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尼亚出土瓷器中解码中国古代海上贸易

　　肯尼亚地处非洲东部，濒临印度洋，自古以来就是环印度洋贸易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献对这里的记载可以上溯到公元9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东非地区是西方列强东进的重要基地，在环球贸易体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这里作为东方瓷器参与环球贸易的一个中转地点和目的地，见证了中国古代瓷器贸易的风风雨雨。
　　历史上，包括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与肯尼亚及东非地区的交往是存在的。在肯尼亚的几处遗址中，均有一些元末明初或明代的中国瓷器。对肯尼亚出土中国瓷器的调查和研究，既是其历史地位的必然体现，也是中国古代外销瓷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让中国学者将研究视角伸向海外，并让中国考古走向世界的机遇。
　　肯尼亚沿海地区古代遗址出土中国瓷器概况
　　按照项目要求，北京大学调研小组于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间赴肯尼亚开展第一次调研工作，后又在2012年7月和2013年7月两次前往肯尼亚，对肯尼亚沿海地区部分以前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古代遗址中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考古学调研。由于肯尼亚对以往发掘出土的资料保存较好，成为我们开展调研工作的基础，整理的资料来源主要集中在几个地点：蒙巴萨市耶稣堡博物馆(Fort Jesus)及肯尼亚国立博物馆滨海考古部的库房；拉穆岛拉穆城堡(Lamu Fort)和格迪(Gedi)古城遗址博物馆。
　　三个年度我们共调研和整理了37处古代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其中包括一些世界知名的斯瓦希里(Swahili)遗址，有蒙巴萨市耶稣堡(Fort Jesus)遗址，马林迪市格迪古城遗迹(Gedi Ruin)，另有拉穆岛拉穆镇遗址(Lamu)、帕泰岛帕泰遗址(Pati)、曼达岛曼达遗址(Manda)、姆纳瑞尼(Mnarani)、马林迪老城(Malindi old town)、蒙巴萨老城(Mombasa Old Town)、拉穆岛希拉(Shella)、基里菲(Killfi)等遗址，此外，还调研了蒙巴萨耶稣堡博物馆，拉姆博物馆和格迪古城遗址博物馆3个博物馆中收藏的出土地点不明的中国瓷器。共整理古代输往东非的中国瓷器9552件(片)，及日本、欧洲瓷器55件(片)。另外，北京大学考古队对曼布鲁伊等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1060件中国瓷片也进行了整理，共计10607件(片)，拍摄照片近20000张，绘制线图1200余张。
　　调研工作采取的主要方法是调研人员根据自己的认知能力对各遗址出土的瓷器进行鉴定，确定出土瓷片的时代和产地。因此，调研人员尽量集中了各地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并在调研中对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与在国内收集的瓷器资料库进行了充分的对比，同时有多位肯尼亚国立博物馆的学者参与我们的工作。我们对出土瓷器的鉴定还辅以科技手段，北京大学崔剑峰副教授两次到肯尼亚对部分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了现场测试，主要对样品釉面进行分析，共获得可以用于统计的10个元素数据，包括Zr、Sr、Rb、Th、Fe、Mn、Ti、Sc、Ca、K等。对于部分元代的青花、釉里红瓷器，以及耶稣堡博物馆展陈的青花瓷器又进行了釉下彩的成分分析，以判别其所用釉下彩料的来源或时代，共提取数据一千余项。
　　对于肯尼亚沿海地区我们调查的37个遗址每个遗址中出土的中国瓷器，我们都作为一个个案单位来对待，在鉴定了产地和时代后进行了详细的统计。最后，再将肯尼亚沿海地区出土的所有中国瓷器作为一个整体，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可以清楚看出中国瓷器输往东非乃至整个印度洋地区的阶段性和特点，从而对古代瓷器的外销有了新的认识和突破。
　　肯尼亚沿海出土中国瓷器反映的阶段性历史
　　以肯尼亚沿海地区为代表的东非斯瓦希里海岸地区，在古代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贸易圈以及后来的环球贸易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此地出土的中国古代外销瓷器进行研究，可以考察中国古代海上贸易整体情况的兴衰变迁。
　　从我们在肯尼亚调查的几个遗址中出土的中国瓷器看，大体可以看到中国瓷器输入东非地区乃至环印度洋地区有几个高峰时期：
　　(一)晚唐五代到北宋初期(公元9—10世纪)
　　东非地区是中世纪以来环印度洋地区繁荣发展的海上贸易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或者称为端点。我们在考察中发现，在肯尼亚沿海地区的遗址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公元9世纪长沙窑瓷器、公元9到10世纪的越窑瓷器、广东产青瓷器和部分北方地区的白瓷及早期安徽繁昌窑的白瓷器，即学界通常所说的“四组合”。
　　早期的中国外销瓷器主要集中在拉穆群岛地区(Lamu archipelago)，在拉穆群岛帕泰岛(Pate island)的上加遗址(Shanga)和曼达岛上曼达遗址(Manda)中都发现了公元9世纪的长沙窑瓷片。
　　早期的资料以上加遗址为重点。上加遗址位于拉穆群岛的帕泰岛上，为一处存在于8世纪中叶到15世纪初的斯瓦希里聚落遗址。上加遗址共出土中国瓷器360片以上，瓷器类别有碗、盘、折沿盘、板沿盘、瓶、罐、执壶、盏、洗等。釉色品种有青瓷、白瓷、青白瓷、青花瓷器等，生产地有长沙窑、越窑、定窑(邢窑)、繁昌窑、景德镇窑、福建窑、广东窑，时代从公元8世纪中期到19世纪。由于发掘距今已有较长时间，资料已有所散失，我们收集并调研的材料有335片。我们调研发现的公元9—10世纪的长沙窑瓷片共计19片，其中17片为晚唐时期的产品，只有两片为五代时期的产品。遗址中出土的越窑瓷器共计36件，其中属于公元9—10世纪的19件，这19件当中只有2—3件是公元9世纪的，其余均为公元10世纪的产品。从其他地区发现的资料看，公元9世纪最主要的输出品是长沙窑瓷器，而到了公元10世纪时长沙窑已衰落，基本退出了外销的行列，被此时盛烧的越窑所取代，这一点在东南亚发现的一些沉船中也可以观察到，肯尼亚的发现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肯尼亚当地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数量和各遗址中发现的中国瓷片数量都表明：从晚唐到北宋初期，中国瓷器通过海路的外销从创始阶段迅速达到第一个高峰。不过在早期阶段，中国瓷器的输入大体上是通过转口贸易输入的。与此后的各阶段相比，公元9—10世纪在肯尼亚发现的中国瓷器，从发现的地点和数量看都还比较少。从技术上及规模上，当时可能还达不到直接贸易的程度。
　　中国输往肯尼亚的瓷器，自公元9世纪开始，基本上是相延不断的。2010年，北京大学与肯尼亚国立博物馆联合考古队第一次对位于肯尼亚马林迪以北11公里的曼布鲁伊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了公元11世纪以降的文化层。发掘出土了一些当地生产的陶器，据肯方学者鉴定，至少可以早到公元11世纪，这次发掘发现了中国瓷片229件，其中南宋时期的标本凤毛麟角，属于公元12世纪的中国瓷片只有一两片。从这种现象可以推断，北宋中后期到南宋末期(公元11世纪中叶—13世纪中叶)，尽管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始终在进行，但是总体上讲，这个阶段是海上贸易的一个低潮。
　　这很可能与当时占据马六甲海峡的三佛齐王国先后与爪哇岛的马打兰王国和位于印度的注辇王国发生战争有关，这些战争，使沟通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水道马六甲海峡处于交通不畅的状态，从而阻滞了当时环印度洋的海上贸易，特别是阻滞了中国瓷器的输出。这是我们研究外销陶瓷阶段性的一个新问题，也应在环印度洋的其他遗址调查中予以关注。
　　(二)南宋末期到明代初年(公元13世纪后半叶到15世纪初)
　　从南宋后期开始，东非发现的中国瓷器再次进入了大规模的增长时期，尤其以元代的输出量最大。
　　器物的品种主要是龙泉窑青瓷，少量的景德镇产青白瓷和福建地区的青瓷器及青白瓷产品，也有少量景德镇产的精美元青花和釉里红产品。我们的调查表明，肯尼亚的南宋后期到元代前期中国器物还较少，在总数9552件当中只有71件，占0.7%；到元代中期以后中国瓷器开始出现大幅增加，总计658件，占6.9%；部分器物的质量相当高，或许带有官方贸易的性质。
　　一般认为，历史上蒙古人第三次西征中建立的伊尔汗国与中央大汗基于血缘关系，可能形成了二者之间密切的海上交通，从而掀起了中国与印度洋地区海上贸易的又一次高峰。
　　我们以肯尼亚马林迪市附近著名的格迪古城(Gedi Ruin)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的统计数字，来看元代到明初中国瓷器销往非洲的情况：
　　格迪古城位于肯尼亚沿海地区中部马林迪(Malindi)市西南约15公里处，其兴建于公元12或13世纪，逐渐成为一个有3000左右人口的繁荣的聚落，到公元16世纪末期这个聚落突然消亡了，格迪古城的突然废弃也成为一桩悬案，至今并无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格迪古城却被相当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我们对古城发掘出土的全部中国瓷器进行了调研，共计调查中国古代瓷器1257件(片)。
　　从产地看，在古城总计1257件出土中国瓷器标本中，景德镇窑瓷器469件，占总数的37.31%；龙泉窑瓷器737件，占总数的58.63%；福建窑口瓷器30件，占总数的2.38%；广东窑口瓷器14件，占总数的1.1%；磁州窑瓷器1件，占总数的0.07%；不明窑口瓷器6件，占总数的0.47%。
　　从时代看，除去6件不明窑口和时代的瓷片，在总计1251件调查的可断代的瓷器中，南宋瓷器共计2件，均为景德镇窑青白瓷，占总数0.16%。元代瓷器共计289件，占总数的23.1%。其中福建窑口瓷器30件，占该期瓷器总数的10.38%；龙泉窑瓷器256件，占该期总数的88.58%；广东窑口瓷器两件，占该期总数的0.69%，磁州窑瓷器1件，占该期总数的0.35%。可见元代的输出品主要是龙泉窑瓷器。
　　元代末期到明代初期(公元1333—1402年)，总计调查217片，占总数的17.35%。其中龙泉窑(含龙泉窑系)瓷器182件，占该期总数的83.87%，景德镇窑瓷器35件，占总数的16.13%。
　　明代早期瓷器(洪武到宣德，公元1368—1435年)共计292件，占总数的23.34%。其中景德镇窑明代洪武到天顺时期瓷器两件，占该期总数的0.68%；龙泉窑明代早期瓷器290件，占明初瓷器总数的99.32%。
　　元代到明代早期输往东非地区的瓷器，与东南亚地区的考古发现不同，那里大量发现的是福建地区产品，这里相对少见；但是龙泉窑瓷器的数量很多，既有较粗的产品，也有一些质量很好的器物，包括明代初年的官用龙泉瓷。这似乎与郑和船队的到达有关。
　　许多西方学者和肯尼亚学者都认为，中国人真正到达肯尼亚是在郑和第五次航海时。而我们现在看到，在元代到明初时期，东非的中国瓷器贸易是一种广泛而大量的输入，很难证明当时没有直接的贸易。事实上，元代著名的旅行家汪大渊就曾经亲自到达过东非地区。
　　(三)明代中期的成化、弘治、正德年间(公元1465—1521年)
　　明初的外销高峰大体止于宣德(公元1426—1435年)后期，从这时开始，明政府停止了航海活动，进而推行海禁政策，因此，从宣德后期到成化前期(约公元1430—1470年)，在海外仅发现了极少量的中国瓷器。但从明中期开始，中国瓷器在格迪古城和北京大学考古队发掘的曼布鲁伊遗址(Mambrui)中有一个突然增加的现象，并达到了一个小高峰。
　　格迪古城出土中国瓷器的统计显示，明代中期的瓷器共100件，约占总数的7.99%。景德镇窑的青花瓷器占了绝对多数，共计90片，占该期总数的90%；龙泉窑瓷器4件，占该期总数的4%；广东窑口瓷器6件，占该期总数的6%。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到明代中期时，景德镇瓷器已取代龙泉窑，成为最重要的外销瓷品种，此时龙泉窑还有零星的外销，但这已是肯尼亚出土的最晚的龙泉窑瓷器，此后就绝迹了。
　　到了明代成化(公元1465—1487年)后期，中国瓷器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并很快达到较大的规模，这应该是受到当时明朝境内某些因素的影响，如货币的银本位化而导致的银荒，明代生产中商品化程度的发展，使沿海地区的走私贸易迅速发展起来等。这种现象在东南亚地区也有较强烈的体现，属于贸易体系的整体表现，并非东非地区特有现象。
　　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于公元1453年至1683年间进入了其历史上的全盛时期，它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地区建立了发达顺畅的贸易路线。再加之当时中国沿海地区走私贸易环境日益发展，最终促成了明中期这一高峰的出现。
　　(四)明代后期嘉靖、万历时期到清代前期康熙中期(公元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末)
　　这一时期是大航海时期出现的国际贸易体系，特别是环球贸易体系中的中国外销瓷器。其中又以明万历时期(公元1573－1619年)和清康熙时期(公元1662－1723年)为高峰期。我们在肯尼亚整理的这一时期的主要产品种类是景德镇民窑的青花瓷、彩瓷，漳州窑青花瓷，景德镇生产的一些精品瓷器以及一些广东产的大罐等，还有少量的德化窑、广彩瓷器。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还有一些日本瓷器，当时是当作中国瓷器输入的。
　　公元1498年1月，达·伽马的船队绕过好望角，1498年4月，葡萄牙人登陆马林迪。在整个16世纪，马林迪人和葡萄牙人始终保持合作关系。马林迪城成为葡萄牙人在莫桑比克以北地区的活动中心。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葡萄牙人控制了整个东非海岸。
　　在我们调查的肯尼亚出土的9552件瓷器中，明朝嘉靖到天启时期的共有542件，占总数的5.7%，与元代近百年的数量略同。而在格迪古城出土的中国瓷器中，明后期(嘉靖到天启，公元1522—1627年)瓷器351件，占总数的28.06%。景德镇窑瓷器345件，占该期总数的98.29%；广东窑口瓷器6件，占该期总数的1.71%。在345件景德镇瓷器中，嘉靖时期的共97件，占28.1%；万历时期的共241件，占69.86%；天启时期的7件，占2%，足见明朝万历时期是葡萄牙人控制的环球贸易的高峰时期。尽管葡萄牙人于16世纪初就来到中国，但明政府拒绝他们登陆，所以他们在沿海地区开展了近半个世纪的走私贸易，在东非较少发现这时期的瓷器，表明葡萄牙人并未完成大规模环球贸易的开通。公元16世纪后半叶(嘉靖后期到万历年间)，东非地区较多出土的景德镇青花瓷器，表明葡萄牙人已经全面控制了环印度洋地区的贸易。这为我们了解葡萄牙人所开展的环球贸易的阶段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证据。
　　清朝康熙年间是东非地区中国瓷器的又一个外销高峰，这时的葡萄牙人已经被挤出贸易的主流，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国到欧洲的贸易，并在清朝康熙年间达到高峰。这与公元1652年荷兰在好望角建立殖民地密切相关。这期间中国瓷器输出的规模大、数量多，产品主要是当地使用的日用瓷器，这种情况可以从在南非发现的中国瓷器的情况看出。而葡萄牙人控制的肯尼亚发现的清朝康熙年间的瓷器较多，与这一时期总的瓷器输出的大环境相关，表明葡萄牙人依然从事少量的瓷器贸易活动。但在肯尼亚发现的清朝康熙时期瓷器，不同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营的那种较精美的景德镇瓷器，而是比较普通的景德镇民窑瓷器。这说明，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可能与景德镇的某些特定的制瓷作坊有着固定贸易关系，而这些作坊在产品质量上比其他作坊更为精致。
　　公元1698年(清康熙三十七年)，葡萄牙人被阿曼苏丹国彻底赶出了东部非洲。东非沿海地区在印度洋上的中转站地位丧失，尽管当地还有一些清中期(乾隆时期)景德镇瓷器出土，晚清时期也有一些，但数量上已经不能与康熙时期同日而语了。
　　中国瓷器外销与海上贸易的历史
　　通过对肯尼亚沿海地区发现的中国瓷器的调查，我们可以就以下几个问题更深入地探讨中国瓷器外销和海上贸易的发展历史。
　　(一)关于明初中国瓷器输出的间隔期
　　1958年英国学者汤姆·哈里森(Tom Harrisson)指出，在加里曼丹岛西南至东北上百英里的海岸线范围内，没有发现任何明朝人在当地活动的痕迹——连破碎的明代瓷器也没有，但是却有上百万片他们认为是宋元的瓷片。基于此，他提出“Ming Gap”这个词，也就是明初瓷器输出间隔期。
　　2004年，曼谷大学东南亚陶瓷博物馆馆长布朗(Roxanna Brown)在她的博士论文中肯定了“Ming Gap”的存在。她通过梳理东南亚水域发现的15艘沉船出水的瓷器，提出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在公元1325年至1380年之间中国外销瓷有一段考古上的缺口；二是公元1352年至1487年的一百余年中没有外销的中国青花瓷。布朗博士的观点在学界迅速引起反响，“Ming Gap”一词甚至成为明初中国瓷器外销状况的通识，并认为这种现象是由明朝统治者的海禁政策所致。
　　我们看到，元末到明初青花瓷器很少的现象在东非沿海地区部分得到了印证。然而，布朗博士主要基于东南亚水域发现的沉船所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并不十分准确。毕竟水下考古所发现的资料很难做到连续性，如果真正想得出中国瓷器按时代输出的规模，对有连续堆积的古代贸易遗址的考古发掘，更能说明问题。
　　我们在肯尼亚沿海地区的调查表明，在元末到明朝洪武时期(即公元1325年至1380年之间)，外销瓷器在考古上的缺环，仅仅是因为目前发现的沉船资料不能覆盖这一时期，但是在陆地上的发现，足以弥补这一缺环。
　　首先，通过前述的格迪古城出土的中国瓷器的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在元末到明初这一时期(公元1333—1435年)，我们调查的格迪古城出土的可判定时代和产地的1251件中国瓷器中，有509件属于这个时期，占了总数的40.69%，可见，这个时期输往东非的中国瓷器，不仅不是一个空缺的时期，而且是持续大规模地运抵肯尼亚。“在1325年至1380年之间外销瓷有一段考古上的缺口”这一观点并不能成立。此外，布朗博士所提到的从元末到弘治时期(即1352—1487年)没有青花瓷的出口也是不完全正确的。这期间肯尼亚沿海不仅发现了众多这时期的龙泉窑瓷器，而且也有元代后期景德镇的青花瓷和明洪武时期的釉里红瓷器。
　　其次，在格迪古城出土的属于元末明初的509件中国瓷器中，有472件是龙泉窑瓷器，占出土中国瓷器的92.73%。这可以说明，这时龙泉窑的外销规模远远大于景德镇。所谓“Ming Gap”的问题，实际上与对龙泉窑瓷器的认知有关，明初所谓中国瓷器外销的缺环，实际上是因为学界过去把大量明初的龙泉窑瓷器断代为元代，因此才有这样的缺环的认识。实际情况是，明初中国瓷器的外销规模并不小，仍以龙泉窑瓷器为主。
　　进一步说，在检讨了从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地区的许多遗址发现的中国瓷器以后，容易让人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许多学者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所得出的郑和下西洋时期为新的贸易高峰期的结论，与此时期考古材料零星发现的情况并不相符。因此，这也引起人们对郑和下西洋性质的认识和当时实际贸易规模是否足够大的质疑。经过近些年的研究和考古新发现的资料，人们逐渐发现，在元末到明初这一时段内，中国瓷器的外销其实并不稀少，龙泉窑瓷器在外销中扮演了主角。造成上述误解的原因在于，过去一段时间里学界对龙泉窑元代后期和明初的产品尚不能很好地区分，因此将大量明初的资料断代为元代甚至是南宋，从而混淆了事实。其实如果能够正确地识别元代与明初的龙泉窑瓷器，再辅以统计分析，则可让我们得出结论：明代初期仍然延续着元代以来中国瓷器外销的高峰。郑和航海是与经贸活动相伴随的。
　　(二)明初龙泉窑的输出带有官方色彩
　　200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联合发掘了龙泉市大窑枫洞岩窑址，确认这里就是文献记载的明初生产御用瓷器的地点，使我们对明初用于贡御的官器有了较清晰的认识。这些器物制作精工，胎体厚重规整，釉色青绿，釉层较厚，匀净光润。特别是底部支烧所形成的刮圈非常规整，与一般民用器物有明显区别。根据这些特征，我们识别出肯尼亚沿海地区出土的一些明初龙泉窑瓷器为官器。如在乌瓜纳(Ungwana)遗址出土的一件青瓷刻花折枝莲纹盘，伊沙卡尼(Ishakani)遗址出土的青釉刻花碗，格迪古城遗址出土的青釉印花团花纹碗，上加遗址和曼布鲁伊遗址也出土了官器的残片。
　　我们曾经对明初龙泉生产的官用青瓷做过一些调研，发现即便在明朝一些最重要的功臣墓葬中，如徐达家族墓、沐英家族墓以及其他一些王侯墓葬中，也几乎不出土这类龙泉官器，这证明了其供宫廷使用的专一性质。而在海外的一些重要遗址中，如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托普卡比(Topkapi)皇宫博物馆中，收藏有相当数量的这类瓷器。这似乎说明明初的龙泉窑瓷器曾较多地用于海上贸易，其中的官用瓷器则有一部分是专门用于出口的。由于这类器物是由政府下样，而且记载龙泉贡御的文献又在《大明会典》的工部条下，因此可以初步判定，龙泉生产的青瓷官器是由工部委派烧造的、可能用于官方活动和赏赐的器物。明永乐时期龙泉官器中特别流行的大盘子，至少有一部分可能是专门为了郑和航海制造的，在航海活动中用于赏赐所到之处的各地统治者。
　　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些发现又反证了郑和下西洋时曾经到达过肯尼亚沿海地区。以往有中国学者通过研究《郑和航海图》中所绘出的东非地区的14个地点，指出可能有7处是其实际登陆的地点，而其中标注为“慢八撤”的地点应该就是今天的曼布鲁伊。恰好我们在曼布鲁伊遗址的发掘中还出土了一片永乐时期的景德镇官窑青花瓷片和一枚“永乐通宝”铜钱。诸多考古资料相结合，成为郑和曾经到达过东非肯尼亚，其中一个登陆地点就是曼布鲁伊的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