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硕：当代艺术就是鼓励盲从

多年前读“怀硕三论”，对其中《大师的心灵》一书印象尤深。何怀硕选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林凤眠、傅抱石、李可染为百余年来八大画家，独不选张大千。在韦政通先生的家中看到何怀硕的书法，一问，才知他们时相过从。韦政通先生打一个电话给他，几天后我便坐在何怀硕先生位于碧潭的家。既不因袭旧说，亦不阿俗媚世何怀硕谈起大陆并不隔膜，早年在大陆生活，十几岁才离开湖北到香港，再由香港到台北读大学。记忆里，小时候天天搞斗争，没法读书，喜欢文艺的何怀硕感觉不适：“我不肯喊口号。每个人的人生都只有一次，我们要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中学我是右倾，如果大学就是右派了。喜欢读书变成罪了。”

环顾当今台湾文化界，何怀硕有老辈凋零之叹：“像梁实秋、台静农这样的人没有了，我并不认为台湾现在能够跟上一代的人比，这个时代没有人才了，尤其人文艺术，突然没有人了。”

“我幻想人类有一个大改变”

当我问起台湾的艺术界人物，何怀硕的评论常常出人意表。在评点刘国松、朱铭等艺术家之后，何怀硕有感而发：“有些人是时代的产物，享受到时代的恩赐。历史的选择不一定理性，各种因缘际会弄成一个现象，有人得利，有人倒霉。很多人才反而被掩盖了，某一些人就凸显出来。现在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真的，背后都是名和利，很可怕。”难怪金耀基先生1979年为何怀硕《艺术·文学·人生》写序说：“何怀硕对中国绘画传统的辉煌成就与局限性的分析，对古今画家成败得失的批解，每每能独具只眼，言人所未言。好，好在哪里，坏，坏在何处，他一一予以正面的交待，一点也不含糊，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评断，但你不能回避他的论点。”

谈起书法，何怀硕颇有心得：“清朝是靠碑来建立书法的基础。因为写字帖写不过唐朝的颜真卿、褚遂良这些人，到宋朝的苏东坡、明朝的唐伯虎，这条路都是文人秀丽精致，但是越写越滑，陈腔滥调。清朝的书家感觉到，民间刻在石碑上有很多不同的风格。我常常说很多人都是传统的奴隶，认为书法的最高潮是唐朝，其实我认为最高潮是清朝，两千年来写得最好的是清朝人。这百年来，都是继承清末的遗产。台湾一百年来能够列为大书法家的就是于右任了。”

如今，何怀硕是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及研究所的教授，每天要到大学教书，而自己必须有灵感才创作。“我没有很多创作的意愿，现在这个世界让我觉得很多灵感都被消灭了，画画以前不多，现在更少，但是我没有完全停掉，写字。”然而，读书花的时间最多。“我们每人生来都很愚笨，多读书，减少愚笨。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我花很多时间去看金融危机，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上当。我是什么书都读，非常好奇，我对知识的兴趣很广，你看了会觉得我这人不务正业。”

何怀硕对艺术家的修养看得很重：“艺术要有震撼心灵的力量，那是思想的力量。想在艺术创作上有独特的内容，就要把自己想成一个世界人，一个普通人，一个追求知识的人。艺术要有很广的来源去支持，才有内容，不然就是一种感官的娱乐。”而对文化艺术界流行的东西，何怀硕颇有感慨：“我不会写文章去批评某些人。时代变化，现在很难支撑好的东西，商业化，大众化，媚俗，不得罪人，各方讨好，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有个性、主张。现在文化人也是圆乎乎的，讲好话，但绝不讲真话。我对这个世界很失望，我觉得人类要有一个大转变，不然会死亡，无法维持下去。我幻想有一天会有惊天动地的大改变。”

对话名家

“当代艺术就是鼓励盲从”

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的，一群人其实也不够，我相信我的看法是对的。我希望留下这样的声音，播下一颗好种子，就算只有一颗也无所谓，慢慢地它会生长成为一棵大树。
客厅中有何怀硕手书一联：“读书随处净土，闭户即是深山。”所挂的书法颇珍贵，其中有梁实秋、台静农、叶公超题赠何怀硕的大字。宽敞的家中到处都是书，书籍之博杂非一般画家的书房可比。何怀硕先生笑道：“我爱读万卷书，读书救了我。”

临摹比赛，张大千永远第一名

评价有各种不同层次，在技巧之高对传统了解之广，我给他很高的分数，但要是说第一流的艺术家，他不是。

时代周报：你在《大师的心灵》一书中，第一流画家中为什么不选张大千?

时代周报：可是张大千丰富了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

何怀硕：有什么丰富呢?就是他晚年的泼墨，大家认为是他独自创造的。他画王蒙，画石涛，画八大，画敦煌，什么都会，如果没有张大千，那些东西本来也就有了。如果没有印刷机，那张大千很难得，他多画了几张，甚至那些东西比原作更精，那不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副本吗?但是现在日本人印宋朝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或者是《韩熙载夜宴图》，那逼真的程度更高。他是有本事，我们不能抹杀，但是这个本事不叫艺术最高的价值，这是艺术的技术部分。

时代周报：如果评综合分的话，张大千会不会最高?

何怀硕：艺术是没有综合分的。张大千在艺术的传承，那是千古难得的，他适合去做美术学院的老师。他对各家各派马上就可以说用笔怎么样，示范给人看，那是最难得的。在这一方面，齐白石是没办法跟他比的，拿一张宋朝的画，请几个大画家一起来临摹比赛，张大千永远是第一名。评价有各种不同层次，在技巧之高对传统了解之广，我给他很高的分数，但是要是说第一流的艺术家，他不是。

傅抱石死时，我流泪了

我从小就佩服傅抱石和李可染，当时他们在国际上没有任何地位，还默默无闻，我就觉得他们就像天才打动了我的心。

时代周报：《大师的心灵》里的八大家，你最喜欢谁?

何怀硕：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傅抱石，他61岁死了，我流泪，那一年我大学毕业。他在大陆生活那段时间很苦，他最有才气了。

时代周报：我第一次去南京，跑到傅抱石故居去看，那里没有别的游客，只有管理员。

何怀硕：我应该去，但是我没去，他的儿子见过多次，到我家来过，他太太送我一本傅抱石的著作。我在台北演讲，一次讲傅抱石，一次讲李可染。我和他们有一种心灵的共鸣，我从小就佩服他们，当时他们在国际上没有任何地位，还默默无闻，我就觉得他们就像天才打动了我的心。傅抱石的天才比李可染高得多，当时把李可染列进去，我考虑了很久。李可染是有魅力的，能创立一种李可染式的意境，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傅抱石不能比。傅抱石和古人有很多共鸣。

时代周报：傅抱石的画把屈原的诗意表现得淋漓尽致。

何怀硕：他的画里有历史和文学的东西。我觉得傅抱石这个人太可爱了。我们这个民族不珍惜人才，把他浪费了。

时代周报：你说在台湾1960年代的时候，他的画便宜得不得了?

何怀硕：我大三的时候在一个裱画店，看到那张画，没有人知道傅抱石是谁，我问那个老板这张画多少钱，他说八百块，后来我毕业出来教书，一个月薪水就是八百块。欧洲有一些人很早就收藏傅抱石，那时候我没钱买，我跟老板说能不能拍张照片，到对面照相馆拍下来，我出书的时候把它印出来。傅抱石临摹石涛，不以技巧取胜，他这种大画家也有很多很坏的画，没有灵感没有感情是画不好的。张大千随便怎么画都有个水准，傅抱石很多时候都是神来之笔，画得糟糕的也很多，天才就是这样。

时代周报：你认为现在台湾文化艺术界有了明显的变化?

何怀硕：这十几二十年，视野更开阔了，和世界更加接近了，艺术应该更同步。但是现在却非常商业化，艺术文学都奄奄一息。以前大家并不追求什么享乐，会在精神上追求，诗歌、小说创作，讨论问题都比较自由，所以才百花齐放。只要是你的想法是有意义的，能关系到人民国家的前途，有价值，大家都会有兴趣。现在是考虑有没有卖点，娱乐化的时代，关乎盈利和卖钱，好的言论没有人去听，所以就没有人愿意写。

时代周报：你从台湾到美国后，如何理解美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何怀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弱化，美国变强，美国在领导西方或者资本主义世界。那时候两个阵容，都想独霸全球。美国要掌控全球，一定要树立自己的思想，领导世界，艺术上都是欧洲产生的，美国根本没办法。在二十世纪中期，他们把抽象画树立成世界上最优秀的画派，确立了美国的国画。美国要树立美国的国画、音乐、电影、文学，就支持抽象画和波普艺术，还有观念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多得不得了。美国在文化上笼络人心，所以就给了这一个名称为“当代艺术”。

纯种单薄，所以会死得更快

文化需要有另外的刺激，外来文化能够刺激产生另一个方向，然后又有一个高峰，然后到了高峰后又会腐败和衰亡。

何怀硕：站不住的。他们的很多主张是不可以理解的。当代艺术就是鼓动虚荣心和盲从，各种艺术馆、博物馆都引进美国当代艺术的双年展之类的。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的，一群人其实也不够，我相信我的看法是对的。我希望留下这样的声音，播下一颗好种子，就算只有一颗也无所谓，慢慢地它会生长成为一棵大树。我宁愿自己被边缘化，我就打算不参与，自认落后。有人劝我圆滑点，说些好听的，但是我做不到。

时代周报：近代以来，一些中国画家到海外留学，回来后将国外学到的东西融进中国的艺术里面，这对中国艺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何怀硕：自古以来，文化有点像生命一样，有发源、高峰、衰亡，盛极的时候都埋藏着衰落的因子，像唐诗宋词都是这样。所以就需要有另外的刺激，外来文化能够刺激产生另一个方向，然后又有一个高峰，然后到了高峰后又会腐败和衰亡。文化不可能永远好，或者永远不好，文化永远是杂交的，不可能是纯文化，纯种因为单薄，所以会死得更快。徐悲鸿那一代有使命感，他们留学是为了取经，是为了防止本土文化的老化，有新的基因进来。虽然林凤眠和徐悲鸿吸收的东西不一样，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也不一样，但他们还是以中国的主体，去吸收人家以后产生新的东西，而且他们都是一心想回来，回来以后是教书、创作、鼓吹、写文章、办活动，培养下一代。

时代周报：我想这种想法代代都有，当年胡适认为五四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那个时代已经太坏了，需要一个新的时代。

何怀硕：五四提出改革以后，实在是撼动了传统的神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从1919年以来，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社会，有很大的改变，跟胡适说的五四是一个文艺复兴，是有很大影响。以前就是人心不古，人们呼吁要振兴。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空气、水、人的生存受到普遍威胁，这确实是比较大的危机。美国的金融海啸是个警讯，现在经济上有一个很大的地震，但艺术上还没有什么触动，以后一定会有一个大的变化。所以不要没有信心。　　

艺术商业化的危机

自古以来，艺术常常成为“权力”的奴婢。有至少三个“强权”，宰制了艺术的命运。依序是：宗教、政治与商业化。

在宗教统治一切的中世纪欧洲，艺术是宗教的奴婢。千篇一律以宗教的思想为内涵，以宗教的历史与故事为题材，艺术成为宣扬教义的工具。当政治成为独断的势力，艺术换了主题，也换了题材，完全臣服于政治教条。虽不能说在宗教与政治的威压之下，完全没有杰出的作品，但基本上，绝大部分，艺术失去了广袤的自由天地，也不允许个性与独创性的发挥。千人一面，众口同声。艺术只是宣传品，是权力的附庸。

现在改革开放，每个从事艺术的人可以自由创作，但不幸遇到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空前巨大的商业化大潮，艺术被卷入商品化的时潮之中。这个危机，是艺术有史以来更巨大、更彻底、更难以抗拒与逃避的危机。因为在宗教与政治主宰一切的时代，艺术家创作是“被动”而为;而商业化的时代，因为艺术家在竞争中有利可得，差不多都“主动”投入。为金钱而创作，艺术便走向僵死之路。

今日世界最大的危机，是精神价值的崩溃。美貌、青春、肉体、爱情、爱心都可以成商品，可以出卖。导致精神价值、道德伦理与人的尊严的堕落。艺术也是一种精神价值。一首诗、一张画无法马上估量其商品价值，因为精神价值是无法量化的。艺术作品要经过许多评论家研究、评介，名家品题，大众的欣赏、确认，在时间的淘洗中彰显其艺术价值。但在急切而功利的当代，一切要以商品来交换商业价值，所以有艺术公司、画廊、经纪人、拍卖公司来操作，各方以求取利益为目的。艺术价值遭到扭曲，其市场价格则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极尽夸大、哄抬甚至诈欺炒作之能事。经由各种宣传技巧与速成捷径“成名”的艺术“明星”，其作品不经艺术批评的检验，不经大众的欣赏与确认，也不经历史与时间的考验与淘洗，完全以“市场”的行情为标准。有些画家因为市场行情看俏，匆忙赶画，油彩未干已出现在画廊墙上待售。“艺术商品”与“期货”、“股票”的投资、炒作越来越相似。当代艺术空前的商品化，导致艺术根本的异化。

艺术批评：在艺术商品化中死亡

“艺术批评家”这种“物种”在当代已经无法存活。其情形与北极熊及许多生物濒临绝灭相似。

本来艺术批评是极严肃的工作，批评家要有相对广博的学识(艺术史、文化史、社会、心理等知识)，有自己的美学观念与艺术理论，还要对所批评的艺术品有专业的研究(不可能有天下各种艺术门类都精熟的批评家。例如雕刻、油画、水墨、书法、建筑、壁画等不同领域与对象都需要专门的研究。没有“万能批评家”，有则必为江湖术士)。此外，对不同艺术产生自不同的文化、历史与传统，也要有特别的研究背景(如书法、水墨之于中国文化;印度雕刻之于印度与希腊文化;法国印象派油画之于欧洲近代文化等等)。不是一般漫谈艺术的写作者都可以胜任艺术批评的写作。

近百年来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到当代艺术，原来的艺术生态环境已经崩坏、裂解、溶混、变质。西方自二十世纪初，艺术内部产生裂变。近代西方欧美成为强权，不仅在政、经、军事上称霸，其意识形态，包括艺术不断扩张、渗透，以“全球话语”、“普世价值”、“全球化”、“国际前卫艺术”、“当代艺术”冲击、引诱、蛊惑非西方世界，以统制全球为目标。东方七零八落，唯美国艺术马首是瞻，已超过半个世纪。现在的中国艺术，主体性与独特性岌岌可危，全盘西化成“先进”的指标。这一场艺术的“大革命”颠覆并摧毁了一切的规律与种类的界域。以任意、混乱、怪诞为突破、创新、自由。没有东西方之分(其实是西方艺术的全球化);颠覆了平面与立体、艺术媒介中材质的统一性、艺术种类的不同独特性等差异;否定了艺术的基本训练的必要性;人人可为艺术家，任何怪异的形式都是新艺术。其混乱与虚无，与当代人间社会男女可变性，颠覆了性别的界限;同性婚姻，颠覆了夫妇与家庭的定义与本质;“橘子汁”的饮料中没有橘子成分、“豆浆”中没有黄豆成分、“松露巧克力”中没有松露成分(都是化学物质合成)等当代商品一样，反映了当代文化的虚幻与“真实的缺位”。

面对当代艺术的异化，加上商业化，艺术批评无可施其技。而当代艺术活动之普遍活跃，商业艺廊大增，艺术市场之热络，艺术评论形同“产品促销”广告的文宣。产品的出品人(即画家)以优厚的稿费为报酬请评论家写文章(这等于当代文人无顾忌地出卖节操)，所得到的当然是夸大的颂扬或转弯抹角、过分溢美之词。报刊杂志刊登作品多要画家付费，而只要有摇笔杆本事的人，都可成艺评家。真正的艺术批评已寿终正寝，良有以也。

荒谬的艺术教育制度

记得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外国游客争先恐后来华旅游，一睹这个文明古国的风情。万里长城游客最多，许多小朋友向游客兜售礼品，以“国画”为主。当时尚在贫穷时候，物资不丰，“国画”是成本最低，生产速度最快的产品。记者报道，外国游客说：中国有十亿人口(当时)，大概有九亿个画家。

当代中国画家之多，大概古今中外之最。为什么有此现象?原因不能一语说尽。大概“国画”之套式化与“简洁”，最易依样画葫芦。另一个原因是“美术系”太多了。

因为文学家与艺术家(小说家、作家、诗人、画家)从来不是靠文学系或艺术系能直接培育的。真正的文学家与画家在人群中永远是凤毛麟角，出自天赋与个人不懈的努力追求。各朝各代在历史上都只有几大家，明朝只有四大家，扬州只有八怪，文艺复兴只有三杰，印象派大画家也只有几个。天下有兴趣追求艺术的人越多越好，但有大成就的画家不会多。没有专门学问，又没有一技之长，培养一大批以画画为职业的平庸艺术人才，是人才的浪费，国家社会的负担。而且也是这些不入流“艺术家”个人的不幸与痛苦。

许多美术学院本位主义，只求不断增班、扩大，广招学生，有的为壮大声势，有的为多收学费。尤其大量设立硕士、博士，只是为了增加教授的职位与收入。有多少“博导”自己的艺术成就足以为艺术“博导”?艺术教育泛滥成灾，每年各地有大量美术系学、硕、博士涌入社会，他们既“献身”于艺术家的“行业”，也顶着国家所授学位的衔头，所以他们要画画，要展览，要出版画集，杂志上要介绍他们的画，这一切每年、每一代不断地增加，艺术水平因而逐年下降，乃势所必然。还有画家分级制，分一级二级(世界所仅见);各地设有无数“画院”，由国家供养(只有古代皇帝时代曾有);艺术官方机构叠床架屋，每位有名画家都有官位衔头……艺术教育的错误，艺术政策的荒谬，造成中国艺术家多如牛毛的奇景。吴冠中先生常说些很武断，很引起争议的话。但他批评“画院”制度不应继续存在，是正确的。我早在一九九一年第一次去北京就说过画院制度的不合理。许多画家私下告诉我不要提“冒天下大不韪”的此事。现在已过了二十年，中国画家杰出的少，平淡无奇、努力作怪、尸位素餐的多，这还是不能说的“禁忌”吗?

我们没有真正的艺术评论已久了，有的只是揄扬与溢美的文章，甚至如“产品推销文案”，尽写些言不由衷、牵强附会、装点门面、故弄玄虚、崇洋媚俗、陈腔滥调的“谀词”。

如何建立现代中国艺术的审美基准，探索中国艺术的现代方向，批判西方后现代主义反文化、反艺术的虚无主义与伪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西方文化强权以全球化与商业化宰制全球艺术的霸道策略，重建“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思想与风格。提倡尊重并维护有民族特色、传统根基与时代脉息、合乎人性渴求的艺术。

我们在此危机时代绝不应随波逐流，而应拨乱反正，重建艺术评论的自主方向，为中国文化的重振，向世界提供我们的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