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谈高居翰:和中国当代艺术一段鲜为人知的邂逅

导言： 美国当地时间2014年2月14日下午2时，一个浪漫的节日里，噩耗从美国西海岸传来：著名中国艺术史学家高居翰(James Cahill)仙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家中，享年87岁。其前妻，美术史学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教授曹星原女士在北京时间15日上午通过个人微信发布了高居翰去世的消息。批评家王林在知道此消息后，在自己微博这样发布追悼：“怀念高居瀚先生：1991年6月28日中国画研究院第一回文献展研讨会。高先生说，‘组织者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办成这个范围广泛、充满朝气和高水平的展览’，‘作品有自己的追求和发展的节奏，包含着极大的可能性，即建立独立的中国当代艺术，当然它是世界当代艺术的一部分’。事后我们一起去了圆明园东村。”在那年6月，高居翰和中国当代艺术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邂逅。



1991年，高居翰参加中国画研究院当代艺术文献展(图片来源：王林微博)

一场为期三天的当代艺术文献展

王林所说的那场文献展实际上是一场为期只有三天的展览，那次的文献展还专门开展了一场研讨会。“91年的时候，由于当时的政治背景，整个中国美术界是非常沉闷。当时我到全国可能有十来个城市，去看当代艺术家的工作室，然后我就决定应该有一些形式来做一个展示。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做一个大型的学术展览几乎没法做，就想到了用一种文献的方式展示。这个想法的得到了当时中国画研究院院长刘勃舒的支持，还有中国画研究院的画家邓林的支持，这样就在北京的中国画研究院做了一个中国当代艺术的文献资料展，展示了几十个艺术家的作品图片文献资料，当时做这个活动的目的主要还是想从批评的角度对当时的创作情况做一个研究，因为是文献的方式，所以也就比较容易做成，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研讨会。”电话采访的那头，批评家王林在一阵低沉之后开始了这段回忆。

记者： 您在微博当中提到了1991年的这场文献展研讨会，后来你们还一起去了圆明园东村。现在试着展开一下这段回忆吧?

王林： 在91年的那次文献展的研讨会里，范迪安、皮道坚、陈孝信、宋海冬、周春芽、毛旭辉、李路明、王璜生、杨荔等和我参与了组织工作。参与研讨会的除了高居翰之外，还有周彦、班宗华、巫鸿、范迪安、朗绍君、王璜生、杨荔、蔡九迪、曹星原、孙浩良、潘世勋、刘牧、邓林、王友身、倪卫华、张方白、冯梦波、张波、何工、韩中仁、宿利群、王劲松、徐仲偶等20多人。

我们当时研讨会主要的情况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独立性以及对欧美文化的看法，下面还分了三个主题目：一个主题目是我们何以能够以自身的当代文化，而不是传统文化去和西方艺术对话;第二个是中国当代艺术近期创作的种种推进，以及这种推进对认识中国当代文化的意义;第三个你认为中国当代艺术中最重要的现状和最尖锐问题是什么?这是当时那个研讨会的三个题目。

这个研讨会上，因为高居翰我们一直都比较熟，我对他的学术研究也比较熟，但是在这儿之前没有见过他，对他的学术研究都有所了解，他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在欧美有相当大的影响，甚至是近现代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一个很著名的、很有成果的学者。在我的微博上已经把他当时谈的主要观点已经发出来，当时我们是就这个题目下，不同的人谈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我觉得高居翰首先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独立性价值非常认同，研讨题目他是非常认同;第二，他看到我们文献展以后非常激动，因为他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些情况。当然图片不能代替原作，但是作为一种资讯来说比较集中。他说这个展览改变了他的看法，他说八十年代以来参观过很多中国现代艺术展，一般都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现当代艺术是对西方的抄袭，他说后来慢慢的这个观念证实是错误的。所以他就说了下面的话：“这个展览展示的作品有自己的追求和发展的节奏，包含着巨大的可能性，体现了独立的中国当代艺术，当然它是世界当代艺术的一部分。”

另外，其实高居翰非常了解中国的情况，他对中国当代艺术充满了热情，而且始终站在一个支持中国当代艺术的立场上，所以你看得出来他对中国当代艺术这个社会语境的关系也有非常深入的理解。当然我们知道高居翰实际上主要研究的方向不是当代艺术，他主要研究的是古代艺术，他这样一个学者如此认真而且关注和观察着中国当代艺术的状况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也体现了高居翰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时候，其实他是用了新的研究方法，而且是站在当代的学术思想范畴里边来研究中国古代艺术，这一点是在研习他的学术成果的时候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

“我们一起去东村看了方力钧。”

记者： 研讨会下来呢?你们一起去了圆明园、东村?

王林： 会下，我们当时通过巫鸿、曹星原做了一些交流，特别是对正在发生的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些具体创作，一些艺术创作的倾向做了一些交流。我记得好像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们就约着一起去了圆明园、东村，还去看了方力钧的作品，当时东村的艺术家不是很多。印象比较深的是方力钧，当时还有栗宪庭、巫鸿、高居翰、曹星原一起，因为当时方力钧还没有“红”，但是他画了一些大的头像，特别是一些农民的光头形象，还有一些是年轻人的光头的形象，当时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我的印象当中，高居翰对艺术的观察非常敏感，在方力钧那儿看画的时候，我和他有一个简短的交谈，我们两个都觉得方立钧创作的农民的素描画得非常好，甚至于感觉比他当时画的那些大头像感觉要好。

还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我印象比较深，就是邵逸农，邵逸农当时和他的女朋友在一起做摄影，很早的时候就做了一些装置性的摄影。后来去了圆明园，我还去了刘炜工作室，他们是参加一个会议，中国五千年的一个什么会议，所以他们就没有去成，我就单独去了刘炜，在二炮他的家里边，看到了他画的那些有点儿歪瓜裂枣的感觉，当时跟他做了很深的交谈。当时的艺术家都是属于谈论状态，直接谈艺术，谈绘画，艺术家很容易进入艺术文化的谈论中，所以这是几个印象比较深的参观艺术家工作室。

记者： 当时高居翰收藏中国的当代艺术吗?

王林： 我的印象没有谈收藏问题，因为高居翰他还是以一个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学者的身份来的，后来是巫鸿提出来要把文献展拿到美国做巡回展览，我就向参加的艺术家征集了一套完整的资料，运到美国去，但是没有下文。巫鸿也在美国待，我觉得高居翰对巫鸿是有影响的。因为巫鸿原来也是研究古代美术史的，后来转到当代艺术方面，我觉得和那一次的活动的关系是比较大的。

记者： 就您的观点来看，高先生在中国书画研究方面的特点是怎样的?

王林： 我觉得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他受到西方图像学研究理论的影响，图像学是研究古典艺术最好的一种学术方法，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所说的当代学术思想，所谓当代学者型的另一种说法，是一个用当代学术思想去研究，重新探索、梳理历史。还有一个特点是对当下的艺术现象进行直接的评述和研究，这是两个不同的方面，我觉得高居翰先生在前一个方面对中国艺术的贡献非常大，而且由于他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大学里边，实际上为中国艺术在西方的影响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访谈的最后，王林感叹那次和高居翰的见面是第一次，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时间一晃已经过去23年之久。在高居翰的英文个人网站上，于2014年1月10日的最后一篇博客中这样写道：“我现在只能栖身于床榻之上，以后也会是这样了。”这是目前为止，多数大洋彼岸的国人仅能得到的信息。在博客里，有这样一段话留下了永远，“我能够活到87岁，并且没有得什么太严重的疾病，真是很有福气了。我有四个子女和六个孙辈，他们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健康并且成功。不管怎样，我已经有幸得以‘传承有序’了。”

高居翰简介：

1926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的福特布莱格的高居翰，系1950年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方语言学士，1952年、1958年密执安大学艺术史硕士、博士，1954-1955年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从1965年到1994年荣休，他任伯克莱艺术史教授。高居翰还曾谢绝哈佛大学给他最高等级的“大学教授”的聘任，坚持回到伯克莱。美国大学艺术学会于1995年和2007年分别授予高居翰艺术史教学终生成就奖和艺术写作终生成就奖。

高居翰生前曾计划撰写一套五卷本的中国书画系列专集，并完成、出版了其中三本，分别是《隔江山色：元代回话(1297-1368)》(1976年)、《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1368-1580)》(1978年)，以及《山外山：晚明绘画(1570-1644)》(1982年)。此外，1978年至1979年期间，高居翰获选为哈佛大学诺顿诗歌艺术荣誉教授(The Charles Eliot Norton Professor of Poetry)，并在此期间发表了一系列题为“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的演讲，其讲稿后集结成同名书籍，于198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荣获美国大学艺术学会年度最佳艺术史书籍奖。此外，他于199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表的系列演讲亦被整理成《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一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