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聪:"矿工图"创作对其身心磨损巨大

“绘画的功能不仅仅使人赏心悦目。人生充满了苦难，往往它最震撼我的心灵，产生强烈的表现欲望。它不容我装腔作势，故作多情，只能老老实实诉说出来。”
　　——周思聪
　　对话人：王明明（北京画院院长、师从周思聪）
　　北青报：北京画院做《矿工图》展览的初衷是什么？
　　王明明：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一个全中国人民都值得纪念的重要时间节点。周思聪老师创作《矿工图》组画是表现中国人民、特别是东北地区矿工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欺压的经典创作。我们从去年开始和家属谈《矿工图》组画的收藏、展览项目，经过努力，北京画院新收藏了53幅《矿工图》的成稿、手稿和写生等作品。通过策划这次展览可以将周思聪、卢沉两位老师的《矿工图》做一次系统的梳理，通过草图、写生与成稿的对比，我们可以研究当时他们是如何进行创作的。
　　北青报：周思聪为什么选择表现矿工的形象？
　　王明明：我跟周老师学画的时候，采风写生去两个地方的次数比较多，一个是北京周边的大车店，另一个就是京西煤矿。那时候德胜门外聚集着很多马车，所有的车把式都在附近休息，我们觉得他们的形象特别好，人多、也让画。京西煤矿也常去，有时候一去两三天，偶尔也会下井去画人像写生，但是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要创作《矿工图》。“文革”期间，她画了《井下告捷》这样题材的作品，可以说在周老师的创作计划里，“矿工”的概念和形象是一直存在的，他们的外貌形象和自身特有的遭遇时刻吸引着那些有情怀的艺术家。不过在我跟随周老师写生时，她当时还是以搜集形象、人物写生为主。
　　北青报：这次展览的作品中有些是两人联合署名，有些是单独署名，还有的署名“周思聪执笔”。在创作过程中他们夫妇二人是怎样分工合作的？
　　王明明：署名的问题比较复杂。《矿工图》前后经历了两次构思、两次创作，应该算是有两套作品，我们今天常见的是第二套。第二套《矿工图》计划创作九幅，但是最终只完成了四幅。其中《同胞、汉奸和狗——矿工图之五》是第一张完成的作品，也是周思聪、卢沉老师共同创作、共同署名的。在《遗孤——矿工图之六》中，作品上署名是周思聪和卢沉，但是据卢沉在文章中回忆说，自己后来很少参与到作品的具体创作，只是在画面上署了名。但是在《矿工图》组画创作过程中，卢沉是有参与构思、立意的，也会给周老师提出很多意见，所以在《王道乐土——矿工图之一》中，画面题跋写的是“思聪执笔”，这说明这幅作品虽然可能是周老师具体创作的，但是在创作前期的工作还是两个人合作完成的，写“执笔”也有尊重卢沉老师参与作品构思、计划的意思。
　　北青报：有人说周思聪曾经怨恨卢沉没有最终和她一起完成《矿工图》，是这样吗？
　　王明明：就我所知他们夫妇二人的感情非常好，周老师不是怨恨，而是一种无奈。卢老师那时候身体不太好，肝出现问题，所以不得不退出了创作。另外一方面，两人的艺术风格不同，周思聪“实战”多于想法，而卢老师想法多于“实战”。有段时间卢老师的很多想法无法实践，再加上自身身体的原因，所以他退出了《矿工图》组画创作。我接触过很多画家夫妇，在作品合作中恨不得会打起来，但是卢、周二位老师是非常默契的，他们互相非常尊重，而且卢老师也很谦让周老师。
　　北青报：我看到展览中有非常多的矿工肖像速写，每一幅都有所画对象的名字，周思聪的创作方式下了很多苦功夫。
　　王明明：这就是绘画创作规律的问题。现在有很多画家出去写生，到了现场之后请模特摆姿势、拍照，回来以后再利用电脑组合变成一张草图，然后根据这个来创作，这就违背了艺术创作的根本规律。
　　我并不否定现代科技，但艺术毕竟是人类心灵的东西，是用心去感受去创作的。艺术家的创作应该是精神的升华，而不是依赖于某种技术或者技法。艺术家如果只注重细节和描绘的话，创作不出好的艺术作品。
　　从这次展览我们能够看出周、卢二位老师的观察方式和创作态度，从构思、构图到写生，他们没有用照相机，全凭人类自身的观察力和思考，升华成最终的作品。他们在创作中去除了很多没有必要的技法和表现力，只是凝聚了人物刻画中最主要的东西，所以观者看了以后就会被打动。我感觉这样的创作规律在当下的丢失是非常多的。
　　北青报：《矿工图》的创作持续了三年，三年中持续表现这样沉重的题材，您作为他们身边比较亲近的人，是否了解他们当时的状态和心态？
　　王明明：我感觉创作《矿工图》组画对他们身心伤害非常大，因为他们真的是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在创作。1983年周思聪老师在甘肃写生期间忽然流鼻血，回京后检查身体发现得了类风湿，卢老师也在之前得了严重的肝病。
　　北青报：《矿工图》“未完成”是一种遗憾吗？
　　王明明：有人问过我：你能不能去完成未完成的《矿工图》？我说这绝对不可以。即使周老师去世卢老师再去完成也不好。维纳斯的美就在于断臂之美，这样的残缺也许让人更有余地去遐想，命运给我们留下了缺憾，但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北青报：您刚才也提到，《矿工图》跳出了对具体形象的描绘，您怎样评价周思聪在国画创作中运用新的形式语言？这种新的形式语言和传统水墨是什么关系？
　　王明明：她的这种风格转换在二十世纪艺术家中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他们对于艺术创新的探索和成绩都是非常大的。但是他们的创新源于他们对于传统的尊重和理解。我到北京画院工作后，钻进资料室借阅图书和画册，发现借阅记录里有很多周老师的名字，足见她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改革开放后他们也提出了要打破传统，也在追求变化、也在思考。可是他们所有的创作情感来源还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情结与风骨，比如，周老师的创作丰富中透着灵气，她从没有远离传统中国画另起炉灶。但是“85新潮”后有很多人把“传统”一刀斩断，追求另一种东西，艺术变得没有根。
　　北青报：得病后的周思聪为什么没有坚持把《矿工图》画完？
　　王明明：因为她没有那么功利，周、卢两位老师是美术界少有的淡泊名利之人。这个题材画不了了他们就去画别的题材，身体不行了就寻求另一种创作状态。他们不会刻意追求非要画完多少张，所以周老师生病后转向了少数民族妇女和荷花题材的创作。
　　另外周老师对绘画的商品化、市场化极其反感。他们早期曾画了很多非常漂亮的表现少数民族的作品，现在流通起来仍然很受欢迎，但是他们却不承认那些作品。周老师去世后我曾向卢老师建议整理、记录这批作品，卢老师却极力反对，说周老师在世时对这批画是不满意的。他们觉得这些画是给了报酬、有人约才画的，是不堪启齿的东西。他们不像现在的有些画家，作品卖了几千万或者上亿就会使劲宣传，他们认为这些作品都是拿不出手说不出口的。虽然今天看来他们的这种态度可能有“局限性”，但这确实是传统文人对待艺术的虔诚态度。
　　北青报：您怎样看待周思聪的一生？
　　王明明：我看过周老师画过一个彝族妇女，背着沉重的柴，靠在石头上休息。这幅作品最能代表她的情绪和状态——她背着非常沉重的家庭包袱、精神上的负担、艺术上不断追求的思考……全部叠加在一起，她自己就像那个疲惫的彝族妇女。我还觉得她就像蜡烛，燃烧自己的生命去进行艺术创作。文/本报记者 史祎
　　负薪前行的女画家 悲天悯人的“未完成”
　　◎薛良
　　1978年，当萦绕在卢沉、周思聪心头的雾霾逐渐散去时，旧中国死难矿工的冤魂们仿佛又在他们耳边低沉地呐喊，那嘶哑的声音不断地触动着两位画家的心弦。“矿工，这个名字是那样地吸引我们，是那样入画。长久以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夙愿——了解矿工、塑造矿工。”此时，距离1966年卢沉最初构思《矿工图》已经过去了十二年。
　　在这一年，周思聪、卢沉终于能够再次把《矿工图》组画的创作纳入工作日程。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背井离乡”的老百姓，踏入“地狱之门”的乡亲们……祖国同胞的悲惨经历和命运早已烙刻在他们的脑海里，所以他们很快便创作出《背井离乡习作稿》。不过，在这幅作品里依然延续着“文革”期间所特有的创作方法：写实性语言、主题性构图、情节性画面，显然这些表现方式已经无法承载两位艺术家对祖国多灾多难历史的追忆，亦不足以表达他们对于中华民族命运的苦苦思索。特别是在经历了十余年岁月的磨练和沉重生活的思考之后，周、卢二位清醒地意识到之前关于《矿工图》的构思过于单薄了，也过于公式化了……
　　坦白地说，如果沿用以往的主题和形式，周思聪、卢沉也能创造出精彩的《矿工图》。但是肯定无法造就出艺术界的经典，更无法摆脱当时美术界的困局——一种看似简单却控制主题性创作十余年的困局。所以推倒原来的《矿工图》主题，重新进行构思成为他们一致的选择。
　　重新构思《矿工图》说起来轻松，但是实施起来却并非易事。从哪里开始？又如何开始？一切的问题和困难都是未知的，成败更是无法预测。于是周思聪、卢沉选择了一种最简单但却是最有效的办法——实地采风。1980年的春天刚刚来临，他们二人便结伴来到吉林的辽源泰信煤矿采风，这里是伪满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为掠夺我国资源，集中华工苦力最多的矿山之一；这里的老矿工是数万计死难同胞中的幸存者，是感受亡国之痛最深的人。在这里他们拜访老矿工，听他们讲述东北沦陷时期真实的人生遭遇；他们下矿井、画速写，亲身体验矿工们艰苦的工作环境，用画笔记录那些被战争摧残过的岁月沧桑；他们去博物馆查资料，调阅日伪时期的历史图像，通过各种方式去感受、还原那种沦为亡国奴的切肤之痛，因为这种“痛”是他们重新构思创作《矿工图》的动力和源泉。周思聪、卢沉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身上肩负着与生俱来的文化自觉；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心中充满了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画笔，通过《矿工图》去揭露那段人类历史上最丑恶、凶残的侵略战争，让身处和平的世人去感受战争带来的无尽黑暗。
　　如果说东北之行更多是在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认识深度上提供助力的话，那么之后的日本之行，则在创作情感上带给周思聪更多的触动。在这次日本之行中，他们拜访了著名的《原爆图》创作者——日本画家丸木位里、赤松俊子夫妇。“这次难忘的拜访，对我和卢沉正在进行的《矿工图》创作有很大启发，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念”。所以访日归国后，周思聪、卢沉便共同合作完成了《同胞、汉奸和狗——矿工图之五》。但是不幸的是，1981年卢沉突患严重的肝病，经常卧床不起。身体的严重不适使他不得不退出了《矿工图》的合作，所以周思聪只好独自挑起创作《矿工图》的重担，先后完成了《遗孤——矿工图之六》、《王道乐土——矿工图之一》、《人间地狱——矿工图之三》。
　　不过，《矿工图》组画的创作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周思聪常常会因为各种不顺利而暂时中断创作。在她的概念里，这套组画的创作“要表现一种力，需要有男子的气概，我感觉自己还缺少这力量。这似乎是没有办法的事”。尤其是在画面中要去揭露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痛苦、最扭曲、最惨烈的灾难，这对创作者的心志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考验。在电子信息发达的今天，我们的视觉对于痛苦和灾难已经有了一定的免疫能力，但是当我们亲自去翻阅那些《矿工图》的手稿和与之相关的参考图像时，仍会感到精神上的压抑和心理的不适。更何况周思聪作为一名女性，作为一位创作者，不仅仅要去参看、理解，还要去消化吸收、艺术加工这些素材，这对于生性敏感而又柔情的周思聪来说是一种多么痛苦的考验和折磨。
　　1983年，周思聪跟随北京画院写生团来到甘肃采风，突然流鼻血不止，医院检查她患有严重的类风湿疾病。这严重影响了她的创作能力，甚至到后来她的手脚开始严重变形，握笔都成为难题，更不要说创作大尺幅的作品了。身体上的病痛，再加上精神上的压抑与无力驾驭使她也逐渐停止了《矿工图》的创作，原来计划由九幅画面构成的组画最终只有四幅成稿呈现，《矿工图》也因此成为中国美术史上著名的“未完成”作品。但是瑕不掩瑜、大成若缺，这套“未完成”的大型人物组画并没有给世人留下多少遗憾，反而如同那些艺术史上令人称颂的“未完成”名作一样，成就为另一种形式的经典。
　　《矿工图》悲怆的主题，深沉的画面基调不仅有着强大的视觉冲击力，更深深地触及到观看者的灵魂。形式语言对主题的完美结合也完成了周思聪对于“艺术”的最终阐释：“绘画的功能不仅仅使人赏心悦目。人生充满了苦难，往往它最震撼我的心灵，产生强烈的表现欲望。它不容我装腔作势，故作多情，只能老老实实诉说出来。”当1984年，周思聪受丸木位里夫妇之邀带着未完成的《矿工图》来到日本展出，短短十余天的展期里《矿工图》打动了无数普通的日本民众：深深鞠躬的少年、默默流泪的妇女，久久徘徊不愿离去的老者……《矿工图》已经超越了国家和民族隔阂，已经打破了战争和历史的藩篱。周思聪自己感觉“一种超出个人之前的高尚感情在升腾，无须讳读血写的历史，今天艺术家们所做的努力，正是面向美好的未来”。悲天悯人对于周思聪来说是最好的形容词，她常常说“我爱静谧的大自然，我爱平凡的人”。她的这种爱源于自己内心深处的有感而发,为了爱她敢于直面人类的苦难，为了爱她付出了泪水、汗水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这就是《矿工图》能够激荡人心、穿越时代成为经典的根本所在。
　　《矿工图》之后，周思聪的创作更多转向了荷花题材，如果说她晚年的荷花是出世，带有禅意的，那么《矿工图》题材的选择便是她人生中最入世的作品，也是最能展现她大爱无疆、悲天悯人的艺术创作。其实从周思聪本人的性格来说，不太适合去驾驭这种男子气概的作品，但是她就是要为了那些东北劳工的冤魂们为难自己，为多灾多难的祖国和民族为难自己。周思聪活得就如同自己笔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负薪前行的彝族妇女，《矿工图》便是她艺术生涯中最沉重的精神枷锁。另外，如果说当时人们对于《矿工图》的解读还存在着政治因素的考量，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争议，那么希望今天的人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周思聪创作《矿工图》的核心目标和时代价值：她不是在描写悲情，而是在无言控诉；她不是在讲述苦难，而是在呼唤觉醒；她不是在攀附政治，而是在追求和平。如果按照周思聪自己的话来说，这套《矿工图》的作用就在于“伸张正义”。
　　展览：大爱悲歌——周思聪卢沉《矿工图》组画研究展
　　时间：2015年07月29日至 2015年08月31日
　　地点：北京画院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