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的文化反哺

　　在迈向“数字化时代”的今天，许多消费品的数字技术含量是越来越高了，与此同时，技术产品对消费者个人在技能方面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例如，不掌握电脑使用知识，就无从进行电脑消费。有趣的是，在城市，“电脑畏惧症”使许多老年和中年人远离了电脑消费，而少年儿童却能很快成为电脑消费的行家里手。他们在电脑方面很快超过父辈有限的知识，并经常充当父母在电脑知识上的“老师”。除了消费技能，少年儿童在许多数字技术产品的知识和了解程度上也大大高于他们的父辈，“数字鸿沟”不但发生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而且也存在于代际之间。不仅如此，少年儿童也常常在消费时尚、观念和态度方面超越了他们的父辈。一句话，在消费产品日益数字化的今天，父母对子女“言传身教”的传统权威在消费领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人类学家马格利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代际文化——长辈楷模文化、同辈楷模文化、晚辈楷模文化。在长辈楷模文化中，长辈是少年儿童的行为、技能、知识和道德的楷模，少年儿童的成长主要得益于向长辈学习。在同辈楷模文化中，不论是成人还是儿童都向同辈学习，同辈之间构成彼此的楷模。在晚辈楷模文化中，除了少年儿童要向长辈学习外，长辈同时也向晚辈学习，因为晚辈在许多方面优于长辈。国内学者把这种后辈反过来教育长辈的现象，称为“文化反哺”(周晓虹)。


　　在传统社会，由于社会的相对封闭性，文化的延续更多是采取了代代相传、言传身教的方式。尽管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存在，但这种外来影响的途径却有限，造成的结果也较缓慢。因此，在这种社会中，少年儿童的社会化模式更多地呈现为“线性模式”，也就是说，少年儿童往往只是单向地从父辈那里学习生存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在这里，个人的威信和权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父辈对晚辈有着不容挑战的权威。在消费领域，关于消费什么以及如何消费，晚辈只能听命于长辈。可以说，在我国，这种“线性”的消费社会化模式，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世界打开了自己的大门，主动投身到全球化的浪潮中，并在资本、技术、商品和人力的全球化重组进程中找准了自己的坐标和比较优势。与此同时，知识和文化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外来的先进技术，我们传统的技术显得过时了。高级的外国消费产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的进口，立即使传统的国产产品相形见绌。不仅如此，正如黄平所说的，伴随着跨国公司的登陆和它们的营销攻势，以及外国电影和其他文化产品的涌入，西方的消费主义文化和消费生活方式更是对我们传统消费观念和方式产生了直接的冲击。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和逐渐普及的互联网，更使我们暴露在国际性的爆炸性增长的信息洪流中。“地球村”任何一个角落的飞短流长，都可以在电脑屏幕中即时捕捉到。而电视的普及，则影响到几乎所有的人。这一切，使我们的文化影响的途径多元化了、文化变迁加速了。


　　在这种多元化文化影响中，少年儿童的社会化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也就是说，从以往那种“线性社会化模式”转变为“网状社会化模式”。在线性社会化模式中，少年儿童的文化影响来源和途径主要是家庭和学校即“社会化制度”。但是，在“网状社会化模式”中，互联网、电视媒体、广告和购物中心成为新增的文化影响来源和途径，文化影响的来源和途径多元化了，形如网状结构。


　　以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为代表的新的社会化制度，在量和质两方面都与家庭(传统的社会化制度)不同。从量的方面看，父母的知识在互联网和大众媒体面前，显得如同“沧海一粟”。父母头脑里的知识量和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上的知识量形成巨大反差。从质的方面看，互联网和大众媒体所传播的往往是最为流行、时髦和前卫的观念和知识。父辈们由于工作繁忙，无暇跟踪网上的时尚和前卫观念，这就更使互联网等媒体所传播的观念和知识与父母所教导的知识和观念产生了反差。这样，“传统”与“前卫”的对立，便不可避免地通过代沟而呈现出来了。


　　今天的少年儿童当然始终还在接受长辈的教育和影响，但是，这种长辈影响多元化了，它不再局限于家长和学校老师，相反，越来越多的“匿名”长辈，包括国外和国内各地的，都在借助互联网等媒体和商品营销对少年儿童施加文化影响。与此同时，少年儿童同辈之间的相互影响的作用也前所未有地加大了。这一切，无情地稀释了父母的“行为模特”和“知识英雄”的色彩，削弱了父母的文化权威，导致了文化反哺现象的产生。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消费者研究工作室教授、博导，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博士) 来源:南方日报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