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不往前走 会在封闭的空间里枯萎

当代艺术家邓国源——

　　近日，“在花园——邓国源当代艺术展”（广州站·装置艺术专场）于53美术馆开幕。天津美院院长邓国源为广州观众带来了大型装置作品《诺亚花园》。从外面看，这不过是一个漂亮的温室花园，当中草木茂盛、花团锦簇，引人遐想；迈步进去，旋转的玻璃板，无处不在的镜像，让人立刻感到不知身处几维空间，物我皆是又皆非。

　　自上世纪90年代起，邓国源的创作就走向了当代、前卫和思辨性，因此，他被一些评论家誉为“最酷的美院院长”。那么，他的“酷”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在作品中一一呈现的？对于美术教育，他是否别有“酷”招？就此，记者对邓国源进行了访谈。

　　文/图 广州日报记者江粤军

　　美术差生成为

　　考取美院的“黑马”

　　出生于1957年的邓国源，当年能够进入天津美院学习，在老师们眼里，简直就像一匹“横空出世”的黑马。

　　上初中的时候，邓国源的美术是不及格的。一旦他想插手班里的美术小组活动，同学们就会抗议：你别来捣乱！原因何在？邓国源笑称：“大概当时跟现在的风格比较像，喜欢乱画。”中学毕业后，他进了药材公司工作，很快被保送到中医药大学学习。但半年后，邓国源就觉得医药大学并不适合自己，竟然“开溜”回到药材公司。不过，自己原来的工作已经被人顶替了，于是他被安排去写黑板报。“我一画起报头，就感觉这个我喜欢。因此开始一门心思报考美术学院。”

　　考了五年，一个曾经的美术“差生”，竟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天津美术学院。

　　第一年，因为不会画画，邓国源就报考“试笔”，自然是没考上。而后，他开始自学画画。当时他找到了一本前苏联肖像画图册，于是经常按照里面的样式，为一些女孩子画像。同时，又自学风景，由于上班是早上8时到下午6时，一周只有一天休息时间，很难出去写生。邓国源就想了一个办法，每天上下班路上，将海河边上的点滴风光印刻进脑海里，晚上再画出来。没画好的地方，第二天早晨再看、再记。养成这个习惯后，邓国源画起画来，又快又准。因此，第五年报考前，他递交的作品，油画系的老师们竟然都不相信出自他的手，表示：“今年来了个假的，肖像作品要大学四年级学生才能画得出来，得好好考考他。”因为老师们都在外面办考前培训班，而邓国源没跟他们中的任何人学习，简历上又写着药材公司。大家一致认为他是拿了别人的作品来忽悠。而邓国源听监考老师们这么一说，心中窃喜，知道自己肯定能考上。果然，三天的肖像、素描、速写考下来，他不仅拔得头筹，而且跟第二名之间拉开了很大距离。至今，他考学的事，仍然是美院里的一段趣谈。

　　在油画系学习的几年，邓国源也是最不按常理出牌的一位。老师每天布置的作业，邓国源都会完成两张：一张老老实实按照老师布置的画，一张随着自己的感觉乱画。“一开始老师对我自己画的那些都不承认。到三年级时，我自己瞎画的那些，老师也打过98分的高分。”

　　不过，老师们总是对其他同学说：你们千万不要学邓国源，他是写实功底已经很好了；你们一定要将写实搞好，才能搞别的。

　　从油画到水墨、装置 三驾马车齐头并进

　　后来，邓国源留校当了老师，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到德国做访问学者，了解了欧洲的艺术教育后意识到，其实并非要将写实画到最好才能做别的，两者的注意力并不相同。“现在，中国大多数美术学院的基础教育，还是教素描、色彩；西方的美术学院早就不是这样了，一年级的基础课他们并不画人物，而是让学生自由地寻找手和笔、色、布之间的感觉，这种触感对画家来说是最重要的。而我们在严格的写实训练之下，将这种感觉弄丢了。所以，西方的艺术教育，第二年还看不出跟我们有太大差别，到第三年，他们的学生随便弄一个东西往上一挂，就很艺术；而我们的学生费了很大劲画一个东西，挂在那里却什么也不是。艺术学习最重要的是通过训练将人的艺术感觉唤醒，而不是反过来将其压制乃至埋没，只剩下技术。我想这是国内美术学院都面临的问题。”

　　在德国的那几年，对邓国源的个人创作冲击也非常大。当时，他遇到了德国最大的艺术经纪公司，代理着欧洲很多大师，尤其是德国的表现主义，像吕佩尔兹、伊门道夫等人，都被揽在旗下。邓国源与他们在一起画画，一起办展览，看到了西方艺术家在观念上与中国艺术家之间的巨大差别。“那时候，我们国内的画家，还处于靠一张画出名就能活一辈子的阶段，而欧洲的艺术家大不一样，他们有很多展览计划，创作非常勤奋、自信，特别注重自己艺术语言的发展，通过很多展览去证明自己的道路是对的。”

　　自此，邓国源从技术的洞穴里突围而出，转向创造力的自由挥洒。从油画到水墨、装置艺术，“三驾马车”齐头并进。他的第一件装置作品，就是两德合并时做的，不过没有留下来。后来又做过“以形而上的方式向大师致敬”系列，包括向潘天寿致敬，向霍春阳致敬等，将这些大师们笔下经常出现的植物，以文献的样式放在一个玻璃罩子中，让其慢慢枯萎。其象征意义很明显：艺术如果不往前走，就会跟这些草木一样，在封闭的空间里不断死去。

　　对话

　　邓国源

　　“花园”是我的本体语言

　　广州日报：您为什么会想到“花园”这个创作母题？

　　邓国源：我的创作一直围绕人和自然的法则；艺术和自然的关系；艺术与人的距离。人、自然、艺术是三角关系，人是创作的主体，离自然越近离艺术就越远，但又不能完全脱离和自然的联系，否则就无法解读。

　　“花园”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是最常见的，它是人们将花草树木按照自己的最高理想重新布置，是人工对自然的干预。所以，“花园”象征着整个社会，而且通常我所用的题目是“在花园”，“在”既强调我的存在感，也强调观众的存在感。譬如《诺亚花园》，首先我创造了一个虚拟的氛围，观众进入花园后，却发现“花园”不存在了，自己也不存在了。人们会在晕眩中感到诧异，到底镜子里的是真实的花，还是自己面前的是真实的花？到底自己是真实的，还是镜子中的人是真实的？通过这种无限反射，人和花园都被解构了，成了碎片。所以，“花园”是一个虚拟的美好入口，进去以后，才发现落差巨大，呈现的是形而上的理想与现实法则之间的矛盾。

　　广州日报：这么说，您的花园并不是完全从中国传统中汲取资源，而具有世界性和人类普遍意义？

　　邓国源：是的，一名好的艺术家一定要找到一个本源的问题作为关注点。像蔡国强找到的是时间，他的作品，爆炸完了就没了，下一次出现的将是别的影像；而徐冰找到的是关于文字的本体语言。花园则是我的本体语言，从很早开始，人们就创造了无数花园样式，每一个皇宫都有一个巨大的花园，它是身份、权力的象征，中外都一样。通过这种方式，我想表达的是，现实跟浪漫情怀并不相同。

　　当代水墨创作不能被材料限制住

　　广州日报：您此前一直画油画，后来又开始水墨创作，起因是什么？

　　邓国源：墨汁、毛笔和宣纸是风景画，尤其是书法艺术创意必不可少的三件宝。在快速发展的今天，有人会说这些都是怀旧的东西，其实正是在今天，传统绘画得到了新的发现、估量，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主要创作大幅的抽象画，因为加入了质感材料，画作不仅有三维感，也有肌理感。这些作品通常用单一的色调——哑光又不死板的灰色，通过将材料网织入画，造就一种精神的东西，作品清晰，语言坚定。之后，我用传统水墨作的画越来越多，我在寻找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内涵形式，并专研某种色调原理、某种光线、某种居于颜色与颜色之间的亮度。在这些折光（灰色）和无光（黑色）的色调中，我的作品开拓了一种进入这些区域的东西，以感受某种“神经上的刺激”、内心的颤动、对光的故意挑战以及内心世界的表达。

　　2004年我开始准备赴德国的个展《距离》。我把它看作是自己艺术道路的阶段性总结，那时我已在天津美术学院任教多年，全面地接触了西方的当代绘画，我的创作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距离”成了一个合适的切入问题的角度。但我的水墨创作语言方式跟传统不太一样，传统中国画要体现笔墨，笔笔有味道。而我重在营造氛围，创作的方法和语言方式都是油画性质的，应该属于当代水墨。

　　广州日报：您的意思，当代水墨不必再讲究笔墨？

　　邓国源：我认为任何艺术创作都不能因为材料而被限制住，艺术家重要的是个性化表达，材料只是表达的媒介。作为中国人，对笔墨的感觉肯定仍带有传统底蕴，这是文化基因决定的，但不能从这个线索去看，否则就会有问题。

　　广州日报：那您觉得，今天中国当代水墨创作整体水平如何？

　　邓国源：这个跟画家群体有关。当代水墨的不少画家，都是从传统中国画家演变而来的，所以很多文人的细微趣味，他们不愿意丢掉，譬如笔墨功力等。但如果太在意这些，你就不可能在语言方式上有很大变化。所以有的当代水墨，显得很游移，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譬如有的画家画花鸟、荷塘，比以前画得多了、满了，再吸收一点西方的构图，就说是当代水墨，我以为比较勉强。

　　艺术家应该

　　不断创造新样式

　　广州日报：西方艺术家的爆发力非常强，而中国传统艺术讲究的是内修，这是不是因为东西方对艺术的认知不一样？

　　邓国源：其实这指涉的是美术的本体责任问题。艺术家究竟是要给观众讲一个文学故事，还是应该创造更多新的视觉形象？以后者看，艺术家就要不断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路，带给观众新的视觉冲击，这需要他很努力、很自信地往前走。而中国艺术讲究内修，讲究每一笔里面呈现多少年的功夫，这从画家个人的追求来讲，无可厚非，但不能将其变成普遍性的欣赏口味。如果大众跟着艺术家不断在画圆，欣赏只是在闭合的空间里进行，我想就太局限了。艺术的真正意义，应该是跟着社会发展不断推动欣赏习惯的变化，推动创造力的衍生。说白了，艺术家应该不断地创造新样式。就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来讲，西方艺术家更直接。他们以自己的创作，不断打破观众的视觉经验，全方位提升观众的感觉能力，让人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而对中国画来说，这是个问题。以外国人的角度来看中国画今天的面貌，会觉得太熟悉、太重复了。譬如花鸟画、山水画，样式都是一样的，甚至明清时期的高度，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

　　广州日报：作为天津美术学院院长，在推动艺术教育改革方面，您做了哪些新的尝试？

　　邓国源：在我们的基础教学中，更注重个人内在素质的发挥，避重就轻，譬如色盲就不要画色彩，对红布敏感就要多画绿色。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要成为一个大画家，必须将所有都弄得特别好以后才行。其实不对，一个人不可能完成美术史要完成的事，你只能完成你能完成的那一点。

　　广州日报：既然特别强调个体性，当代艺术也是可教的吗？

　　邓国源：艺术都是可教的。通过训练激发学生的个人思维方式和艺术感觉，这是美术学院能够做到的。当代艺术不可教之处在于，出现一个人，就相当于堵了一条道，别人只能从旁边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