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德罗·品特：艺术，真相与政治

１２月８日瑞典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因健康原因未能出席的本年度获奖者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通过录影带做了获奖感言。

1、在戏剧中，真相永远是模糊的，你永远不能真正找到它。

１９５８年，我曾写道：

“在真实和不真实之间没有十分明确的界限，在真理和谬误之间也不存在这样的界限。一个事件不一定非得是正确的和谬误的，它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我相信上述判断至今仍有意义，而且在艺术表现现实的时候仍然适用，因此作为一个作家我赞成以上观点。然而作为一个公民，我不能这样，我必须追问：‘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

在戏剧中，真相永远是模糊的，你永远不能真正找到它，可是寻找却生生不息，正是寻找引发了作家的所有努力。寻找是一个任务，你常常在黑暗中和真相偶遇、碰撞，或者仅仅是看到了和真相吻合的影像或形状，可惜的是你往往意识不到。但是彻底的真相是，你在戏剧艺术中永远找不到惟一的真相，而是多个真相。它们互相挑战、互相塑造、互相反映又互相忽略，互相吸引却又互相蒙蔽。有时候，你感觉霎那间握住了真相，但它随即从指尖溜走，消失无踪。

常有人问：“你的戏剧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说不出来，我也无法总结他们，我只能说：“这就是发生了的事，他们说了这些，他们做了这些。”

我的大部分戏剧从一句话、一个词或者一个影像开始，一个词后面紧跟着就是一个影像。现在我脑海里胡乱中冒出来两句台词，随后是影像，再接着是我。

《回乡》中的第一句台词是：“你把剪刀弄哪去了？”，《旧时代》的第一句是“黑”。第一句话明显是一个找剪刀的人对着被怀疑拿了剪刀的人说话，但我隐约知道被问的人根本不知道剪刀在哪，对质问他的人也不在乎。“黑”我用来描述某个人的头发，一个女人的头发，它回答了一个问题。在这两个例子中，我发现自己不得不去追寻在视觉上发生的事件，它从阴影移到光亮的过程中，慢慢消失了。

我常常在一出戏的开头把主人公称为Ａ、Ｂ或Ｃ。

“黑”。一扇大窗，夜晚的天空。一个男人Ａ（后来他的名字是迪利），一个女人Ｂ（凯特），坐着喝酒。“胖还是瘦？”男人问道。他们在说什么？随后我看到了，在窗户旁边站着另外一个女人Ｃ（安娜），通过另外的灯光效果，我看到她背对着他们，她头发是黑的。

这是一个奇怪的时刻，角色们在创作角色的那一刻才存在于世上，随后就是间歇性的、模糊的、幻觉的过程，有时候甚至是无法阻止的崩溃。作者的地位是奇异的。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不受角色们的欢迎。戏剧角色拒绝作者，和他们一起相处不易，定义他们又不可能，当然你也不能命令他们。某种程度上说，你和他们玩着一个永无休止的游戏，猫和老鼠捉迷藏。可是最后作者发现手头有了有血有肉的、拥有意志和个人情感的人，组成他们的各部分不可改变、不可控制，也不可分裂。

因此语言在艺术中总是处于一种极度模糊的交换过程中，是流沙般的、跳跃的，或貌似冰封却随时可化开的湖水，作者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猛然从中找到出路。

可是我要说的是，寻求真相是永远不能停止的，它不能被推延，我们必须面对它，就在那儿，就在现场。

然而，政治戏剧则展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套问题，它必须避免说教，力求客观。剧中角色一定要有自己的性格，作者不能按照自己的品味或者立场去控制角色，要给他们充分的自由。以我的作品为例说明我的创作风格。《尘归尘》这个剧的故事似乎发生在水底下，一名即将溺水的女子，她的手仍然挣扎在波涛之中，时而隐没不可见。她向他人求救，却看不见任何人，只看见影子和反射的影像在飘移。这是一个即将溺亡女性的故事，她的命运似乎注定了，原本这命运属于另外一些人。如果他们死了，她也必须死。

2、成千上万的人死了，这是不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导致的？

政治家使用的政治语言从来不会像上面说的那般冒险，因为他们大多感兴趣的是权力的维护而不是真相。为了维持权力，那些人必须在漠视真相中生活，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生活的真相。因此，围绕着我们的是大堆的谎言。

每一个人都知道，入侵伊拉克的理由是萨达姆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产生大面积的损害。我们曾相信那是真的，可是它不是。我们被告知伊拉克和基地组织有关系，它们要共同对“９·１１”事件负责，我们也曾相信这是真的，可它不是。我们被告知伊拉克威胁了整个世界的安全，我们还曾相信这是真的，可它仍然不是。”

真相现在完全不同了。真相在于美国如何理解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在于它选择怎样去表达。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外交策略中，有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其中一个是尼加拉瓜事件。尼加拉瓜桑迪诺解放阵线１９７９年推翻了美国政府支持的索摩查政权，之后美国政府仍然在金钱上支持反对者的反抗运动。我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参加了一次由尼加拉瓜领袖麦克马弗组织的谈判队伍，力劝美国停止对反对者的支持。麦克马弗说：“我在尼加拉瓜北部主持一个教区，教徒们建了学校、医疗中心和文化中心。我们过着平安的日子。几个月前，反对者袭击了我们，毁坏了所有的东西，奸污护士和老师，残杀医生。他们的行为像野蛮人。请劝阻美国政府不要再支持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然而当时的美国代表团团长雷蒙德·塞茨，被公认为理性、负责的人，却说：“让我告诉您，在战争中，总是无辜的人受害。”当时，现场一片死寂。我们瞪大眼睛看着他，而他却连眼睛也没眨。终于有人打破沉寂，问道，“可是这些无辜的人是被贵国政府和其他政府支持的暴徒所害。如果国会继续给与金钱支持，那他们会做出更多的暴行。……支持谋杀、破坏一个主权国家公民的权利，难道您的政府不感到内疚吗？”塞茨非常冷静地说：“您说的那些事实不足以支撑您的结论。”更让我愤怒的是，当时的里根政府曾经说过“反对者在道德上和我们国家的奠基者们是一致的。”

虽然桑迪诺政权并不完美，无论是在政治理念还是在治国策略上都有很多不足，但是他们当中有充满智慧、理性的人。他们废除了死刑，分给人民土地，创办学校实行免费教育消除文盲，可是这些政策被美国指责为共产主义的颠覆行为。如果这些政策得以确立，周边国家会质问为何如此并且会仿效。鉴于当时萨尔瓦多还存在着强烈的反抗力量，因此美国出钱支持反对者并且最终推翻了桑迪诺政权。

其实美国也在其他国家实施过相同策略，成千上万的人死了，这是不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导致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没有几个人知道。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也没发生过。尽管他们曾经发生了也好像没有发生一般。这一点也不重要，和任何人的利益无关。美国犯下的罪行是系统的、罪恶的、毫无人性的，但是几乎没有人真正地谈论它们。你不得不把这些都交给美国来办。它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了有医学效用的权力控制，然而却把此说成是为人类共同利益服务。这是一种聪明、甚至充满机智、极度成功的催眠。

我所说的美国，毫无疑问，是路演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场表演。残忍、冷漠、瞧不起人并且粗鲁无礼，但是它同时也很聪明。作为一个推销员它把自己推销了，最畅销的商品是爱自己。听听所有美国总统在电视上时常提起的“美国人民”，这个词经常出现在这样的句子中，“我想对美国人民说，现在是祈祷并且维护美国人民权利的时候了，我恳请美国人民相信他们的总统将要做出的举动是代表美国人民的。”

这是一个高明的策略。语言实际上被用来隐藏真正的想法。“美国人民”这个词真不愧是让人深信不疑的保护层。你不需要思考了，舒服地往保护靠垫上一躺就行。保护靠垫也许会窒息你的智力或者你的批判能力，但是它确实很舒服。当然，这个保护层对遍布美国那４０００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那２００万关在集中营似的牢房里的美国人来说是不起作用的。

美国再不被“低强度冲突”的传统策略所困扰，它再也不觉得有必要节制一下，甚至委婉一点。它直接摊牌，无惧也无喜。联合国、国际法或者持异议者，它都不在乎，因为这些无足重轻，毫不相关。可怜的、懒散的英国则像一只温顺的绵羊紧随其后，与其携手前进，时而发出“咩咩”的叫声。

3、认清真相是所有人的重大责任

我们的道德感哪儿去了？我们曾经拥有吗？现在为何不见了？良心是什么？让我们看看聂鲁达的诗《解释一些事情》，任何一首现代诗歌都比不上它对轰炸平民的描述：

“你们会问：你诗里的紫丁香哪儿去了？／点缀着罂粟花的形而上学的词藻哪儿去了？／还有，那轻扣出／鸟声和节拍的雨点哪儿去了？／／你们会问：为什么在我的诗里／不再诉说梦、树叶／和我的国土上的巨大的火山？／你们看／鲜血满街流／你们来看一看吧／满街是血啊！”

而我的诗歌《死亡》更要让人触目惊心：“凭什么你宣称死亡的尸体已死？／是你宣告尸体死亡？／你认识这具死去的尸体？／你怎么知道这是个已经死去的尸体？”

当我们看着镜子的时候，觉得里面的影像是精确的。但是我们稍微转动千分之一米，影像就变化了。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永无休止的反射影像。但是，一个作家有时候需要打碎镜子，因为通常在镜子的另一面，真相正凝视着我们。我相信，除了那些存于尘世的众多不平之事，作为公民，用坚定、果断、严厉而理智的决心去认清我们生活、我们社会中的真相，是我们所有人肩负的重大责任。事实上，这是我们必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