究。

记者：根据对于青铜器、兵马俑、漆器木塔与瓷器的研究，你曾经提出关于“中国艺术品”的“模件化”生产的观点，但你又说“书法是例外”。为什么在您看来，书法会排除在艺术品“模件化”之外呢？

雷德侯：“模件化”观点对于中国的书写系统而言是一个例外。中国的书法表现了书写者的个性，无法用“模件化”来讨论。

比如说《人民日报》几个大字是毛主席的书写作品，一眼就能辨识，这是独一无二的，与构件化无关。

中国书法存在一种可能性，可以体现一个人的个性，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中国书法做得那么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文字书写，这让我非常佩服和痴迷。比如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在内的四大家，你看到一件作品，就马上知道是黄庭坚或米芾写的，这个在欧洲则不尽然。

相对于汉字的书写系统，欧洲的文字在展现书写者个性方面并不明显。这个主要跟汉字的书写系统有关，中国有庞大而复杂的汉字系统，成千上万个汉字加上不同个性的书写形成了奇妙的组合。但在欧洲，书写者不希望体现其个性，书写之美只有一种标准，书写者都会参照这个标准。而在汉字书写系统中，汉字的书写之美各不相同，这个人这种写法是美的，其他人的另一种写法同样是美的。

记者：你这次出版的新作是关于佛教刻经的研究。早期的佛教对中华文明来说也属于外来的事物，而且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也在各个时代不同程度地拓宽了中国艺术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对研究者来说，往往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在于辨析某一件佛教艺术品中所包含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风格，在你的新作中，你是如何面对这一问题的？

雷德侯：这是相当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对于中国而言，佛教也是一个外来的事物，但与中国文化融合，逐渐本土化。不过，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是大量来自亚洲各国的人前往中国进行交流后的产物。我们从佛教石经的研究中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例如佛教石经中的碑文一项，其实中国在汉朝之后才出现碑文，但是亚洲的伊朗、印度等国家在中国的汉朝之前就将文字刻在碑上了。碑文这个产物是外面的舶来品，传入中国就是在汉朝，之后佛教领域用这个碑将汉字刻在上面。事实上，在石头上刻字这个方法早在秦始皇时期就盛行了，而碑文刻字的形式在汉朝才得到借鉴。

其实，我的意思是在中国的佛教艺术作品，很多都是外来文化进行过汉化以后的产物。

记者：在你的研究和著作中，中国的学者和读者能发现许多十分有趣的视角，你对于中国艺术的观察与研究的方法与中国传统的艺术观念也有很大不同。你作为一位并非成长于中国文化中的中国艺术研究者，你觉得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雷德侯：我的理想是，研究中国艺术的外国人，应该和中国学者同样很好地理解中国文化。但是，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缺乏长时间、系统的学习，显然不可能像中国人那样对中国历史文化掌握得那么好。不过，佛教石经是中国文化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我已经持续研究了10多年。

我是外国人，对艺术研究的经验、看法与中国人不一样，我们可以从多角度研究中国艺术。这跟西方教育有关，我们从初中、高中就开始研究希腊文、拉丁文等多国文字，还有写文章的方法也与中国人不同。最关键的，我们倡导要时常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和看待历史，因为这样看问题有独到的价值。像这样的思维方式，西方可能比中国更为注重。

我们从小时候开始，老师教育我们不要相信前人的做法和观点，必须思考这些内容并提出自己的疑问。比如佛教石经，从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阮元等众多金石学家对这方面进行研究，但是我从不迷信任何人的研究。在欧洲，对前人的疑问和批判更加坚决和彻底，欧洲的学术也因此而进步并迅速发展。

因此，我觉得能够像优秀的中国学者那样掌握中国文化，并且采用西方的思维去研究中国艺术。

记者：你也曾提出“希望西方学者能够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中国”。这是表示你很欣赏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与研究手段，还是表示你觉得那样能更好地研究你的研究对象？

雷德侯：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非常有意思，很早就有顾恺之、谢赫等人关于绘画艺术的言论。在当时，这个风气很盛，他们对这方面的思考也很多。欧洲的艺术理论没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因此，我们研究绘画、书法和佛教等，必须去研究艺术理论。我们不能只研究某一样东西，而不研究创造者对这样东西的看法。

记者：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艺术，其中研究青铜器、陶瓷、玉器的都很多，惟研究书法的并不多。你对于中国书法也颇有研究，你的这种兴趣是如何产生的？您个人对中国哪一位或几位书法家特别感兴趣或者喜欢？

雷德侯：我个人觉得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基础。别的国家无可比拟，中国书法研究永无止境，非常有意思。书法还是很多艺术形式的基础，比如设计，你从小开始写字，往往一下子要写几百个字，每个字怎么写、什么位置，本身就是整个页面的设计问题，还有这一笔写得长还是短也是设计。

在中国书法家中，我对米芾特别感兴趣。一方面米芾是颇具创造性的书法家，他每一个字都有创新，一点都不死板。3天前，我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看过米芾写的《兰亭序》题跋，虽然以前在出版物中读到过，但是看到真迹还是让我震撼。这件作品真不得了！哪怕小小的一笔都很特别，都体现出他在书法方面的创造性。

当然，我喜欢米芾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他对王羲之、王献之很有研究，后来研究书法的人都受益于此。他的研究对书法理论的研究影响很大，就像一个望远镜，你在这边，王羲之在那边，你不能直接看到，就需要通过他去了解。我们现在关于王羲之的研究，受到米芾的影响。

记者：二战之后，中国也走上了西方化的道路，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与欧美人越来越接近，这也影响到了艺术创作。你觉得中国当代艺术在多大的程度上汲取了中国艺术的传统？

雷德侯：在当代，很多中国画家模仿西方绘画，但是我觉得优秀的中国画家一定是运用中国的艺术传统，并吸取西方的绘画经验，这是一种艺术的超越。当然这个问题并不容易，现在大部分中国艺术家要面对国际境遇，在这个境遇下如何在自己的艺术中呈现中国艺术分子是很关键的。不过，我对于这方面比较乐观，我觉得中国艺术一定会继续保留自己的特点。

事实上，中国艺术家要完全照西方的路走，是不对的也是走不通的。中国的艺术家必须明确，要做当代的中国艺术家，而不是西方的艺术家。在绘画、设计等领域，中国艺术家们应该珍惜和尽量去传承他们作品中的中国分子，因为这个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至关重要，我坚信他们能做好这一点。

记者：你曾专门为德国的博物馆的中国书画收藏史著文。在你看来，中国以外收藏的中国艺术品，能给海外的受众描摹出一幅怎样的中国艺术的图景？

雷德侯：海外的中国收藏品大部分来自收藏家。因为每个藏家对艺术品的认识有限，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艺术造诣的真实水平，只是一部分。不过，海外展品最大的作用能给外国人尊敬中国文化的感觉。

因为全球艺术是相同的，你可以不认同不同国度的经济模式、生活方式等，但是对艺术之美应该是共通的。海外收藏的中国艺术品，可以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艺术，尊重中国文化，从而对中国有亲近感，这是最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