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玉：关于水墨问题的几个方面

近日，整理“水墨史：21世界的思想与方式”研讨会的录音，使一直停泊在思维中的水墨问题有一些波动，留下一些痕迹，然而，现在也仅仅是一些痕迹，还得视机缘再做进一步的考虑。因为，在小时候开始照猫画虎地水墨画经验中，我认识到这种材料的自由和任意性，只要存在水或流体的介质，许多任意选取的有颜色的物质都可以用来自由的挥洒，而不仅仅是墨。我记得那时候家里有一罐银粉，它恰当的结合剂是清漆，而我没有清漆，但是对这种东西很有兴趣、很好奇，就用水来调和画画。这种行为和使用墨汁没什么区别，而结果却大不相同，用水调和银粉有特殊但不宜保留的效果，弄得到处都是，感觉这是在搞破坏，因为这种行为打破了用水墨画画的秩序，但是却有一种自由和满足的感觉。到大学时读了一段中国画专业，我又因为不规矩或不合被学校教授的中国画专业的特点或秩序的画法，被老师认为画得太差，在大四开始时，我自觉地放弃了中国画专业（那年，学校因为就业压力，允许一定范围的转专业），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水墨问题在我的意识里出现何去何从的问题，当然这种意识仅仅是我个人的，不涉及他人，后来率性干脆将其放下，专注于其它迎我而来的问题。但是，就水墨而言，我始终觉得水墨问题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或者说是知行须要合一的问题，毕竟，几年来，我的水墨行动要小于认知。

为什么在我的意识中，将“水墨”和“问题”放在一起，我想，之所以出现“水墨问题”这样的表达形式，其原因主要是：

其一，水墨作为一个名词，是水墨画这个名词的简称，而讨论水墨时，人们一般将水墨画一词中的“画”遮蔽或隐去，那么这种遮蔽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如果是有意的，那就说明人们要么试图将水墨视为独立于画之外的东西，要么先验地视水墨就是画。如果是前者，水墨是物质的形态还是精神的形态？如果是物质的形态，那就意味着水墨的物质形态大有可为或者存在各种潜能；如果是精神的形态，水墨就是一种思想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存在于思维自身的思维形式问题。

水墨如果作为物质形态的东西，那么人们的问题就是如何发掘水、如何发掘墨的形态及其变化。但事实是，每一种对水与墨的物质形态的选择和推进或扩展通常的前提是存在一种需要寻找出口或载体的观念，那么，这种观念又是什么？它与作为精神形态的水墨无关吗？显然，没有更好的理由来否定这种关系的存在。

与此同时，对水和墨的物质层面的推进局面并没有变得更加宽敞。因为在这个层面，无非就是将水扩展到自来水、纯净水、胶水、酒水、山泉水、脏水等等具体的形态；将墨从手工的墨块和研磨的个体活动变为工业化背景的墨汁生产及使用，将传统的墨块变为一种方便的墨汁；或者说就是对呈现黑白视觉现象的各种可能的探索。而作为水墨画，它的物质载体还涉及其它的东西——纸、笔等相应地构成一件水墨画的物质材料，也需要同样的变化或扩展。那么试问，使材料扩展或变化的观念又是什么？它还是水墨吗？是水墨画吗？是哪种水墨或水墨画？

如果水墨是一个思想问题，是一种思维形式自身的原理问题，那么，水墨作为概念是如何运行的？它的范围、体系、问题又是什么？围绕它所形成的理论又是什么样的？这是否意味着水墨作为一种思想问题需要人类理性的建构，如何建构？可有如此的建构？这些问题都是待定的。

以上是第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水墨——是一个没有时间甚至没有空间的问题或主题，它使面对它的人直接面对它，它是全新的。

其二，是水墨，还是水墨历史或水墨史？

如果是水墨，则使人们在面对它时将它变为一个现在的问题，此刻的问题，它的时空问题就停留在一个点上，它是个体的，也是全新的。如果是水墨历史，则意味着人们面对着一个庞大的传统，这个传统构成水墨历史的各个细节和问题，也指出水墨的形状，并且它是现实的。也就是说，人们可以看到水墨画的历史，知道水墨画存在着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历史，或者说，水墨的讨论需要面向那个庞大的水墨历史。

那么水墨历史又是什么？那些人，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故去的，那些水墨画，那些与水墨画有关的文本，它们在那里，只要面对水墨史讨论水墨的人愿意，总能看到它们——水墨的历史或水墨画的历史。水墨，水墨画，作者，文本，它们的存在构成水墨历史。但是，水墨历史的细节还能看到吗？时空之流还能够直观吗？如果能够直观，其如何转换？它们是如何存在的或如何存在起来的，能看到吗？是水墨画作品史，还是这些水墨画作品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思想史？如果是观念史，那不是又是思维形式的问题吗？那不是哲学问题吗？那么到底是水墨问题或水墨画问题——绘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或哲学问题？如果是思想问题，可能还比较容易面对，毕竟存在大量的历代文献，那些画论、书论、文论、题画诗等，这也毕竟还是一个中华文化内部的问题。如果是哲学问题？则又不得不穿越于国际间，而非一个内部的问题。如果是哲学问题，它的语言系统又是什么？能够用于交际吗？

其三，“中国画”这个民族性概念哪里去？能被水墨画替代吗？如果能够被替代，为什么不在更早的时间节点被替代？民族意识或国家意识真的能够被抹平吗？

如果“水墨画”替代中国画这个名词，意味着“中国画”的“回归”传统或“接续文脉”吗？或者意味着“中国画”又存在一个“水墨画”阶段或类别的问题吗？或者意味着“水墨画”完全替代了“中国画”吗？这样的每一类问题都会有它的拥护者。

其四，当下的“水墨”或“水墨艺术”，它们是突然冒出来的现象或问题？还是舶来的？还是面向水墨历史的？显然，这又是一个翻译和转换问题，而当下的从事水墨的作家不得不面对这种问题，而使他们的艺术变为艺术历史的艺术，这是不是一种异化？它和历代的水墨的目的是同一的吗？如果是同一的，重复还有意义吗？如果是从属的或处于被支配地位的？那还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会这样呢？

同时，当代艺术中的水墨，显然不仅仅是水墨画的形态，而是水墨作为精神现象的形态，作者对水墨的物质形态的扩展，或者说艺术家作品形态与水墨画形态相迥异的现象，必然与之对照着一种有关水墨的精神形态或观念——当代艺术中的观念艺术——体系。然而，这种水墨并不是无源之水，突然冒出来的，它的先天的前提是什么？是水墨画历史或水墨历史吗？那么这时的水墨，这种作为观念体系的水墨，如何水墨起来？

其五，水墨历史的空间和时间就是历朝历代，它们被今人看作是农耕文明的阶段，“封建”思想的时代，而这些东西却形构着水墨历史存在本身，它们与天圆地方、宇宙中心、五行色彩、天命等这些在今天看来是前科学或“伪科学”的东西融为一体，变为确实性的生存与精神现实。或者说，在历代谈水墨是现实的，有明确指称的，意义交际是容易的。而今天的世界，水墨历史的水墨存在的环境或前提还能昨日重现吗？如果重现不了，今天的水墨又是什么？

其六。水墨作为一种专门的绘画形式，文献标示其出现在唐代，它与追求工致的绘画形式相对，显得自由，率性，不确定而充满意味或想象的空间。有时候它与醉酒状态的作者一并出现，被视为借神力而来的东西。那么，当水墨画作为朝野一直推崇的绘画形式时，它是神的制作还是人的？在水墨中或者在人们认知水墨的思维中，是否存在有关水墨存在的天地神人的四重关系？在反思的层面如何显现“水与墨—水墨画——水墨观念——水墨”的结构或关系？在今天当代的水墨艺术中，如何阐释“水与墨及其扩展——水墨画及其扩展——水墨观念——水墨艺术”这样并现的现实？

其七，在墨或石墨作为着色材料应用在书写之前，另一种书写的着色材料是漆，那么在围绕漆所形成的历史中，是否存在墨或水墨历史的先行条件？这种条件的形态是什么？是材料本身还是材料所服务的意义？这些意义是什么、为什么需要书写行为以及绘画行为的服务？这些问题是不是与水墨作为一种材料的扩展有关系，或者说水墨作为物质形态层面，就天生存在需要扩展的潜能？激发这种潜能变为现实的机缘或观念又是什么？

（王建玉，博士，致力于艺术问题研究与艺术创作，从事艺术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