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下林泉能洗心——读劳伟书画艺术

文/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副主编 张鹏

中国山水画传承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以山川典籍涵养胸次，凝聚了读书行路中积淀的学养，据德游艺的真知，从师临古和与时俱进的笔墨图式，一方面以人生的不辍修持摆脱物欲的拘羁，一方面发挥创造的才能提升艺术的品位，于忘我忘物的笔底中重构精神家园，在审美趣味的嬗变中融入新的机运，从而在人生的艺术中实现艺术的人生。

欣赏劳伟先生的山水画创作正给予我们这样的启发和感受。

劳伟先生1943年生于浙江余姚的传统知识分子家庭，任职于国家机关，是第一届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云南省第一批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参与了中国书协云南分会的组建，为云南省第一届书法家代表大会代表，先后担任中国书协云南分会第一届理事、常务理事，云南省书学研究会副会长、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励基金会评审委员会委员，并应聘云南大学等高校任客座教授。

劳伟先生的父亲是上海儿童书局的编辑，与创办人张一渠是同乡。30年代初创立的儿童书局以推进儿童教育为主旨，陈伯吹主编的《常识画报》、《儿童杂志》、《小画报》，教育家陶行知、科学家丁柱中合作出版的《儿童科学百科丛书》，尤其丰子恺的《儿童生活漫画》，以“艺术心”和无穷诗意养护童年，以培植美术教育与儿童生活相结合，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让我们不禁联想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缘于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家庭教育，劳伟先生不仅接受了家学传统和国学的根柢，而且秉承了修齐治平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报效国家的使命感，也成就了他今天以画笔记录祖国山川，为天地立心的宏愿。

劳伟先生在《初月集》的后记中写道：“曾几何时，岁月流逝在茫茫幽谷之中。我一病二十年，风华隐约一线天，人生溪流黯然失声，使人看不到也听不到，这生命之溪还在流淌吗？是的，还在流淌。我的亲人和朋友们，时而能倾听到这溪水轻轻的叮咚，细看到这溪流依稀的闪烁——这就是与生俱来伴我而行、不离不弃的笔墨清流之气韵！我倍感乾坤山河之大美！珍惜这生命时空无边之情怀，继续在美的历程上走向未来。”

历史有新旧递嬗之趋向，人生有起承转合之态势。劳伟先生在病痛的隐逸生活中返观自省，以书画为伴，不为物欲扰动，所谓“万物不足以挠心”，以虚静恬淡把握人生的本质，感悟生命与身心，体悟天地与生机，在生命的碰撞中仰观俯察感知生命宇宙，同时开辟和解放艺术的生命力，体悟传统精华，更深蕴其中的生机活力与生命力。劳伟先生以弘毅乐观的精神，坦然直面生命和生活，以对云南山川故土的真挚情感，澹泊儒雅的气度和对艺术的执着，挥写感人至深的艺术佳构，正如其自咏诗《早春雪晴之日黑龙潭观梅偶成一首》所写：“龙泉正月绽新花，小绿轻红淡淡纱；残雪和风幽四野，高清浩气满天涯。香生玉骨冰心体，美在清白寒素家；独坐还叹梅性好，雪痕那朵最清华。”

二

文化创造的最大动力是要接触亲切、具体、有生命力的“实践”，劳伟先生长期从事文化宣传、旅游规划和史志整理编撰工作。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有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的并流奇观，亦有西当铁索至卡格博峰顶的落差壮丽，形成独具特色的地貌。另外，云南因地处泛北极植物区系和古热带植物区系的交换地带，寒、温、热三带的植物均有分布，素以“植物王国”著称，囊括了热带雨林季雨林、热带稀树草原旱生植被，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混交林、针叶林，以及温带、寒温带针叶林。劳伟先生的足迹遍布云岭起伏的高原、相间的峡谷、纵横的江河，以及棋布的湖泊，他熟悉、热爱这片热土，致力于以画笔展现祖国的美丽山川，在历时性的史志撰写和共时性的旅游规划中为云岭山川立传。同时，劳伟先生还广泛考察中国的名山大川，并先后到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美国等欧美国家进行考察访问交流和艺术创作写生。

中国传统山水画精意于构筑“心境”和营造“心象”。这就要求画家投身自然，观察感受山川岩壑的风云晴雨、阴阳晦明，还要在自然中发现新的生命，发现潜伏在自己生命之内，因而为自己生命所要求、所得以凭藉而升华的精神境界。劳伟先生创作了一系列山水和花鸟画作品，包括“云岭风骨山水组画”，如《小河淌水》、《云岭晨曲图》、《天风浩荡兮彩云之南》、《龙潭之夏》、《苍云之下多秘境》、《云下林泉能洗心》、《云岭湖山》、《晨岚》、《故境难忘》、《如如在兹》等；“云岭风骨花鸟组画”，如《古梅在野》、《菊影清清》、《九秋贞秀》、《野深石岸净》、《百啭千声随意移》、《江碧鸟逾百山青》、《寒山闻笛唤春归》等。正如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写：“欲夺其造化，则莫神于好，莫精于勤，莫大于饱游饫看，历历罗列于胸中，扩充所养，纯熟所览，经之众多，取之精粹，掇景于烟霞之表，发兴于溪山之颠。”劳伟先生在“秘境大观”中感悟东西南北的空间变化与春夏秋冬的季节推移以及天地万物的生荣衰枯相融一体的生命之源和同一节律的生命之乐，表达了对于独具地形地貌的云岭江山的高山仰止之情和生意蓬勃的情怀。

《云岭晨曲图》中虽然没有人物活动的直接描写，却有着人与自然的和谐，晨光初煦中的一片“沉郁浑莽，元气淋漓”，宁静、清明而兼具诗情。它是人的自由旺盛的创造精神与大自然阴阳薰蒸的蓬勃生气的统一，是可爱的乡土的写照，是艺术家乡情远志的传达。

《云岭湖山四条屏》，表现开阔辽远之全景，阔远处遥山暝漠，微茫缥涉，近景处草木华滋，浑厚清雅，令人联想到笪重光《画筌》中对于山水杰作的描写“仰视岧峣，讶跻攀之无路；俯视丛邃，喜尽览之多途。无猿鹤而恍闻其声，有湍濑而莫睹其迹。近睇钩皴，潦草无从摹拓；远览形容，生动堪使留连。”画面上晦明朝暮中山石的细密错综的结构，或浓或淡风过聚散的流云，以及分合奔跃绵延不息的溪泉，既有大笔勾勒的恣纵畅达，也有小笔皴斫的精到细微，还有渴染干擦的浑茫与含蓄，仿佛跌宕起伏、浩渺苍茫的旋律萦绕纸间，展示了艺术家开阔的视野和雍容的胸怀。

《苍云之下多秘境》款识曰“山苍苍兮云漫漫，云岭之道兮难于蜀道之难，故古来人谓为秘境也，所料秘境多大观。”山水自重岗复岭以至一木一石，如有生气贯乎其间，高低起伏、前后顾盼的山水景物，或疏或密、虚实相间的笔墨线条，层峦叠嶂、远山疏麓的山水在画面空间中盘桓往复，合之则统相联属，分之又各自成形，力图呈现的是“远山一起一伏则有势，疏林或高或低则有情”。

《云下林泉能洗心》的远岚近树，神韵幽闲，没有污染，没有噪声，亦苍亦秀，雅不伤灿，画出了大自然的生意，反映了艺术家内心的逍遥与淡定，寄寓了摆脱“尘嚣缰索”、“神与物游”和“洗尽俗肠”的情怀，正是“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

中国传统山水画具有写意与写心的秉赋，而如顾炎武《与人书一》所称：“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劳伟先生的山水作品以云岭山水为依托，但又不完全拘泥于一时一地的景致荣枯变迁，不满足于描绘一时一地的实景，黄宾虹说“写生只能得山川之骨，欲得山川之气，还得闭目沉思，非领略其精神不可。”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就是要以天地万物为养料，着力表现高山大川的运动变化与明晦斑斓，使之思接千载而视通万里，把握宇宙天地间阴阳的此消彼长、时序的往复盘桓和物候的循环变迁的个中奥秘和审美悟解。

劳伟先生的作品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蔚然深秀、林木丰茂的全景，一种是取意精华、予人遐想的小景。他将遍历广观和饱游饫看的自然山川罗于胸中，在晻霭之间，见长松巨木，回溪断崖，岩岫巉绝，峰峦秀起，云烟变灭，千态万状，将超越尘俗而又涵融丰富的山水自然作为精神安顿之地。从取景而论，劳伟先生的山水画处处丘壑竞秀、生机盎然，有春景的葳蕤向荣和澹冶如笑，有夏景的繁盛酣畅和苍翠如滴，也有秋景的灿烂丰硕和明净如妆，但却从不表现自然界的萧瑟凋零和惨淡荒寒。无论“以大观小”的全景还是“小中见大”的小景，不拘泥于局部细节的摹画勾勒，不为物役，着力于画面整体的浑厚华滋、沉厚质朴，于大处着眼落墨。而房舍、桥梁和舟楫的描绘，又为生动温暖，正是以万物为师，以生机为运，“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图，写百里之景——东西南北，宛而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笔底”。

劳伟先生在他的山水创作中，力图赋予山水以实质性的生命，山水与人生往来呼应，成为人生的映照和象征。他在山水创作中寄托的理想是人与自然的勃勃脉动，是心游万仞、思通八极的自豪与自信，是对屹立于历史时空中蕴含着精神文化的精神家园的讴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情怀的抒写。

三

对于传统，劳伟先生语锋铿锵：“从老祖宗学起”、“从根根上学起”、“借得苍天三千年”、“只有把老祖宗学好，才有倾诉的能力。”

传统山水画创作着意于境界和格调，离不开文化哲思、诗人遣兴，特别是笔歌墨舞的书写性。劳伟先生自幼随父亲学习传统文化，书法以汉隶魏碑为根基，广泛涉猎临习晋唐宋诸家精要，临写其用笔、结构和章法。绘画则从临习《芥子园画传》入手，逐步临摹唐宋元历代名家名作，进而将师古人与师造化联系起来，将艺术探索与涵养中国文化结合起来。

恽向曾评价说，山水画到了黄公望，“尽峦嶂波澜之变，亦尽笔内笔外起伏长降之变。盖其设境也，随笔而转，而构思随笔而出，而气韵行于其间。”黄公望的山水作品之所以能够达成气韵行于画间的境象，丰富变化的用笔，从而笔随意转，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从汉代杨雄的“书为心画，画为心印”，到唐代张怀瓘《法书要录》中所特别指出的：“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虽迹在尘壤，而志出云霄。”至于元代赵孟頫在《古木竹石图》中画石的“飞白”和写竹的“金错刀”，讨论“书画本来同”的理念，再到清代石涛《画语录》中“字与画者，其具两端其功一体。”“必使墨海抱负，笔山驾驭，然后广其用。所以八极之衰，九土之变，五岳之尊，四海之广，放之无外，收之无内。世不执法，天不执能，不但其显于画又显于字。”劳伟先生深刻领会到其中一脉相承的真谛，他认为书法用笔的笔墨表现是中国书画的根基。历代书画家正是以书入画，以“书为心画”的精神，以笔墨的自由顺畅引导绘画形象的幻化。传统笔墨之精妙，在于状物、写心和多样变化的统一，才能将天地化育乾旋坤转的钟灵毓秀，在状物写心、取精用宏的过程中诉诸笔墨，达成情与景、笔与意、山川与自我的化合为一，在笔墨中见证中国山水艺术之博大精深，感悟人生、生命和艺术之精髓。

正如前辈哲人所称：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劳伟先生于草书和行书尤为着力，在临写中不徒貌似，更重古人之神骨，了解传统的同时也在塑造自我。中国书法中的字呈现出“骨肉血气”，它们不在表面上摹拟任何实物，它们只是以点线、竖横等等的结构，张扬着人类的生命力、人类的灵魂。它们的价值体现在其纵横开张、巍然独立的架构，以及黑白虚实的造形效果之中。劳伟先生借运笔之轻重、疾涩、虚实、强弱、转折顿挫，“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潜入古人心态，体认多样不同的内心世界。劳伟先生认为，中国画中的水墨胜于一切色彩，其黑与白可以幻化为无限。中国书画中“计白当黑”，将“笔墨不及处”的“纸素之白”，经书画家之手，成为“画中之白”，使作品“灵气”往来，表现出一整幅宇宙生命图景。正如华琳在《南宗抉秘》中所说：“画中之白，即画中之画，亦即画外之画也。”

清董启云：“初学欲知笔墨，须临摹古人。古人笔墨，规矩方圆之至也” 。唐志契说：“临摹最易，神气难传，师其意，而不师其迹，乃真临摹也。”方熏也主张：“临摹古画，必须会得古人精神命脉处，玩味思索，必有所得，落笔摹之；摹之再四，便见逐次改观之效。若徒以仿佛为之，则掩卷辄忘，虽终日摹仿，与古人全无相涉。”可见古人对师承认识有着独到见解，这也是民族文化精神的持守，正所谓气韵藏于笔墨，笔墨都成气韵。劳伟先生十分重视前人创造的艺术规律，研究领悟前贤理法，承传写意精神，深入思索前人那体现在境与神、质与势、笔墨与丘壑、功夫与天然中的艺术思维方式，注重于以全副身心去感受已与历史文化合一的内在的精神。劳伟先生没有某些僵化训练的束缚与弊病，没有媚俗入市的浮躁与喧嚣，在山水画创作中能够做到取景不求奇，落墨不求多，画法不求工，状物不求似，在点线律动中力求水晕墨彰，在淋漓蕴藉中内营丘壑脱去尘浊，使自然山水成为民族生息眷恋的精神家园。

中国传统山水画兴发感动着生命，以气韵为先，贵在天地间之真气，蕴含着宇宙意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观念讲究“诗者天地之心”。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艺术就是要与天地并生，要寂然凝虑，思接千载，要具有含孕时空意识的精神，只有这样才会创作出涵盖天人之意、吞吐宇宙之象、包容乾坤之情怀的不朽之作。劳伟先生平居淡泊，以默为守，以明净澄澈的心灵去辉映神合于万有自然，在“乘兴”和“澄怀”中追求向往与自然本真的合一。劳伟先生以其艺术创作为中国当代艺坛谱写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