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璜生：中国的美术馆离世界越来越远

王璜生 1956年生，广东人。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获博士学位。曾任广东美术馆馆长，创办和策划过“广州三年展”“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等。2009年7月至今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教授。出版过多部美术史论专著及个人绘画专集，作品被国内外多家机构收藏。2004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2006年获意大利总统颁发的“骑士勋章”。

特纳奖得主托尼·克拉格、法国新浪潮之母阿涅斯·瓦尔达、墨西哥抽象艺术先驱马努埃尔·菲尔盖雷斯，一连串国际艺术大腕的个展近期出现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而下半年，还将有博伊斯展览，这使得央美美术馆在如今美术馆建设大繁荣的格局下尤其出众。

央美美术馆的异军突起，与其“掌门人”王璜生的美术馆理念和情结密不可分。之前任广东美术馆馆长时，王璜生已做出了数个业界话题，而自2009年来到央美美术馆担任馆长后，带来的新气象也已逐渐显露。做了12年美术馆馆长的王璜生说，自己毕生所愿只是希望“中国的美术馆在某个方面做得像样点、规范点就够了”，因为“从某种层面上讲，国内太多美术馆做得实在是有点烂。”

美术馆要是不能提供好东西，会养坏观众的眼。它是一种文化定位的机制，应该对某个时代、某些艺术品可以进入美术馆给出定位标准，并将这样的标准提示给社会。

在中国的很多美术馆，我们甚至看不到中国文化的历史脉络，更不要说看到国际文化。故宫博物院的性质应该相近于罗浮宫，但我们在故宫看到什么？整个是旅游文化，看不到中华文明发展的线索和珍贵文物的有序展出。拿出来的东西多数是为了给游客看的，弄不好还可能被随便偷走。

引入大展你足够专业，大牌才重视你

记者：近期这几个重量级展览，你们是怎样与这些国际大牌艺术家达成合作的？

王璜生：最初英国的“艺述英国”活动向我们推荐了若干项目，其中包括托尼·克拉格展览。我因为读美术史而对托尼有一定了解，但都是书面或图片的，因此，我先去了苏格兰国家美术馆看了他在那儿的展览，之后提出来中国展览的要求：第一，早期作品一定要补充，尤其是他获“特纳奖”的作品，同时适当减少近期作品、减少重复；第二，增加绘画方面作品，他在苏格兰展出的绘画也就二十来张，这次来的有一百来张。我觉得他的绘画作品对我们的教学、对中国、对他创作思路的了解非常有辅助作用。

记者：托尼·克拉格本人接受你的建议吗？

王璜生：我邀请他来中国看我们的场地、交流想法。我认为，做一个美术馆馆长或策展人，应该具有专业的眼光和高度，你说得专业，他才会重视你。如果不专业，他甚至会觉得没必要在这样的地方做展览。

跟瓦尔达的交流也是这样。她在整个布展过程中不断改方案，我们也不断与她探讨。她一到美术馆，我就跟她沟通，一楼的石膏像要不要搬走或者怎么用。她后来提出了很有意思的方案，我们协助她完成了作品。

记者：听说下半年还会有大手笔的展览？

王璜生：我们非常重视组织策划博伊斯这一展览。他的展览在国内从未做过，中国人从没有真正认识博伊斯，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意义在哪里等等。中国的美术馆要有主动出击的姿态。另外我们还将着力做“CAFAM未来展”，主要是推动年轻艺术家的展览。

场馆定位把央美美术馆从学院推向公众

记者：你是从广东美术馆调任过来的，对“学院美术馆”的定位和理念是怎样的？

王璜生：我来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推动它成为一个公共美术馆，不要先将自己定位在“学院美术馆”。比如开放一楼大堂、设立公共服务区，此外，我们开放论坛、美术馆之夜活动等，近期又提出服务望京地区的公众等。

第二是规范化操作。中国多数美术馆是参展者自己布展自己折腾。其实，灯光、空间，作品之间的关系，参观的路线、节奏等都是学问。此前我们有个展览向画廊借作品，画廊提出必须签合同，负责借展的人愤愤不平地跟我说：“他们居然要我们签合同。”——中国的美术馆行业及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实在不可思议！你跟人家借艺术作品不签合同吗？其他不规范的东西就更多了。

记者：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困难吗？

王璜生：央美美术馆属于教育部系统。文化部系统对美术馆有政策和资金支持，但教育部系统主要关心的教学方面，没有专门资金支持，这使我们运作上困难很大。

行业观察中国的美术馆离世界越来越远

记者：你做广东美术馆时每年经费是多少？现在呢？

王璜生：当时从建馆之初的200万元、到后来的700多万元，加上其他经费是1800多万元。央美用于收藏的费用并不多，展览的经费就更少了。我们现在只重点收藏学院老师、学生的作品，不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主动出击，收藏了不少古代的东西。

记者：这个传统为何没有延续下来？

王璜生：因为资金的问题。现在也是。以前央美学生在学生时代的作品我们都有收藏，现在从优秀毕业生创作中去挑作品时，我们还没谈，作品已被画廊订走了，我们又没有特别的资金及优势去跟画廊拼。反而是老先生们的作品，家属或者老先生本人比年轻人更重视美术馆的意义，他们会捐一些。

不过，我们最近采取了一个新的方式。年初我带我们馆藏的学生作品展览去英国展出，还出了书。我们钱比人家少，但这种宣传、推广力度可能会引起大家的重视。

记者：这么多年都热情投入在做美术馆这个事业上，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王璜生：当初因为自己是学美术史论出身、对国际的美术馆有点感觉，就边做边学了。谈不上“终极目标”，我只是觉得美术馆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应该为之做点事。

但是，中国的美术馆离世界实在还很远，说不好听点，是越来越远。人家有规则，有传统，有社会基础，并在发展，而我们，是左冲右突之后的疲惫不堪。其实没什么目标，只是说，如果能使中国的美术馆在某个方面做得像样点、规范点，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