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当代艺术制度化后的青年艺术

最近，我被邀请做各种艺术活动的评委，从上海青年美术大展到北京青年电影节。名为“青年”的艺术评选层出不穷，这体现了当代艺术制度化的开始。

我在接受有关上海青年美展的采访时，用得最多的词是“没朝气”，以至一个媒体就用这个词作为标题。上海青年美展多是学院毕业生之作，但奇怪的是很少有反映新一代生活的，大多是一些老气横秋、莫名其妙或怪诞的视觉，比如一个穿旗袍的中国女孩站在古代欧洲的宫廷里，一对鱼翅被装在京剧名伶的身上，一个中学生抱着枕头睡在绿充气垫上;更多的是画一些陈旧的风景画，怀旧的旧城区等。

这个现场反映了人文关怀的缺失，但我不能因此指认这一代人缺失人文精神。因为，在另一个现场，几乎都是令我震撼的人文关怀。同样这一代的另一批人，像北京青年电影节的年轻导演，他们的镜头深入到中国的主流影视和报纸从不出现的现场和人群中，比如贫困之极的饥饿村、苗族风俗正被商业渗透的客家村落、边远地区民间的道情剧团、沿海小城市的青年黑帮、城市足疗店按摩女的爱情幻灭、西康喇嘛群体的信仰生活。

年轻一代已经不属于同一个精神共同体，这拨年轻人生活于安逸的莫名其妙的艺术和金钱的游戏，另一拨则在面对中国底层社会的残酷真实。社会正在碎片化，没有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被所有人共同向往，人们朝向不同的地点重新聚集，相信不同的上帝。年轻艺术家因此分道扬镳，奔向不同的现场，他们的内心已不属于一路人。大部分奔向画廊、拍卖会、艺术博览会、高级会所，与资本家、权贵为伍;小部分青年深入边远乡村、城郊接合部的违章住宅、破旧的居民楼以及深山高原上的寺院教堂，与下岗工人、僧众、按摩女、“黑帮”、上访者、同性恋者、流浪艺人等为伍。

上海青年美展的作品大部分属于既不关心中国的社会现实，但又没有能力进行语言探索的作品。这反映了当代艺术正处在一种不上不下的尴尬状态，当然，这不是青年艺术家的问题，大部分成人艺术家亦有相似困境。从总体状况看，当代艺术三十年只是完成了“形式的政治”的终结，即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装置、多媒体和观念形式的主流禁忌已经打破。在解决了形式的合法化之后，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则是“前卫的庸俗化”现象。

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前卫艺术相比，大部分当代作品具有当代艺术的形式，却没有真正意义的当代精神，在艺术内容上具有媚俗倾向，或者人文精神的缺失。当代艺术因此分裂成不同的阵营，有些当代艺术是前卫的，但仅占极少数。有些当代艺术变得极其媚俗和商业趣味，它们不过是用观念艺术、装置、行为艺术和多媒体作为外衣的媚俗。

“前卫的庸俗化”，是每一个国家在“前卫艺术”合法化之后都会产生的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是这样，新世纪十年的中国当代艺术亦是如此。当代艺术不再是前卫的同义词，原先只是小圈子使用的前卫形式，比如观念艺术、波普和新媒体，现在成为大家趋之若鹜的时髦形式。但这种前卫形式的时髦化之后，当代艺术的内涵却被庸俗化。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的前卫精神正被掏空和曲解，真正的当代艺术应该是有批判性、与社会主流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大部分当代作品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当代，但内容正在时尚杂志化，还有一部分是搞怪的当代艺术。我不能说这不是当代艺术，但这肯定不能代表当代艺术的未来。

上海青年美展的艺术状况，实际上与国内各种制度化的青年主题的当代艺术评奖的问题差不多，折射了新世纪十年的艺术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在艺术形式上，全国各大美术院校都在将后现代艺术、观念艺术、装置艺术和新媒体艺术列入教育课程，这一部分教育改革的成果也立竿见影地体现在青年艺术家使用的艺术手段上。但观念艺术、波普艺术和新媒体的使用，却在内容上丧失了人文精神和实验性，成为一种媚俗的、空洞的装模作样的时尚游戏。

全国八大美院在大兴土木搞房地产及大规模扩招的同时，教材体系已经二十年没有变化，除了引进西方二十年前的时髦形式作为补充，缺乏真正的学术建设。这造成大部分美院学生都处于既不懂中国传统、又不真正了解西方的“两不靠”状况。在艺术院校表面上一片繁荣之际，知识状况没有比二十年前根本改观，高校的人文精神的氛围甚至比二十年前还退化了。由于对中西艺术的知识体系的把握不深，年轻一代仍然处在模仿改造西方艺术的阶段，而不能进行真正的语言创造，这一点几乎没有超越八五新潮一代。

在艺术精神上，消费社会的价值观、媒体的娱乐化、人文和历史意识的断裂状况，不仅真实地影响着年轻一代的人格和生活方式，也传递到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内容中。当然，并不是年轻一代的艺术精神都是如此苍白，近十年以底层题材为主体的DV纪录片和DV电影等独立影像是当代艺术中最具有时代意义的。在某种意义上，要感谢那些偏离主流的独立影像的年轻一代，他们在主流和市场之外打开了另一扇窗口，让我们见识一个真实的当代中国，传递了主流屏幕上看不到的影像。独立影像实际上代表着真正的当代艺术，因为当代艺术的价值在于呈现主流之外的另一面。这一部分艺术作品也早已不是政治禁忌了，但遗憾的是，这类少数有人文精神的年轻艺术家作品很少出现在上海青年美展上。

目前，由于中国社会对当代艺术态度的改变，各类政府和商业的主流艺术展及其评奖都热衷于参与当代艺术，这当然是一个好事。但因此也出现各种“伪当代”频频登上主流舞台的乱象，即使威尼斯国家馆也有类似现象。大量的艺术官员、学院派人士、爱好艺术的投资人及时尚界的高级白领，大都根据当代艺术的表面形式和自己的精神背景作为标准来选择所谓的当代艺术。另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部分代表艺术家急功近利的商业化和拍卖业不负责任的市场炒作也误导了新兴阶层和年轻一代艺术家的价值判断。

这个掌握了大量权力资源的群体，因此出现了对当代艺术判断的简单化和曲解化的倾向，比如，他们觉得只要使用了拼贴、装置和投影仪就一定是前卫艺术，实际上是否使用多媒体不是很重要;当代艺术重要的是一种前卫的精神性和非主流态度，而不是多媒体形式。另一方面，当代艺术被等同一种时尚精神，这也是近些年中产阶层的一个普遍误解，杰出的当代艺术恰恰是要跟主流时尚保持距离。

上述当代艺术的合法化和社会化造成文化官员、中产阶层和年轻艺术家的误解问题，可能是当代艺术进程中必须付出的一个代价，因为中国尚未建立一个美术馆长期陈列、学院课程和社会出版的国民教育体系，因此，现当代艺术启蒙只能是各阶层在参与艺术收藏，艺术博览会和拍卖，举办展览和评选，媒体报道和时尚沙龙中，通过走弯路、付学费和资源浪费的模式来完成当代艺术的启蒙，这是一个只能经此路径的社会代价。

相信在完成这个社会和政治整合的进程后，当代艺术会产生更成熟的一代艺术家，以及更有创造性的艺术体系。当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当代艺术的进步有赖于中国社会走向更民主、更富强以及更精英的普适状态。至于少数个人意义的超前突破，就不是上海青年美展这种艺术制度的讨论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