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艺术家知识分子的困局

有人认为“知识分子的重任是破除人类思想”，有人认为“知识分子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有人认为“知识分构成人类的良心”。大众真的那么在意知识分子吗？又或者就像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所说的那样，公共知识分子失去了公众这一阅读群体，从而失去了成为局外人的凭依，成为身处大学、教育文化机构、出版社或者是成为专业团体或是利益集团中的一员。那么真的如雅各比所说的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之后没有知识分子了吗？其实“知识分子”并没有终结，包括艺术家在内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存在于世。

如果说知识分子的定义是“有独立精神和怀疑精神，以道德为动力，文字为手段，思想具有批判性”，是向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讲述当代最重要的问题的“脑力劳动者”，那么可以说艺术家是福柯所说的 “特殊的”的知识分子。即在一个行业中工作，能发挥他们的专长，以艺术作品为手段“向公众以及为公众，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因此，艺术家中的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具有审美功能的，他们从事的是有关价值、观念、符号的文化活动。正如葛兰西（Gramsci Antonio）在《狱中札记》中所写的“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艺术家可以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仅仅是个人的或者是公共的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艺术家需要用简单、简练、易懂的艺术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理念，从而能让更多的大众有兴趣去了解并慢慢接受作为知识分子的艺术家的观点和想法。

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一样，都是局外人也深处迷局之中。“波西米亚有虚伪性”指的是那些自称是局外人的知识分子，却无一例外得益于局内。这种说法并不是要抨击作为艺术家的知识分子有欺骗性或者是控诉其不诚实，而是在暗示着一种“公然的冲突”，即一方面艺术家想要做一个局外人，像曼海姆所说的那样“不属于任何阶级，疏离于特殊的利益集团之外，自由且漂浮”，也就是说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而另一方面艺术家又是一个局内人，他们如果完全脱离体制，那么公众也就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看不到他们的作品，从而形成一个闭合的怪圈。人是社会性的人，无法完全脱离社会而存在于世，由此看来艺术家又不得不是一名“个人知识分子”，也正是雅各比所说的没有完全地“公共知识分子”，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个人知识分子”。因此，在局里局外的作为知识分子的艺术家理所当然要有本雅明所说的“左派的忧郁”， 如果本身就满足于生活现状的话，又怎么会有所见地，又怎么会反思这个世界，怎么发出批判的声音从而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推动世界向前发展。艺术家们用艺术作品来表达左派的忧郁，正是想要以艺术的语言来向大众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知识分子是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懂得使用象征符号来解释宇宙人生的人，对于接受过正统美术专业技能训练的艺术家来说，他们掌握了艺术这门专业知识，并且能运用自己的文化活动来向大众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哲学思想。崇尚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大师帕森斯认为，知识分子的出现“得益于文字的产生和哲学的突破”。艺术家们能形成自己的一套独立符号语言体系，从而来思考和诠释天道自然及鸿蒙宇宙。而一位艺术家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会获得这样或者那样的荣誉，在社会和国际认同与接受他的艺术作品的那一刻起，他就无法再脱离局内人的身份了。

如果只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艺术家因为灵感迸发或者一时的喜形于色而创造出一件艺术作品，却在创造这件艺术作品的时候没有思考其社会意义和进行反思，那么他只是一位单纯的艺术家，而不属于典型的艺术界的知识分子。作为艺术家的知识分子应该不乏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也不缺对国际事态的种种反思。对现实社会状态有最深沉的关注和反思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艺术家所应该具备的，但也要考虑用最有效的方式来让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从而使得这些艺术作品具有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为生活和社会变得越来越好作出改变。艺术家作为知识分子无疑会是一位充满智慧的执子者，在世界这盘棋局内懂得用自己的步调与节奏让观棋者为之折服，让自己的作品与时代和世界发生共鸣。　

那么无论是身为局内人还是身为局外人，这两种身份的选择也是那些想要成为知识分子的艺术家所要面对的困境与挑战。如果一位艺术家能够平衡好其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身份和关系，那么一定会有这样一种艺术界的知识分子，像《自由想象》中特林对帕林顿评价的那样“不是一个有伟大心智的人…也不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人…他留下的是简单的思想，因其高尚和热情而著称”，这样的知识分子艺术家能够作为一种精神支柱，有着自己的信仰和坚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们通过艺术作品展现个体经验和人生思考，表现社会人文关怀。这样一群人在不久的未来必将成为引领艺术前进的动力和大众的精神归宿，并且能够如批评家高名璐所说“在当下重新思考宗教、政治、道德和艺术的问题，从而消除各个领域之间，过去与现在之间，时间与空间之间的界限。”（文/孟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