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忱：投机取巧必会失去艺术本身的价值

由广东省文联主办，广东省书协、广州图书馆承办的“可居墨稿——王贵忱书法展”开幕式，将于2016年3月25日10时在广州图书馆展览厅举行。
　　这次展览将展出王贵忱先生从1954年至今各类书法作品120件，包括古籍的题跋、抄写的书稿、砖拓、砚拓、书写的对联和诗词等。
　　今年89岁高龄的王老先生，不仅是我国著名书法家，也是杰出的古文献专家、钱币学家和大收藏家。早在几年前，他已将自己毕业所藏的绝大部分古籍善本、文献资料和艺术品捐给了国家。
　　19日，南方日报记者来到王老先生的住所，围绕老先生的所学所藏对其进行了专访。
　　简介
　　王贵忱，1928年7月生。常用笔名：可居、银州。辽宁铁岭县城（今为铁岭市银州区）人。中国著名古文献版本学家、古钱币学家、金石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和收藏家，中国当代学界的一位通才式学者，被潘景郑先生誉为“魁奇之士”，是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的《文献家通考》一书收录的1700多人中唯一健在的人。现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学术委员等。2007年入选“当代岭南文化名人50家”。
　　王贵忱居住岭南60多年，曾先后担任粤东交通银行经理、汕头地区建设银行行长、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等职。
　　“文德路大学”毕业生
　　王贵忱的书斋“可居室”高居广州闹市一栋30层的住宅楼，从室内120度拐弯的大窗户往外看，珠水两岸的无数风景尽收眼底。
　　记者与王老的交谈居然是从一块砖头开始。“原来你老家是河源的，我以前在粤东交通银行任职，就到过河源县（现为市），还在靠近龙川的一处江边捡了一块砖头。”王老在问清记者的家乡后掩不住一脸兴奋。“砖头上刻着‘德祐丙’三个字，后经考古研究，这是宋恭宗德祐二年的贡砖。估计是当时准备用来建州府用的。迄今，在河源只有我发现过一块这样的砖头。”
　　不过，这件珍贵的文物后来被王老送给了一位朋友。“我已年近九旬，在前面数十年的学习和工作中，这样的经历数不胜数。从这块砖头我们可以学到一个道理，不要忽视身边任何一件老东西，它们身上可能潜在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正因为比别人提早明白了这个道理，王贵忱从年轻时就开始注意收藏这些对自己的研究和学习有帮助的东西。
　　广州的媒体曾以《王贵忱：广东的好东西都在我这》为题发过一篇先生的专访。熟悉老先生的业内人士都知道，这并非夸夸其谈。在文化界，王贵忱是学者眼里“连通古今、横贯硕儒的通常之士”，是我国著名的古文献版本学家、古钱币学家、金石学家、历史学家及书法家，而围绕着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老先生从“弱冠之年”开始，就“一路走、一路学”，“一路学、一路藏”，“一路藏、一路捐”，是业内公认的元老级收藏家。
　　少年失怙的王贵忱是由外婆拉扯大的。由于家穷，在一位好邻居的帮助下勉强读到初小（相当于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如此可怜的一点教育背景，让外界人士对王老先生今天在学界显赫的身份颇为不解。
　　“我今天能够在钱币学、古文献学等方面学有所成，全是靠后天学习积累的成果。”王贵忱先生在记者面前笑称自己是“文德路大学”毕业的学生，他真正进入对中国文史、考古的学习和研究，是从到了岭南后开始的，广州的文德路就是他的学习根据地，几十年来他收藏的很多古籍善本都是从那里的旧书店淘来的。正是靠着古纸堆里扒来的一点一滴的知识，为我后来的相关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要进行考古研究，不但要求自己有渊博的知识，还必须懂得借助各种各样的工具书和实物资料。正是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学术研究的需求，王贵忱把自己所能够得到的古董文献都非常小心地收藏起来。不能收藏的，他就把上面的图文拓成拓片，再进行研究。
　　王先生收藏的渠道主要有几种：一是到古玩市场和旧书店里边淘，几十年前国内的艺术品市场尚未起来，因而，市场上流通的旧文物和古籍善本不仅价格便宜，而且很少假货；二是与朋友交换，上世纪80年代，王老就曾经用徐悲鸿的手卷与别人换取曾国藩的书札，就当时的市场价值来说，徐的手卷比曾的书札贵，但是因为这批手札是曾国藩晚年致李瀚章、李鸿章昆仲的书信和附片，具有丰富的资料价值，所以王老坦然接受；三是到一些有文物出土的地方靠运气捡，王老收藏的很多老瓦片、老砖头，就是这样捡来的。
　　毕生所藏都捐献给国家
　　在文化界，王贵忱是杰出的收藏家，亦是著名的善长仁翁。
　　据其儿子兼学术助理王大文透露，先生毕生所藏以古钱币和古文献两大块为主，还兼有金石、书画等其它方面的珍品。
　　“像砚台、铜镜等其它古董，上面都有一些铭刻记载，可以拓下来进行研究，我也很喜欢，但收藏的数量很少，只有零星几件。”王先生对记者说，这辈子到底收藏了多少东西，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只知道绝大部分都捐给了国家或者送给了治学有需要的同道中人。
　　王老迄今到底给公共机构捐赠过多少藏品，或许连他自己都数不过来。
　　早在上世纪60年代，王贵忱就把自己收藏的五册嘉靖本《周易程朱传义》捐给中山图书馆。此后，他继续不断地把自己家中所藏的各种宝贝往外捐：1980年，将明嘉靖版白绵纸刻本《韵谱》五卷、明刻《七修类稿》三十四卷残本捐给中山图书馆；1980年将蓝鼎元著作捐给汕头图书馆；1989年将袁崇焕史料捐给东莞市政府……
　　近十年来，王先生有两次“最慷慨”的捐赠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一次在1999年，先生把耗费半生精力从全国各地收集的600多册古钱币文献资料捐给了中国钱币博物馆，后来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另一次在2011年，他又把包括红印本《定庵续集己亥杂诗》、明万历刻本《古史六十卷》（苏辙撰、莫伯骥跋）在内的807册古籍文献献给了自己的“老东家”广州图书馆。除此以外，先生还将90余件张之洞的真迹和100多件罗振玉的真迹捐给了广图。为此，先生自己不止一次地对外坦言，已经把自己的全部家底都捐了出去。
　　在近现代史上，把藏品捐给国家的学者和艺术家并不少见。王贵忱为何如此慷慨，他自己说出来的理由极其简单：“留在身边，怕自己保管不好，”还说“留给孩子不一定是好事”。
　　有艺术品市场是好事
　　作为一名书法家，王贵忱先生的书法作品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有一大帮“粉丝”在追捧收藏。而近十年来，随着国内的艺术品市场日益火爆，其书法作品的市场价格更是一路飙升。
　　“没想到，我自己就是玩一玩的书法，后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认可。”王老对记者笑言，“以前只是记录和题跋经常要写毛笔字，现在居然成了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艺术品。”不过，他又正色道，求字的人太多，有时候也会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带来困扰，毕竟自己的主业是做考古和文献学研究。
　　对于资本在市场频繁炒作名人字画的现象，王贵忱指出，当前艺术品能够形成一个市场是好事，使有兴趣和爱好的人有机会通过产权交换获得自己有需要的东西。不仅书画如此，在瓷器、文玩和古籍等其它方面也是一样。在旧年代，有眼光的人可以在很多地方碰运气捡到一些有用的残片、砖头，因为那个时候对这些东西有兴趣的人并不多。但是现在就不同了，有眼光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能够捡到这些东西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有价值，所以就有了专业的市场，激发一些人把手里的好东西让给更有需要的人。
　　王老说，如果没有以前那些文玩商店和旧书店，他也不可能收集到这么多的古籍善本和老古董，就更不可能把这么多珍贵的文史资料和实物献给国家，供有需要的文史学者作研究。
　　当然，他也指出，不管是学者，还是艺术家，在创作艺术品的过程中，都应该按专业本身的价值取向，从低到高往上走，古往今来那些大家都是这样干的。千万不能沉迷于一时的经济利益，违反专业规律来办事，投机取巧必会失去艺术本身的价值。“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今天能够在一些方面学有所成，也是因为一直坚持着这份原则，在一些关键时刻，宁愿降低生活标准，也要做好自己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