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推动敦煌文化的国际传播

　　今年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25周年。敦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综合的、复杂的、跨越千年的传播现象，有着三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传播过程表明敦煌文化中的佛教艺术是经过中国化的。敦煌依托古丝绸之路贸易和密集往来的人员，在古代的中国与印度、波斯、叙利亚及罗马之间，产生了宗教、艺术及其他方面的交流，特别是在佛教及其艺术东传中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地理节点的作用。但这种传播不是简单照搬，而是伴随着不断的改造和中国化。譬如莫高窟第257窟的形制源自印度的支提窟，一般为马蹄形，窟内半圆形部分中央有圆形覆钵塔，窟顶为纵券形。这种建筑形制传到龟兹石窟以后，圆形塔改为中心方柱，窟顶改为券形。而传到敦煌后，窟里加入了中原汉式仿木结构的人字坡顶和平棋顶，中心方柱改为中心塔柱，形成有敦煌特色的塔庙窟。敦煌莫高窟在彩塑、壁画的题材、内容、布局、用色等方面，替换、改造之处比比皆是。

　　第二个面向，传播过程显示敦煌文化凝聚着我国多民族文化精华。敦煌文化中融入了古代多民族的文化和智慧。从莫高窟现存洞窟开凿情况来看，北凉时期凿建7窟，北魏时期凿建10窟，西魏时期凿建11窟，北周时期凿建16窟。供养人题记显示，一些洞窟得到了北凉、北魏等政权当朝权贵的直接支持。进入隋代、盛唐，敦煌洞窟的开凿数量进一步增加，彩塑、壁画的艺术题材和手法进一步拓展。潘絜兹在《石窟艺术的创造者》中所述无名艺术家，以他们的画笔和手艺，推出一幅幅惊世巨作，展现出恢宏的艺术气象，见证了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走向多元一体格局的壮阔历程。

　　第三个面向，传播过程揭示敦煌文化既有从西方向东方的传播，也有东方向西方的传播，是双向乃至多向互动的。佛教艺术经过吸收改造，形成具体的“敦煌特质”，分南北两路向中原大地传播，“南路经麦积山、泾州、广元、大足到乐山。北路经云冈、龙门、巩县、天龙山到响堂山。从这两路散布开去的艺术迹象来看，民族形式的飘带、衣褶及形体的更换、内容的蜕变各方面，是愈益接近中原，愈益充分表现了民族特色的”（《常书鸿文集》 敦煌研究院编）。同时，中原佛教艺术也有着经由敦煌西传的证据。古丝绸之路上库车、焉耆、吐鲁番、和阗、尼雅、米兰等地的佛教艺术，“从那些壁画的特质看来，标志着7世纪左右唐代风味极盛的用色、描法以及内含的对象与人物，我们无可怀疑地认定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向西域流布的反映”（《常书鸿文集》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艺术也接受着中原艺术的影响。孝昌三年（527年）前后，中原“秀骨清像”的风格传到敦煌，使莫高窟无论彩塑还是壁画，其中的人物由胖变瘦、衣着由少变多、造型由静态变动态。

　　“自古名山僧占多。”这一俗语反映了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既呈现地理上的廊道特点，又呈现地理上的圈层特点，而佛教石窟艺术的传播，又增加了特定的地质条件限制。最为核心的是，敦煌文化始终拥有深厚的中原文化积淀。西晋灭亡，中原大乱，许多中原世族大家、文人学士迁入敦煌、酒泉、凉州避乱，中原的儒家思想盛行于河西走廊以至于高昌。宋繇、张湛、阚骃、索敞、刘昞等都是敦煌著名的儒学家。敦煌地区出土的大量儒家经典以及魏晋十六国的墓画，都说明儒家思想在这里早已深入人心，并对石窟艺术产生深刻影响。应当说，敦煌文化以中华文化为主体，体现了中华美学精神，又汇聚西方及我国多民族文化元素，承载着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美好的精神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世界文明长河中一颗璀璨明珠”，敦煌文化蕴含着价值的通约性、美学的多样性，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具有重大的国际传播价值。

　　敦煌文化向西方扩散这一史实充满着不寻常和曲折性，既是中国文化史上伤心的一页，又是中华民族文化觉醒的标记。敦煌艺术、文书和敦煌学的回传，既饱含爱国学人对中华民族尊严的维护，又蕴藏他们对敦煌文化价值的重新发现和追认。这里面的故事已为人熟知，但有几个历史的细节不应当被忘却。一个细节是：藏经洞被发现的1900年，恰好也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洗劫北京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后来从我们伟大的艺术宝库中将帛画和写本骗至西方的伯希和曾来到北京，作为一位所谓的“志愿者”参与了法国军队的行动并受到法国政府的表彰。另一个细节是：1909年，伯希和敦煌骗宝成功后，学者罗振玉在伯希和旅京寓所中看到他拿到的敦煌写本，得知敦煌仍有数千卷子，即大力推动政府作为，由政府于次年将所余遗书尽数运达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帝国主义的掠夺激发了文化界、学术界的民族文化觉醒，也开启了爱国学人将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艺术、文书回传祖国的行动。这种用手抄、出版等方式回传敦煌文化的行动，是对敦煌文化价值的追认。而常书鸿从法国回国，其直接动因就在于敦煌艺术的感召。樊锦诗说过：“在法国留学期间，常书鸿先生在巴黎看到了法国人伯希和在莫高窟所拍摄的精美的佛教壁画照片，看到了吉美博物馆中所藏的由伯希和在敦煌以非法手段获取的出自敦煌藏经洞的绘画作品。这些祖国优秀的传统艺术作品使他十分震惊，使他感到有责任回到祖国研究、继承和发扬我国伟大的艺术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获得独立，人民获得解放，在莫高窟等本体得到有力保护的基础上，敦煌文化与国外交流、展示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敦煌艺术的对外交流纳入我国外交工作轨道。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敦煌艺术展、敦煌壁画艺术展、佛教文物展等在印度德里和孟买、缅甸曼德勒、波兰华沙、捷克布拉格、日本东京和京都、法国巴黎等地展出，得到参观者的喜爱和赞誉，促进了中外之间的交流。敦煌石窟艺术的传播，一方面为组织文物原件的展览，另一方面采取当时比较新颖有效的方式，如组织壁画临摹，石窟摄影作品拍摄及其展示、出版，拍摄和播放电影、电视纪录片，将介绍敦煌的文章翻译成外文发表等，摸索出一些成功的做法和经验。

　　新时代，人们的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的激励下，各方推动敦煌文化国际传播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必将进一步推动敦煌文化基本价值在交流互鉴中得到中外共认。“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的连续成功举办，标志着敦煌文化的国际传播获得突破。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也成为敦煌文化国际传播新的增长极。近年来，敦煌研究院在数字化展示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数字藏经洞”为海内外游客提供了线上观览的便利。“云游敦煌”小程序为海内外游客触达敦煌提供了窗口。据统计，截至2024年9月，“云游敦煌”累计访问量超过10亿，访客覆盖120个国家和地区。

　　敦煌汉简是敦煌文化传播上的另一增长极。多年来，敦煌汉简作为敦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在研究还是展示方面都取得重大成绩。比如近期举办的“墨韵文脉——甘肃丝路艺术珍品展”，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将简牍纳入其中，既是对简牍的重视，也是展览策划的重要创新。值得强调的是，承载着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敦煌文物可移动本体所构成的一个个展览，始终都处在传播价值的起点，让观众始终处在敦煌文化国际传播价值的核心圈层，这是一般的复制品、二创产品或衍生产品传播所不能完全达到的，也不是一般技术所能完全带来的。这是我们需要更多地在国外举办展览、让敦煌文化更好地促进中外人民心灵相通的重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