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现到命名马踏飞燕何以震惊世人

　　2019年9月是国宝铜奔马发现50周年：1969年9月，甘肃武威县新鲜公社新鲜大队十三生产队社员在雷台下面南部开挖战备地道时，发现了一座墓葬。当时墓内遍地是排列整齐的铜车、铜马、铜人，内室有座棺木，里面盛放着两具尸骨架，骨架脚下堆放着几件陶罐。在昏暗的光照下，有人把这些铜车马当成了金人、金马、金车。

　　关于铜奔马的命名和马蹄下的飞鸟，长期以来也一直有着很多争论。到底孰是孰非？

　　近日，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王琦专门撰文，讲述了国宝铜奔马发现出土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并披露了命名渊源以及一些最新研究成果。

　　我国古代青铜艺术品中的罕见杰作

　　铜奔马，现藏甘肃省博物馆。马高34.5厘米、长44.5厘米、宽10厘米、重7.15公斤。其铸造工艺为范铸马身，然后再与马尾、马腿、蹄下飞鸟等部件分别铸合制作而成，铜腿内夹有铁芯以增强支撑力和强度，铸造工艺在当时非常先进。出土时残破不全，颈部有1厘米大小的洞孔数个，尾巴断裂，送到故宫博物院后由著名青铜器修复专家赵振茂先生进行了精心修复。

　　马的造型呈奔腾状，头微左偏，马头上饰雄胜，两耳如削，双目圆睁，鼻孔奋张，作昂首嘶鸣状，颈粗鬃长，胸广臀圆，足细蹄阔，长尾飘举，末端接结紒，三足腾空，右后蹄踏一展翅飞翔、回首惊顾的飞鸟。鸟的方形尾上有一凹坑，应为燕隼类。奔马以墨线勾勒鬃、须、唇、鼻、目、眉等处，口、鼻内涂朱红，牙涂白，眼内周角涂朱、眼珠涂白，黑墨点睛，然后视部位施彩以增强神态之生动效果，在马腹鞍边，残存有朱、白彩绘痕迹。奔马蹄踏飞鸟，表现出马行迅疾，在鸟惊回首的刹那，已经超越了流星般飞行的鸟。全身着力点集中于超蹑飞鸟的一足之上，鸟展开的双翅，恰好起到了支撑平衡的作用，准确地把握了力学原理。铜奔马铸造精美，构思巧妙，为我国古代青铜艺术品中的罕见杰作。

　　铜奔马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县城的雷台。雷台长106米、宽60米、高8.5米，面积12.4万平方米。长方形的夯土台上座落有雷台观，因其后殿中供奉有雷祖神像，因此，被称为“雷台”。

　　1969年9月，武威县新鲜公社新鲜大队十三生产队社员在雷台下面南部开挖战备地道时，发现了一座墓葬。当时墓内遍地是排列整齐的铜车、铜马、铜人，内室有座棺木，里面盛放着两具尸骨架，骨架脚下堆放着几件陶罐。在昏暗的光照下，有人把这些铜车马当成了金人、金马、金车。当时的生产队队长王红上叫社员不要外传消息，然后把里面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铜人、铜马、铜车等全部装进了麻袋，用架子车运到大队库房里封存了起来。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和考古工作者参与的情况下，这座古墓就这样被揭开了。那时正是特殊时期，由于对文物的不重视，古墓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墓室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木器、漆器、丝织品等一些容易腐朽器物的残留痕迹被破坏的无影无踪，只剩下破碎的陶罐和残余的铜钱，一些很有研究价值的重要资料消失了。

　　半个月以后，雷台下发现古墓的消息传到了武威县文化馆负责宣传、兼管文物的干部党寿山耳中，他当即约了武威县金羊区政法干事张有一起直奔雷台调查此事。据党寿山回忆：“我搞文物10多年了，像这样的大型墓还是第一次见到，墓里面是大量的铺地钱，还有部分陶器。另外，还有被翻乱的棺材板和一些人骨。”有着丰富经验的党寿山，马上得出结论：这样大规模的墓葬，不可能只有几件陶器，大量的铺地钱说明墓主人生前十分富有，他的随葬物品应该非常丰富，大批重要文物可能已经被人为转移。他们立即向公社领导作了汇报。

　　公社书记孙天庆听了汇报后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马上与党寿山赶往新鲜公社，召集干部社员开会了解到，因为生产队的两匹马前不久突然死去，大队想把这批铜器卖给废品收购站，换些钱买马搞生产，所以才对外保密。孙天庆当即明确指示：“这些古文物，不能变卖，更不能毁坏，公社要给上级反映。”在这关键时刻，为避免铜奔马等一大批文物遭到人为毁坏，这位公社书记可谓功不可没。

　　经过党寿山等人反复动员，并耐心解释这批文物的重要价值，生产队长才同意让他们看看那些藏匿在大队库房里的文物。见到这批珍贵文物时，党寿山惊呆了，由于保管不当，这批文物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铜奔马的尾巴断了，一些马的笼头和马蹄也断了。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破坏，他当即对所有文物进行了详细的登记，并将文物转移到文庙收藏保管，同时，向甘肃省有关部门作了专门汇报。

　　1969年10月，当时的甘肃省政治部文艺办、省文化局，委派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的岳邦湖、张学正、张朋川、胡守兰、宁笃学组成考古工作组，前往武威雷台墓葬进行考古调查和全面清理。考古人员进入古墓后，经详细勘查，首先明确了墓葬的结构（见图2），该墓葬墓门向东开启，由多个墓室组成，分前、中、后三个主墓室，前室向东由甬道和墓道构成，前室内有左右耳室相互对称，而中室内只有右耳室，没有左耳室，与其他墓室相比，后室显得较小，没有左右耳室。根据向当事社员群众调查以及事后的清理，得知葬具和随葬器物的位置大致如下：当时铜车马武士仪仗俑及铜奔马，排列整齐的陈放在前室右耳室及门外二层台上，在南璧二层台上放置陶楼院，前室左耳室门口放一件铜牛，中室的三面二层台上，有设计精美，造型独特的铜莲枝灯以及铜壶、铜尊、铜熏炉等生活用品，其右耳室放置大部分陶器。后室较小，是陈放棺椁的地方，支垫棺床的4件石龟还摆放在那里，在这里还出土了四枚带有“□□将军”印文的龟钮银印。经过对所有出土文物的清理归纳统计，墓中随葬文物有金、银、铜、铁、玉、骨、漆、石、陶器等231件，其中青铜武士俑17件，奴婢俑28件，铜马39匹，铜车14辆，铜牛一件。专家们认为，这些铜车马和铜俑应该是一支仪仗队。另外，还有铺地铜钱28000余枚，简直就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地下博物馆。

　　关于雷台古墓建造年代，人们找不到更多的文字记载，只能通过墓中文物来分析判断，目前有两种观点：一是由于墓中文物大都带有东汉末年的特点，而且铜马铭文上“左骑千人”官名和“凉州张掖县”的建制，只在汉代文献中出现过。因此，有些专家把雷台墓建造年代定在东汉末年；二是另一些专家在墓室的铺地钱里发现了新线索，墓中出土了一些不带金字旁的“五朱钱”，汉代“五铢钱”的“铢”字有金字旁。而魏晋时期铸造的“五朱钱”不带金字旁，因此，认为雷台古墓应建造于魏晋时期。

　　从古墓大批随葬品中不难看出，这位墓主人生前地位与身份十分显赫。墓葬在历史上虽然多次被盗，但仍然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虽然在这座墓葬中没有墓志铭和其他史料记载，对判断墓主人真实身份造成了许多困难，但是通过该墓规格以及出土铜车马仪仗俑队所显示的威武阵容，还有个别马身上刻有铭文“守张掖长张君前夫人辇车马将车奴一人，从俾一人”，俑身背后刻有铭文“张氏奴”、“张氏俾”，特别是四枚龟钮银印所提供的信息，表明这位墓主人姓张，是一位将军，还兼任过河西四郡之首武威郡郡首。

　　1969年11月3日和12月12日，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的魏怀珩、张学正又奉甘肃省政治部宣传组之命，先后来到武威。对墓室墓道再次进行了搜寻清理，在墓门口挖出了铜独角兽，墓道两侧清出部分壁画。清理过程中又新发现了两处盗洞，在中室盗洞下的土堆中，挖出一些小件金银器和骨器，表明古墓过去曾多次被盗。但由于盗墓者只识金银器而对青铜国宝毫无所知，使得铜车马仪仗俑得以完好保留至今，并最终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

　　之后，甘肃省有关部门决定把雷台出土的文物全部上调省博物馆保存，铜奔马也名列其中，因当时博物馆没有对外展出，铜奔马还没有被外界所知。

　　郭沫若先生在甘肃省博物馆临时负责人王毅的陪同下鉴赏铜奔马
1971年9月19日，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偕夫人于立群陪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宾努首相带领的政府代表团访问我国西北地区时，专门参观了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热情地接待了郭老一行，由当时省博物馆的临时负责人王毅介绍藏品。王毅同志解放初期跟随郑振铎（解放后第一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58年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一起接管北京故宫等文物部门，成立国家文物局后一直担任办公室主任，1962年服从国家安排支援大西北建设，从北京来到甘肃主持文物工作，与郭老早就认识，又是文物专家，因此，省上派他担当此次接待任务。王毅同志讲解有条不紊，郭老兴致勃勃，听得认真，看得仔细。

　　郭老是知识渊博的考古学家，又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金石学家，他每到一地，都要尽可能考察当地文物古迹和观赏出土文物。他对一些文物的判定和评价，无疑具有权威性意见。郭老看了很多珍贵藏品，对武威出土的这批青铜仪仗俑尤为感兴趣，看得时间最长。铜奔马牢牢地吸引住了郭老的目光，他让王毅同志将那件“铜奔马”从专门保管的柜子里取出，拿在手中从各个角度反复地观看了许久。这是一只正在急速飞奔的骏马，它的一只蹄子在奔跑中掠到了一只飞鸟的背上，飞鸟惊讶地扭转头回望，一个梦幻般的瞬间凝聚成永恒。

　　见过无数文物的郭老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惊叹于作品无可挑剔的形体姿态以及完美的平衡感，发出了“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就是拿到世界上去，都是一流的艺术珍品”的感慨。又向在场的人说：“我到过很多国家，看到过很多马的雕像，那些雕像最古的也只有几百年，从未见过超过1000年的，而我们的祖先却在将近2000前就制造出这样生动绝妙的铜像，无论从艺术构思的巧妙、工艺技术水平的高超，还是从结构力学角度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他又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一大批国宝。你们这里的国宝太多了，你们的责任就更重了，你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珍宝保护好！保护不好，就对不起全国人民，对不起党，也对不起我们的祖先，更对不起我们的子孙后代啊！”王毅同志问道：“郭老，铜奔马蹄下踩的这只鸟从形象特征和创作者的匠心来看，我们认为是只燕子。此鸟双翅较身躯略小，膀梢尖细，疾飞时膀梢向外与身躯平行，呈三叉式，这正是飞燕形象的反映。创作者意在用飞速最快的鸟衬托马速，而鸟中飞速最快者正是飞燕，能否将这一造型称作‘马踏飞燕’呢？”郭老略加思索后连声称妙，予以了首肯。

　　铜奔马优美的造型，一看就让人喜爱。既是一般人也一定会认为它是个好东西，更何况是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文物工作者呢？当时甘肃省博物馆的专家们就认定铜奔马是一件艺术价值很高的了不起的文物，早已另眼相待。以后铜奔马蜚声海内外，身价达到现在这样的高度，则是甘肃省博物馆的同志们始料未及的。

　　郭老到回北京后的第二天，立即约请了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到家，向他详细介绍了这批青铜俑的情况，尤其是铜奔马，并当场商定马上将这批青铜俑调京，充实北京故宫正在举办的出土文物展览。两天后，郭老在人民大会堂陪同周总理会见日本外宾时，又向周总理作了介绍，并说他已和王冶秋同志商定，把这批出土文物尽快调来北京展览。总理一边听，一边不住的点头微笑。并风趣地说：“很好嘛，你又发现了宝贝。据说故宫举办的出土文物展览参观的人很多，很多外国朋友也去看了，反映很好，影响很大，就是要不断地充实新的内容，效果才会更好，影响才会更大！”。

　　铜奔马在京展出后，立刻震动了史学界和考古界，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专家纷纷在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评赏文章，说铜奔马是“无价之宝”。

　　1973年，由郭老主持、王冶秋负责筹备中国对外交流大型历史文物展览，本来铜奔马并没有入选参展，后来法在国和英国驻华大使一再请求下，并经外交部长陈毅和郭老协调，铜奔马参加了到法国、英国的展出。

　　为了一睹中国马的风采，大英博物馆门口排起了长龙，英国观众将它誉为“绝世珍宝”、“天才的中国马”，参观者无不为之叹服。在美国展出时，铜奔马跃上巨幅海报成为文物展宣传的标志图案。国外报刊争相报道，称赞铜奔马“简直是艺术品中的最高峰”、“铜奔马已成了一颗引人注目的明星”；英国人彼得·霍甫科克在《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一书中说：“虽然这种‘天马’现在早已绝种，但是它的形象在汉、唐雕刻家和艺术家的手下则并未磨灭。其中最精彩的摹拟品，是1969年在丝绸之路上曾经是汉武帝的京城西安附近，被中国考古学家所挖掘出来的闻名世界的青铜飞马。”铜奔马使各国艺术家感到震惊，从此，“马踏飞燕“”名扬世界。

　　据1975年《出土文物展览》统计，自1973年4月至1975年8月间，铜奔马带着中国历史的辉煌，带着华夏民族的自豪，先后到法国、英国、日本、罗马尼亚、奥地利、前南斯拉夫、瑞典、墨西哥、加拿大、荷兰、比利时、美国共12个国家巡回展出，观众达500多万人次。郭沫若为此挥毫泼墨写下了“四海盛赞铜奔马，人人争说金缕衣”的豪迈诗句，郭沫若也从此被视为铜奔马的伯乐。

　　1973年，“铜奔马”入选邮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1992年邮电部发行一套JP32纪念邮资明信片，邮资图以铜奔马为主图，1977年发行了1997—3《中国旅游年》纪念邮票也以铜奔马为主图，并让它飞腾于长城之上，寓意深刻，耐人寻味。1996年联合国发行一套6枚邮票，其中也有铜奔马，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悠久的文化艺术。

　　随着铜奔马知名度的不断提高，学术界对铜奔马的研究也一度成为热门，它究竟是一匹什么样的马？两千年前的这个完美造型，为什么不是出现在文化昌盛的中原，而偏偏出现在偏远的河西走廊凉州古城武威？大宛的汗血马与古凉州，也就是今甘肃武威有什么关系？

　　据史书记载，汉民族有着悠久的养马历史，但是，战国以前养马主要是为了拉车。到了汉代，胸才大略的汉武帝决心加强军队中骑兵的力量，得知在遥远的大宛国有纯种良马，爱马的汉武帝立即派出使者，想用同等大小的金马购买大宛国的马，但大宛人杀害了使者，抢走了金马，愤怒的汉武帝向大宛国挥出了复仇之剑。公元前104年和公元前101年，汉武帝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两次发动对大宛国的战争，迫使大宛国采取议和的策略，给了汉王朝数十匹汗血马和几千匹良种马。随着西域好马的不断东来，武威成了重要的马匹繁育基地。东汉初年，还在武威特别设置了主管马匹的官吏，正职叫“牧师苑”，而副职就叫“弼马温”。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被封为弼马温牧养天马，这个官职就是截取于汉代武威牧马官员的制列。正因为武威有太多的好马，因此，两千年前，这里诞生了铜奔马的造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清华大学教授、国际亚欧科学院院士李学勤认为：“武威出土的铜奔马，是一件非常特殊的青铜器，它既不是一个实用的器物，同时它也不是一个专门为殉葬而制作的一种随葬品，它所象征的这种形象，就是大家都说的天马，也就是“汗血马”。翻开汉代的典籍，无论《史记》还是《汉书》，对于汗血马都有不少的记载，汉武帝曾经赐名大宛汗血马为“天马”；《史记·大宛列传》中说：“大宛在汉的西面，约一万里，大宛产好马，马汗如血，是天马的后代”。

　　还有的学者对铜奔马的步伐进行了研究，铜奔马一蹄踏鸟背，另外三条蹄腾越于空中，同一侧的两条腿同时向一个方向腾起，这在一般马的奔跑中是看不到的，这种姿态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对侧步”，据传说大宛马是走对侧步的高手。因此，有人根据铜奔马显现的对侧步造型认为，铜奔马的原型来自西域的大宛。但是，还有人认为，铜奔马的外形不仅显示了大宛马快速稳定的特点，同时也存在着蒙古马的一些特性，它的肌肉厚实，身体也略显粗壮，这说明它并不是纯种的大宛马。应是汉武帝当年引进大宛马后，跟蒙古马杂交，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国马，把两种体形上不相同的马结合在了一起。

　　1977年，甘肃酒泉丁家闸的十六国时期墓葬壁画中又发现了彩绘的天马图，一匹绘有红鬃赤尾，腾空飞跃在翔云中的神马，与铜奔马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铜奔马出土时，考古人员就发现它的头部和背部残留有明显的彩绘痕迹。时光斗转星移过去了近两千年，色彩随着青铜表面的锈蚀而逐渐脱落，再也看不到那些描绘在铜奔马身上五彩缤纷的图案了，但是，今天人们仍然能在马的眼睛、口唇、牙齿等处隐约见到当时曾经描绘过的痕迹，并在其他铜马处见到奔马纹和云气纹的彩绘，铜奔马身上的彩绘如不脱落，可能也是这个样子。

　　关于铜奔马的命名和马蹄下的飞鸟，长期以来一直有着很多争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铜奔马”说。铜奔马的造型雄骏非凡，它昂首嘶鸣，马蹄腾空，作风驰电掣般的奔驰，因而，称为“铜奔马”。因为是由青铜制成，也称“青铜奔马”，这也是对这具铜马俑最早的称法；

　　二是“马踏飞燕”说。虽然“铜奔马”的称谓比较直观明了，但王毅同志认为这具铜马俑的精妙之处是其后蹄下踏一飞燕，仅以“奔马”名之，显然不足以表现其浪漫主义意境，因此，将其称为“马踏飞燕”，以表明奔马正在作凌空掠过燕背的飞驰，并得到了郭沫若先生的首肯，之后，这个名字就广泛地流传开了；

　　三是“马踏龙雀”说。针对“马踏飞燕”之说，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铜马俑所踏飞鸟，从造型看不像是燕子，而是龙雀，因此认为应该是“马踏龙雀”或“马超龙雀”；

　　四是“飞燕骝”说，认为前面几种名称，看似有些道理，但细致品味便不难发现其中无一不带有明显的现代汉语构词特点。而“飞燕骝”这个名宁，无论从构词方式之严谨、还是切意之准确无一不符合汉代的特点。铜马足下有一鸟，其象征之意为人所关注。一提到马，人们很快想到奔腾如飞，而飞燕的速度同样也是无庸置疑的。历朝多有以燕喻良马之诗文，如南朝沈约诗有“紫燕光陆离”句，注：“紫燕，良马也。”梁朝简文帝诗云：“紫燕跃武，赤兔越空。”二句中赤免指良马，紫燕亦指良马。李善注谢灵运诗云：“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一名飞燕骝。”在古代，铜马足下的飞燕无疑是用来比喻良马之神速，这种造型让人一看便知其意，所以铜马应直截了当取名为“紫燕骝”或“飞燕骝”，此名恰合古意，最为雅致贴切；

　　五是“天马”说。持此说法的人认为，龙雀是风神，即飞廉，这是神鸟，岂能是奔马所踏之物？东汉张衡的《东京赋》中有“铜雀蟠蜿，天马半汉。”之句，是称皇宫内龙雀、天马两件对应的铜制陈列品，因此，这具铜马俑就是“天马”。《汉·礼乐志》中《西极天马之歌》曾记载，“天马足踩浮云，身可腾空飞驰”，奔马踏着飞燕，正是迢游空中的“天马”形象。

　　六是“马神——天驷”说。与前几种说法一样，“天马”说也受到了置疑。有人提出：“天马”在汉代专指大宛汗血马及与此有关的宫内陈列品。东汉明帝为置飞廉（即铜制龙雀）、铜马（即铜制“大马”）于洛阳，曾亲自出行到西安迎取，甚至不惜下嫁宗室女子，或令大军征战，才求得汗血马，是谓“天马”，为此作《西极天马之歌》，为帝王祭天礼乐之一，以歌颂汉家天子的功德。无论“天马”是指真马还是铜马，都只是皇室威仪的象征，臣民不可能享用，武威东汉墓主张姓将军不可能例外。因此，这具铜马俑应是“马神——天驷”。“天驯”指的是天上二十八星宿之东方苍龙七宿中的第四位星，名“房”，即“天驷”，亦称“马祖神”。秦汉以前人们都祟“天驷”为“马神”，自商周以来，征战中都少不了骏马，汉武帝时更加重视养马，因而就产生了对马祖神的崇拜与祭祀。武威汉墓主人张姓将军生前率骑戍边，供奉马神，死后殉葬铜制马神，当是很自然的事情。

　　对于这件铜马俑的名称，虽然以上种种说法都不无道理，但各种争议仍在继续，迄今为止始终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仍然称它为铜奔马或习惯的称马踏飞燕。

　　铜奔马是文物标本学的定名，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藏品定名的统一标准，历史文物定名一般包括三个部分：时代、款式、作者；特征、纹饰或颜色；类别、器形或用途。对于铜器，有铭文的以铭文为主。无铭文者，以其制作特点、出土地点或以纹饰为主。上世纪七十年代，省博组织出土文物赴北京故宫参加展览时，当时参加筹备展览的工作人员初仕宾（1984-1999年任省博馆长）按照考古学命名标准，根据器物的质地、形制，马风驰电掣般飞奔的形态特征，在送京文物档案上将这件文物登记为“铜奔马”。自北京展览时起，文物界开始使用铜奔马一名。铜奔马名称符合国家文物局关于历史文物定名标准，以后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入库登记卡、藏品档案、藏品总登记簿上名称均为“铜奔马”。1996年，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小组对一级文物藏品确认时对此名称也没有提出异议。

　　文物命名也是一个学术问题，文物在建档时命名一旦确定，除非存在明显错误，一般不做改动。铜奔马的名称已经使用了近50年，并被国际国内认可和接受，已成为享誉世界的文物明星。当然不可否认，“铜奔马”一名虽然简明扼要，但有马无燕，未惬人意。现在使用的铜奔马名称并不影响社会各界对其不断的探索和研究，民间如何称呼都是允许的，社会各方均可参与研究，各抒己见，这样既可以为收藏单位准确命名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也有利于深入挖掘揭示文物内涵和价值。马踏飞燕是它最初的名字，这个名字充满了诗情画意和浪漫主义色彩，随着其造型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既被人们所接受，早已先入为主成为约定俗成的名字，虽然后来有学者认为定名不太准确，也提出了各种新的名称，但都没有被叫响，只有马踏飞燕这个名字由于在当时的传播和影响力极大，已经深深印刻在一代人的脑海里，所以至今依然被人们广泛称呼。

　　然而，不管最终采用哪个名称，这具铜马俑终将是“中国古代艺术作品的高峰”，其大胆的想象和天才的铸造技能，为世界留下了一件罕见的艺术品。

　　铜奔马1983年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96年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国宝级文物。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珍贵文物。这匹飞翔的马不仅是古代匠人的杰出之作，而且也成为了中国众多文物的代表，成为古老中华文明的一种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