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中坚守艺术追求 袁运生：艺路60载归来仍少年

　　刚刚通航不久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以其独有的建筑风格和艺术氛围成为全球关注焦点。此时，一位参与新机场艺术品创作的老艺术家尤其受到公众关注。他就是曾在1979年为首都国际机场创作了壁画《生命的赞歌——泼水节》的袁运生。1979年10月《北京日报》接连刊登了《崭新的航空港》《喜看壁画的复兴》两篇文章，介绍这幅壁画作品并探讨壁画艺术的复兴。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在不同年代、不同事件中，坚持自己艺术追求的道路始终不平坦，但袁运生选择坚持自己的初心。

　　毕业创作引两位老师争执

　　1955年，袁运生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美院。走进这座艺术殿堂后，他发现自己首先面临艺术道路的选择。在彼时历史环境下，艺术造型观念一边倒，学习苏联。袁运生受老师董希文先生的影响，在学术观念上选择将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造型语言相结合。这个主张影响了袁运生一辈子。

　　还在央美读书期间，袁运生就成了“右派”，被遣往北京东郊的双桥农场改造。可天性乐观的他却将这段经历当作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他不仅在劳动中强健了体魄，还利用放羊、养猪等机会，画了十几本动物速写。更难得的是，在农场，他与江丰、李宗津、冯法祀等多位在艺术上有明确主张的先生们同住一间宿舍，在和先生们的思想交流中，他更坚定了自己的艺术主张。

　　两年后，袁运生回到学校继续学习。1962年毕业前夕，袁运生在江南写生两个多月，重振作画的信心，并在这次写生基础上创作了本科毕业作品——油画《水乡的记忆》。画面以苏州郊区的甪直镇为灵感，将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现代主义造型语言相结合，绘出了他对江南古镇的感觉。“有大量写生垫底，创作画面中的人物时不需要模特儿，甚至创作时连写生也丢到一边去，结果画出来却比写生更接近我的感受。可能，这就是真诚的力量。”老师董希文非常满意这幅作品，给出了满分5分，而主张全面学习苏联造型语言的李天祥给出了2分，两位老师争执不下，最终给了4+。“不久，批评这件毕业作品的文章登在杂志上，说这张画里的人被丑化了，我不禁哑然。也许，我丢掉真诚，就会取得赞美。”袁运生不愿背离自己的艺术主张，只是他没想到，为了这份坚持，他在之后的十几年里竟一事无成。

　　毕业之际，即便美术大家庞薰琴先生亲自来到央美要人，希望他可以去中央工艺美院从教，但最终他还是被分配到吉林省长春市工人文化宫，成为一名专门辅导业余绘画爱好者的老师。在长春，他一待就是18年。直到1978年，他接到了一个热情的邀约。

　　央美的老同学，当时已在云南站稳脚跟的丁绍光、刘绍惠、姚钟华、孙景波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前去西双版纳和临沧傣族地区生活、创作几个月。自由创作，这是一个久违的词，是他内心的渴望。他鼓起勇气向单位请假，一向惜才的长春市总工会主席贺英亲自批准，老同学费正借了三百元钱给他，终于促成了这次采风创作。

　　8月，数十个小时的周转颠簸后抵达昆明的袁运生，把前来接站的四个同学吓了一大跳。为了这次采风，他定做了大大小小一百多个油画框，把四个同学的空自行车全都装满了。同学们打趣儿，“你这是打了家具来卖啊。”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一次采风将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机场壁画裸体形象引大讨论

　　在云南的这次采风持续了四个月。第一次看到祖国西南边陲的风土人情，第一次仿佛回到学校里一样放松、全身心投入创作，毕业后第一次大量使用白描传统技法进行写生创作……袁运生画得忘我。

　　“我不得不压抑住兴奋，凝聚自己的感情，用更缓慢作画的办法来更精确地保留我的感受。我不断在自己的心中，也在画里设法塑造我的西双版纳。”袁运生笔下的西双版纳有丰富、浓郁，充满生命的植物群形象，更有单纯、多姿、质朴、爱美的傣家妇女形象。“这是一个既丰富而又单纯的线条世界——柔和而富有弹性的线条，挺拔、秀丽的线条，也有执着、缠绵、缓慢游丝一般的线条。”创作的激情喷薄而出，袁运生不停地画。采风尚未结束，他就在云南昆明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在当地引起轰动。随后，画展被邀请至北京中央工艺美院举办，获得学界关注。于是，当时已接到为首都机场进行公共艺术创作任务的中央工艺美院，向他发出了创作壁画的邀请。

　　“接到这个任务时，我想到的唯一题材便是泼水节。在一幅27米宽、3.4米高的巨大墙壁上，画一幅赞颂傣家人的精神、情操的壁画，对我来说，真是如梦一般美好的事。”袁运生回忆，傣族有丰富的民间传说，追求爱情、自由、幸福是这些故事最常见的主题。其中有一个关于泼水节来源的传说，特别吸引他。他根据壁画所在墙壁的实际情况和画面题材，决定在侧面墙上画出沐浴和爱情主题，两个姑娘健康、洁白的身躯出现在画面上，表达对人体美的赞赏，“在我看来，正是对自由的歌颂。”

　　1979年9月26日，首都机场壁画群落成，因画面中的这两个裸体艺术形象首先引起了媒体广泛关注。10月2日，北京日报刊登《崭新的航空港》对包括这幅壁画在内的机场艺术作品给予肯定和赞扬。但很快，关于是否应该出现裸体，文艺界热烈讨论起来。在专门为此召开的座谈会上，艺术家们各执观点，激烈探讨。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的傣族学生也被请来，对作品提出他们的观后感。也有人劝袁运生修改作品，将裸体去掉。袁运生真诚地向人们介绍他的创作主题、讲述他在西双版纳的所见所闻，倾诉他对这种文化的理解和热爱。他拒绝修改画作，坚持下来。

　　之后，多位文化主管部门领导纷纷前来实地考察。最终，大家给出了尊重艺术家、保留这幅作品的意见。10月16日，北京日报刊登《喜看壁画的复兴》深度报道，再次对机场壁画群给予充分肯定。

　　不过因为处于争论漩涡之中，首都机场曾一度在壁画前遮了幕布，但专程来一睹此画风采的人们还是络绎不绝。“我那时还是孩子，常看到有人故意蹭到幕布边上，掀开一角看壁画。”袁运生之子袁野想起当年的情景，不禁大笑起来。

　　赴美14年更坚定艺术道路

　　首都国际机场壁画改变了袁运生的命运。1980年6月，在东北待了18年后，青春已不再的袁运生被调回中央美院任教。1982年，他应美国国际交流总署邀请，赴美做访问学者，后来又留在纽约成为自由创作的艺术家。这一去，就是14年。

　　许多人以为他不会回来了，可袁运生在美国却以另一种方式清楚地看到了自己艺术道路该有的方向。

　　“刚去访问的时候，我被安排见了美国许多优秀的艺术家，包括抽象表现主义的灵魂人物之一威廉·德·库宁。”袁运生拿了自己在云南采风时的部分白描作品给德·库宁看，引起了这位荷兰裔美国画家的强烈创作欲望。“我想立刻画画了。”德·库宁当着袁运生的面开始了创作，创作结束画面还未干，他就把作画时使用的一支最大号油画笔送给了袁运生。“从这一次交流可以感受到，艺术可以跨越语言障碍，获得共鸣。而中国传统的白描艺术，也完全被现代艺术家所理解和接受。”在美国绘画交流的那些年，袁运生毫无疑问拓宽了自己的艺术创作思路，也学习了西方当代艺术的种种特色。“在美国期间创作的一些作品，有抽象的、有表现意味的，但这些探索并没有延续下去。”他在美国期间为塔夫茨大学创作的壁画就以中国传统神话《女娲补天》为题材，另一幅在美国创作的丝织壁挂《无题》也是在中国传统艺术思路指导下进行的创作。

　　“美国艺术界常常隔一阵子就一种主义压倒另一种主义，把‘变’看成最根本因素。美国艺术界还宣布绘画和雕塑已经死亡。我不认同。”袁运生觉得，这样的结论很可笑，他觉得是时候回到祖国了。这时，母校中央美术学院也向他发出了回校任教的邀请。

　　1996年，袁运生回到中央美院油画系，在第四油画室任教。时任央美校长的靳尚谊原本认为，袁运生对西方当代艺术非常了解，可以加强第四油画室现当代艺术方面的教学，并且专门安排了一次演讲，请他讲讲西方当代艺术。演讲那天，礼堂里坐满了人，大家等待着他对美国当代艺术各流派点评分析的激昂陈词，没想到，却迎来了一次主题为“我们必须走中国自己的路”的宣言。他呼吁，中国美术教育应该建立自己的教育体系。

　　走遍200多个县

　　寻找艺术本源

　　“回国后，我清晰地认识到，在艺术教育上走中国自己的路，将是我余生的唯一追求。”袁运生说。说到做到，他一开始上课就带着学生下乡考察、看石窟。“为什么看这些？造型艺术从素描开始，而高等美术教育中的素描对象全都是西方雕塑。若想建立中国的高等美术教育体系，首先得有本土研究素材做支撑。我国历史留存下来的众多雕塑朝代不同、材料不同、造型不同、风格不同，这些却从来没有纳入到教学中。”袁运生身体力行，组织了一支研究团队，要为重建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体系做准备。

　　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袁运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做古代雕塑的普查和遴选工作。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10年时间，他带队跑了陕西、山西、甘肃等19个省200多个市县的博物馆、石窟、文化遗址和寺庙。资金有限，他带领团队背着大包小包，火车倒长途汽车，长途汽车倒三轮车，奔走在山岭之间。更难的是，许多单位即便见到了国家文物局的信函，也不愿意让他们进去为文物雕像临摹。“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不客气，站在门口就吵起来。”袁运生笑着说，别看自己身材瘦小，但是脾气耿直，吵起来很有些气势，不达目的不罢休，不少单位怕了这老头儿，只好让他进去画画。

　　经过一段时间积累后，2002年，他提出“复制中国古代雕刻进入基础教学”的思路。2005年，他又进一步提出课题“中国传统雕塑的复制与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并在同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届文化部创新奖”，这项课题也因此成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2010年，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批示财政部、文化部、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对后续研究工作给予支持。国家一系列的支持，让袁运生更有了底气。

　　“不光临摹，还必须把这些雕像复制下来。”袁运生说，这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作，泥塑和带有彩绘的雕像无法翻模复制，可以复制的雕像类别本就受到限制，而且还要挑选造型水平高的造像。经过10年积累，如今他率领的团队已经以石膏原比例复制了山西南涅水石刻博物馆的29种佛造像、山东诸城博物馆的36种佛造像，复刻作品年代涉及北魏、东魏、北齐。他们还以青铜原比例复制了首都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山西永济蒲津渡遗址博物馆总计71件青铜器。被复制的青铜器，包括著名的商代青铜器后母戊鼎和唐代的两组黄河大牛。

　　2017年11月《北京日报》刊登一则题为《央美成立中国传统造型研究中心》的消息。这篇报道透露，袁运生被聘为该中心主任，将围绕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脉络与传承展开研究。

　　今年，袁运生已经83岁了，无法亲自带队奔波了，他关心的是，已经积累的这些素材如何进入教学体系，“这是个大工程，希望我能看到高等美术教育的教学中，真正用上它们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