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玉文化的光辉传统正确引导玉器收藏活动

　　中国玉器长期以来被作为“文玩”、“古董”而流通于市场，收藏家多喜欢“玩玉”、“盘玉”而不善考古，亦不重玉德，故文人视其为“小道”。这不仅是一个极大的误会，而且还降低了古玉的历史文化地位。当前的一个紧迫任务是：正确地解释玉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巨大贡献，恢复其本来的历史面貌，还其华夏文明载体的宝贵价值。

　　经过长期的研究，足以认定：中国玉文化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支最古老的文化， 也是一块最坚固的奠基石，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她大约已有一万年的历史，这还不包括以前的远古先民从大量的多品种的石头中将“玉”筛选出来的漫长过程。玉被筛选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材料之后，首先被用作首饰（）；接着被用在政治统治、身份尊卑（玉瑞）、祭祀神灵、巫术信仰（玉器），饰首打扮，佩系于身（杂佩）。獠牙头像慑服众生；光环面相大显神通；禽兽肖生惟妙惟肖；神兽瑞禽法力无边；琢磨器具以供享乐；巨制玉兵用作仪仗；以玉殓尸保全遗骸。如此等等，面面俱到，她干预社会生活的礼制、祭祀、政治、信仰等诸多侧面，与社会物质生产几无关系。这就是史前、三代玉文化的神圣内涵，决不见于其它物质文化。东周儒家兴起，孔子赋于玉以十一德，以玉比德，君子“温其如玉”，终生佩玉，“无故玉不去身”。孔子以玉比君子，规范其社会行为，使之符合玉德。这种理念的产生是玉文化内涵的一次重大飞跃，它贯穿于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并为文人所遵循，这是其它物质所缺少的内在的文化基因。宋代玉器更加庶民化、艺术化、商品化，成为城乡富庶人家婚育、节日的不可缺少的吉祥物，还出现了热爱玉器的收藏家，如李公麟、吕大临以及勋臣清河郡王张俊等等，他们不过是其代表人物。当然，最大的收藏家还是皇帝。从此，古玉成为特殊商品在古玩市场上流通，于是玩赏古玉之风愈演愈烈，清代达到了高潮。乾隆帝是清朝最大的玉器收藏家，他还倡导对古玉的考证和仿古玉的制造。文人收藏家口头上仍承认玉德，但在实践上却喜爱沁色，渐趋将德符关系本末倒置，背离儒家“首德次符”的玉文化观及其正确道路，而陷入重符轻德的泥潭且不能自拔。这是玉器由神物（包括瑞、器）堕落为玩物的根本原因之一。

　　重利是商人的本性，允许古玩商在古玉器交易过程中获得利润，即使是相当高的利润也是可以的，但是，为了获得高值，模仿古玉制造伪品投放市场以欺骗藏家则是见利忘义、违背玉德的卑鄙行为，加以互为仿效，伪品泛滥成灾、贻害无穷，不仅扫了收藏家的雅兴，妄耗了银两，也玷污了玉文化的神圣性和纯洁性。故有“抑谓唐宋以后仿制之器多，而古玉之真者不可辨耶”之慨叹。当然，伪古玉并非不可识，但确也并非易事。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仍是如何放下这一历史包袱而轻装前进。这就必须系统地整理传世古玉，去伪存真，将真品纳入玉文化系列，将伪品区别良莠，使其各得其所，而不能像处理垃圾那样一律销毁。

　　近五十余年，随着基本建设的发展，推动了科学考古工作的兴旺。据粗略估计，经正式发掘出土的玉器不下４０００件（若包括玉珠可能逾万）。一般说，其地层关系、出土部位都较清楚，有较高的科学性。其年代连绵，从距今８２００年的兴隆洼文化到清代玉器持续不断，除其中一部分殓尸玉作工较粗外，也有不少的是墓主生前所用玉器，其玉质大多温润，作工精良，是我们认识玉器功能、形饰、工艺及其艺术的主要依据，也是我们研究古代玉文化的科学资料，是极其宝贵的。

　　已如上述，出土玉器日趋增加，使得我们对古玉器的历史、工艺、艺术等价值及其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贡献均有了崭新的深刻认识。同时，群众在劳动生产中偶然发现的古玉以及不法分子盗掘出土玉器中的一小部分也盲目地流入各地自发形成的旧货市场和古董店中，有的收藏家购得这些古玉，便将其视若珍宝，秘不示人。但是，上述有限的货源何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收藏家的需求，旧货市场上随之出现了供不应求、真品奇缺的脱销现象，它不仅刺激了传统的制造伪古玉行业，使其死灰复燃，还诱惑一些化学科技人员以现代化工原料制造蚀染伪古玉，其生产周期缩短、成本降低、产量激增，一时间便充斥于旧货古董市场。这种大肆泛滥的赝玉不仅污染了本已不甚干净的古玉市场，还迷惑了古玉爱好者，将其引入歧途，造就了一大批以伪当真玩弄赝玉的如醉如痴的收藏群体。严重的是这类上当受骗者已比比皆是，遍及全国，这是我国古今收藏史上的最大的劫难和“玉厄”， 确是一种始料不及、令人万分沮丧的严酷现实。而对这种现状，古玉研究家、鉴定家无不心急如焚、坐卧不安，但又无回天之力便难以力挽厄运。

　　冷静深思，针对当前颠倒黑白的畸形市场、是非不明的收藏群体，还是要多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及循循善诱的启蒙教育，使其从痴迷状态中清醒过来，沿着正确轨道继续前进。

　　与上述情态和需要相较，当前的巨大反差早已暴露无遗。尽人皆知的困难则是当前玉文化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古玉辨伪鉴定工作也是各自为政、互不通气、各执一词、针锋相对。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严峻事态，除了加强宣传力度之外，还要尽快地投入资金、健全体制、培养人才，促使玉文化研究、辨伪鉴定的专业队伍早日形成。杨伯达 中国文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