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社长印象:吴昌硕被公推为首任社长

　　西泠掌门人 幽兰满庭香——西泠印社六任社长印象

　　作者：王佩智

　　西泠印社，于1904年由丁辅之、王福庵、叶为铭、吴石潜等金石篆刻家在杭州发起、创立，是中国第一个专事篆刻艺术的全国性社团组织。人以印集，社以地名，故名西泠印社。它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凝聚起一大批海内外著名金石书画大家，是世界印人心中的艺术圣地，历来被世人誉为“印学重镇，园林精华”，有“天下第一名社”之誉。一方小印连天下，秦篆汉隶述古今，西泠印社风云国际印坛百年。2009年，西泠印社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913年至今，西泠印社历经六任社长举旗掌舵，文脉相传，风雅绵延。

　　吴昌硕：艺坛巨擘展魅力

　　经过十年营建，西泠印社声誉鹊起，1913年，吴昌硕被公推为首任社长，撑旗领路，社会影响日渐广远。

　　吴昌硕(1844—1927)，浙江安吉人，初名俊卿，初字香朴、香圃，又字苍石、仓石、昌硕、昌石，号缶庐，寓居上海。其诗、书、画、印被世人誉为四绝，他博采众长，自成一家，门生弟子遍布天下。他书法笔力遒劲，气势磅礴；篆刻钝刀直入，苍劲雄浑。他将书法、篆刻的行笔、章法、体势融入绘画，形成独特的“大写意”画风，在清末民初海派画坛占据突出地位。

　　吴昌硕对西泠印社有着特殊的感情，热心参与社址文化建设，他多次来印社创作、交游，留下大量墨迹。从1913年他担任社长到1927年故世的15年间，正逢民国初年社会变革、军阀混战的动荡时期，偏居孤山一隅的西泠印社，恰恰是基本建设规模速度最快的时期，兴土木，建亭阁，凿岭开道，植竹布梅，大致成型。西泠印社层峦叠翠，错落有致，尤其在亭阁间、摩崖上，吴昌硕留下的墨迹，别有风韵。他先后两次为西泠印社书写篆书“西泠印社”匾额，为观乐楼留下“印讵无原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瓴甓一耕夫来自田间”的长联，遁庵“天帱地载；山高水长”联对，并书写“返朴精庐”、“金篆斋”、“馔籕簃”、“岁青岩”、“潜泉”等苍劲擘书。他撰写了《西泠印社记》、《隐闲楼记》、题襟馆《研林诗墨》壁刻、仰贤亭《印人画像》壁刻等题记。1915年他创作国画《西泠印社》。1921年，印社将日本著名雕塑家朝仓文夫所塑吴昌硕头像筑龛藏于“小龙泓洞”，取名“缶亭”，暗喻甘于清贫，潜修金石书画之意。1923年春，吴昌硕题画“送子观音像”石刻。西泠印社大量以吴昌硕所撰的楹联、匾额、铜像、石刻置为文化景观，如画龙点睛，客观上扩大了西泠印社的社会影响。

　　对西泠印社的未来社团建设，吴昌硕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顾社虽名西泠，不以自域。秦玺汉章与夫吉金乐石之有文字者，兼收并蓄，以资博览考证，多多益善。”他以开放的恣态，拓宽印社的发展视野，团结、聚合国内著名书画篆刻家，引进海上题襟馆书画会入驻进行互动。积极推动与日本书画篆刻界的交流，发展吸收日本社员，确立了西泠印社的国际地位。西泠印社以金石文字为主的文物收藏、印学论著的收集整理工作，伴随山川雨露图书室、福连精舍等专门建筑设施的建成而全面展开，特别是收藏的出土于浙江余姚客星山的“浙东第一石”——“汉三老忌日石”碑，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字研究价值。1921年秋，该石碑被日本文物商从杭州外运之际，在吴昌硕的影响和带动下，西泠印社发动浙沪两地政要、名流、社友集资将其赎回杭州，并成为镇社之宝。吴昌硕作《汉三老石室记》，以志其事。此后，西泠印社又逐步收藏有魏、周、唐、宋、元、明、清等时代的碑刻及汉画像石、仿石鼓等，对印学研究、文字考古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吴昌硕这些富有远见的建社指导思想，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吴昌硕对西泠印社园林建设也提出过具体指导意见。1927年夏天，84岁的吴昌硕最后一次来西泠印社，在观乐楼小住。他看到规模初具的西泠印社园林觉得美中不足，便对主持社址建设工程的叶为铭说：最好有个后山门，有路通到里西湖，既方便游人进出，也能体现西泠印社的儒雅大气。于是，印社成员便在杂树丛生的山坡上，披荆斩棘，开辟了后门通道和石坊，西泠印社的外部形象为之一变。

　　西泠印社的文化活动，因为吴昌硕的参与而备受世人注目，使人们在了解西泠印社丰富的文化内涵时，也为一位艺术大师个人的艺术魅力所感染，从而使西泠印社在不足六亩的地盘上，在较短的时间里得到迅速发展。西泠印社可谓光艳照人，声名远播。

　　马衡：艰难时期撑大旗

　　吴昌硕逝世后，西泠印社之社长一职空缺近20年，主要原因是20世纪30年代后，社会动荡不安，日寇占领杭州，民不聊生。西泠印社这片文化绿洲也难幸免，活动无法开展。1947年秋，在西泠印社补行成立40周年纪念会上，由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王福庵提议，推举远在北京的马衡担任社长。

　　马衡(1881—1955)，浙江鄞县人，字叔平，别署鍴庐、凡将斋。他出身官宦之家，寓居北京，为现代著名金石书画家、篆刻家、印学家、鉴赏家、考古专家。早年，马衡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1924年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故宫物品，1933年起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52年，马衡辞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专任全国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

　　马衡是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员，他与西泠印社的交往可追溯到1910年。这一年，他向西泠印社捐赠50块大洋、磬式茶几四张、背靠一字椅八张、大方几桌一张、圆桌面一张，参与了创建时期的活动。他同四位创始人志趣相投，均有交往，几十年没有中断过，且与王福庵私交最笃，两人在京杭两地多有来往共事。因为这层关系，社中遇有难事，人们多向马衡讨主意。1928年，宋美龄在杭州巡游至孤山时，向地方政府提议把孤山改为中山公园。听到这个消息，丁辅之立即驰信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供职的马衡，商量自我保护的措施和办法。马衡此时正参与成立“全国古物保护委员会”，恰巧1929年杭州正在举办第一届西湖博览会，西泠印社、俞楼、广化寺等处被辟为卫生馆，到10月20日闭幕，有半年之久。一段时间后，待西湖博览会结束，西泠印社立即挂起“全国古物保护委员会浙江分会”的牌子，巧妙地处理了这个棘手问题。后经多方协商交涉，仍保留西泠印社的地盘，避免了被去名的危险。1930年夏，马衡因参与检举军阀孙殿英盗窃集团，受到被通辑的威胁，遂化名“无咎”，连夜经天津到达上海。在沪期间，他曾转道西泠印社小住近三个月，同其间来访的印友切磋篆刻之艺，刻过不少印章，安全度过那段隐居的日子。可见，其与印社、印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马衡是一位金石学大师。他在金石学方面的著作有《金石学概要》、《中铜器时代戈戟之研究》、《新嘉量考释》、《石鼓为秦刻石稿》、《汉石经集存》、《中国书籍制度之研究》、《凡将斋金石丛稿》等，篆刻有《凡将斋印谱》、《鍴庐印稿》、《凡将斋印存》等。郭沫若对他的学术成就有过中肯的评价：“马衡先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的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他是“中国金石学第一人”。马衡虽远在北京，但他的等身著作、他在印学领域的卓越成就，以及他与西泠印社的亲密关系，决定了他在西泠印社处世艰难时期的旗帜地位。

　　自1947—1951年初夏，西泠印社虽历经战争的硝烟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环境整治，但有远客京师、遥领社职的马衡撑旗，有印社同仁的相互信任与默契，社中的春秋雅集、艺术创作仍艰难地维持了下来。(未完待续)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佩智系西泠印社理事、社务委员会文物管理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