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峰：文艺复兴的经久召唤与当下中国

文艺复兴至今仍无人不晓，即便在中国；文艺复兴不衰的影响至今耐人寻味，尤其在中国。在意大利的罗马广场、佛罗伦萨维其奥桥上，在米兰、威尼斯甚至锡耶纳，那些络绎不绝的造访者不断印证着文艺复兴遗产的伟大魅力，其中，中国游客的数量比重骤增，看看法国卢浮宫《蒙娜丽莎》前攒动的人头，这幅达·芬奇的遗世杰作至今还使意、法两国纷争不休。
中国的“复兴梦”始于“驱除鞑虏，光复中华”的辛亥革命，“五四”让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达到沸点，而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但丁似乎也注意到语言与“复兴”的重大关系，早有《论俗语》问世。新中国成立以来，历经数次的改革汉字，到“文革”时期，斗争损毁了复兴梦。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的复兴理想再次觉醒，此刻，我们终于可以从文化、艺术、财富、荣耀、声望、英名诸方面，感同身受地回味意大利文艺复兴留给世人的经久召唤。
光荣与梦想的文化热情
20世纪初，法国著名艺术史家艾黎·福尔在他的皇皇巨著《世界艺术史》中曾这样描述文艺复兴时期的名人：“这些人单手就能驾驭四匹骏马：爱情、雄心、诗歌和科学。”
乔治·瓦萨里(1511-1574)，米开朗琪罗的弟子，佛罗伦萨的画家、建筑师，1546年接受了红衣主教法尔内的建议，写一部记述艺术家和他们精美绝伦的艺术品的专著，三年后，一部始自乔托的《著名画家、雕塑家、建筑家列传》(俗称《大画家传》)问世，成为艺术史写作的纪元。令瓦萨里翘首以待的不朽时代造就了他独特非凡的气质，没在绘画建筑方面，却用他生动的文字出色表露。瓦萨里以他生逢的历史机遇、对时代的忠诚和意大利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切身经历，记录了那些著名艺术家和他们身上、精神中洋溢出的不朽魅力，让建筑、雕塑和绘画这三项最卓越的艺术成就彪炳千秋、流芳百世。
那些多才多艺的人，不仅才华横溢，而且知识渊博。乔托的好胜，一心要超过别人的雄心与豪情；波提切利一丝不苟、呕心沥血地绘制，许多人像与真人等大，小的人物也十分美丽；乌切诺对透视近乎偏执的迷恋；米开朗琪罗对人类生命的盖世诠释；拉斐尔独得上天的偏爱眷顾，完美却短命；更短命的瓦萨乔只能证明其为天才；达·芬奇以超自然的方式再次证明上苍降非凡的才能于人间；微贱的出身并不遮蔽乔尔乔内温文尔雅的修养；同样出身卑微的佩鲁吉诺、曼坦尼亚均以惊人的才干与勤奋敬业赢得世人的尊重与传扬。
艺术家都要争做最好，千方百计地以精湛的技艺与盖世才华获取荣耀、衣锦荣归、英名长存。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第二篇第三章“声誉的近代概念”，布克哈特强调了“近代形式的声誉”。就如中国一度树立英雄模范，一度崇拜明星偶像那样，那时的意大利人对古罗马作家的热情研读就如古罗马的遗物被疯狂追捧，比如古罗马皇帝西塞罗的《论荣誉》。因为那些深受追捧的作品里充满着荣誉的概念。19世纪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著述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是一部研究文艺复兴最著名的重量级专著，他在书的第一篇指出：“意大利此时则几乎已完全摆脱了封建制度……在他们身上，我们第一次发现了近代欧洲的政治精神”。“渴求声誉和热衷于不朽的事业，所以他所需要的是才能而不是出身。他和诗人、学者为伍，感到自己有了一个新的地位。”
在但丁的《神曲》中，新的崇拜已毫不吝啬地献给了新时代的英雄与圣贤，也显现了新时代的群众被激发出来的不可遏止的好奇心与热情，包括对名人出生地的崇拜，对名人墓地的崇拜，对名人肖像与遗物的瞻仰成为风潮，“各个城市都以拥有它们自己的和外国名人的骨骸为荣”。但丁同样被葬于古代帝王与圣人的墓穴间，甚至有人把供奉在祭坛上的烛灯拿到但丁的墓前说：“收下吧，你比他，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更值得接受它们！”
对“名人”的崇拜来自对荣誉的追捧，根本上讲，是“人”的荣耀的苏醒，“人”的尊严的自觉，是“人”的回归。但丁、薄迦丘的作品中对荣誉、名胜、名望都有不吝笔墨的渲染。召唤人、人的声誉与光荣，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然、国家、民族、城市，生活的光耀外观，一直延展到男女的相貌、装饰物与假发，进而“香水的使用也超过了一切合理的限度，它们被使用在每一件和人类接触的东西上，在节日，甚至骡子也被涂以香水和油膏”。“13世纪末，意大利开始充满了具有个性的人物，施加于人类人格上的符咒被解除了，上千的人物各自以其特别的形态和服装出现在人们面前”。
作为一个巨大的声誉市场的佛罗伦萨早已走在其他城市的前边，“目光锐利、口舌刻薄”成了对这座城市居民的描写，品评或蔑视所有的人和事几乎成了当时的流行风气。著名的《君主论》作者马基雅维利(1469-1527)就是佛罗伦萨人，在他同样著名的《佛罗伦萨史》第八卷中，他讲到15世纪中叶以后的佛罗伦萨青年士绅：“他们追求的似乎是穿着华美，讲话机智伶俐，巧于嘲笑他人，愈明智愈受人尊重。”薄伽丘《十日谈》的开篇就证明了“在轻松的社交集会中，往往选择一位著名的贵妇人作主席，这一晚，她的话就是法律”。语言成为最高级的社交活动的基础与条件，作家同样也是健谈家，雄辩展现魅力，修辞成为癖好。
在所有人口较为稠密的城市里，成群的人由于他们的自由意志离开家乡。但丁在不同以往的鲜活语言里找到了一个文化的新的故乡，在他的《论俗语》中，既表达了自我放逐后的乡愁，又放言：“我的国家是全世界。”吉贝尔蒂说：“只有那些学识渊博的人才能四海为家。”布克哈特说“在最有才能的集团里边发展起来的世界主义，它本身就是个人主义的较高阶段”。只有城市，才会凸现找寻精神家园的乡愁冲动，才会产生自我放逐的豪迈热情。所以，18世纪德国浪漫派哲学家诺瓦利斯声称“哲学就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去四处寻找家园”。不同于被放逐的屈原，步入20世纪的尼采自我放逐地建立《快乐的科学》。近代以来的乡愁冲动、自我放逐伴随的是找寻精神的故乡。
中国当下，众多艺术家在城市废弃的厂房里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这与大量涌入城市的务工者的背井离乡似乎隐含着某种耐人寻味的关联。对废旧工业场所的低廉租用具有某种隐喻，一种再利用的“再生”，一种与遗产有关的“复活”，“再生”、“复活”恰恰就是“文艺复兴”的原意，那些进城打工者不都期盼着自己的“再生”与“复兴”吗？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造就了20世纪“美国梦”的恰恰就是那些移民的涌入，就是那些离乡背井、满腔热情、胸怀梦想的移民的流动，保障了那个国家的活力，缔造了活力的城市、热力的大都市。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历史悠久，梦想心升，是强国梦、大国梦、中国梦、复兴梦？中国伟大作家曹雪芹在中国历史的最后一个皇朝著述了不朽巨著《红楼梦》，至今使人每每读起难以入梦，用什么支撑我们的梦想，实现我们的梦想？
用才能而不是权势出人头地，颂扬才华的光耀而不是财富的显赫，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普遍共识。权势与财富的目的几乎就是为了更好地展现人对文化艺术的高贵爱好，“财富与文化上的夸耀和竞争没有受到禁止，一定程度的市民自由依然存在……所有这些条件对于个人思想的发展无疑都是有利的”。由于对文化与学问的热情，从教皇君王到贵胄富贾，无不争先恐后地抢夺着艺术家和学者，他们知道，夺得了艺术家和学者，也就夺得了时代，就获取了时代的美丽、荣耀和优雅，就赢得了世界与历史的尊重与敬仰。
荣誉的强烈观念发展起一种优秀的传记文学，一座具有世界声望的伟大的名人万神殿渐渐耸立，当代名人传记获得空前重视，乔治·瓦萨里的《大画家传》应运而生。当北方的历史学家还只知道列举教皇、皇帝、彗星、地震时，南方的意大利历史学与新地志学已经关注到每一个当地有名的人，“豪华者洛伦佐”曾亲自到斯波莱托人那里请求把画家利皮修士的遗体赠给他的城市……法奇奥的《名人录》把名人依次分成九大类：1.诗人；2.演说家；3.法学家；4.医生(附加了哲学家与神学家)；5.画家；6.雕塑家；7.有名望的公民；8.将领；9.君主与国王。胜过君王的世俗精神得到史无前例的张扬。
布克哈特在他那部名著的第二篇“个人的发展”中开篇便说：“意大利人成了近代欧洲的儿子中的长子。”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美第奇家族。作为骑士后裔的美第奇家族(Medici family)是佛罗伦萨13世纪以来在欧洲拥有强大势力的名门望族，美第奇家族甚至被称为“文艺复兴教父”(The Godfathers of the Renaissance)。
乔瓦尼·美第奇(1360-1428)，银行业起家，赚得巨额利润，成为佛罗伦萨的首富，逐渐获取政治地位；其长子科西莫·美第奇(1389-1464)曾代表美第奇银行接管教皇的财政，1434年科西莫在佛罗伦萨建立起僭主政治，美第奇家族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非官方国家首脑。乔瓦尼·美第奇与科西莫·美第奇成为美第奇家族财富与文化的奠基人。1469年，科西莫之孙洛伦佐·美第奇(1449年-1492年)继任佛罗伦萨僭主，成为美第奇家族的最主要代表，世称“豪华者洛伦佐”。
财富与艺术的惊世辉映
14到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第奇家族成为佛罗伦萨实际的统治者。这个家族诞生过三位教皇(利奥十世、克莱门特七世、利奥十一世)、两位法国王后(卡特琳娜·德·美第奇、玛丽·德·美第奇)，也经历过三次政治放逐和持续400年的家族辉煌。玛丽·德·美第奇，法王亨利四世的遗孀，路易十三的母亲，在鲁本斯油画《法国王后玛丽·德·美第奇在马赛登陆》中(1623年)呈现了惊世的荣光。
乔瓦尼是美第奇家族第一位赞助艺术的人，他援助过马萨乔——这位28岁早逝的天才在透视法等方面对绘画做出了彻底的改革，并将一个世纪以前乔托的气息传递给后来的巨匠们。乔瓦尼还委任卓越的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修建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这座美丽的圆顶建筑一直延续到科西莫时代才得以完工，呈现出当时世界最大的穹顶，在样式及结构上达成了划时代的革新，影响欧美建筑500余年，至今仍是佛罗伦萨的象征。按照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史》中的描绘，奠定了家族财富和政治根基的乔瓦尼·美第奇，在城邦贵族和平民的纷争中因为站在平民一方而受到拥戴，他富有而乐善好施，身居高位却谦恭有礼，不善辞令却见解明达。“对政治漠不关心，一边忙于他自己的正当事业，一边对于文学艺术有极大兴趣，……它们的场面也主要是放在共和国的城市里边。”
科西莫·美第奇，不但扩大了父亲的财富和政治影响，在文化艺术领域也享有更高的声望。马基雅维利曾对他的慷慨、教养和谈吐称颂备至。据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记载，乔瓦尼去世时，留下了179221块金币，而从1434年到1471年，美第奇家族为慈善事业、公共建筑和捐税所付出的款项不下663755块金币，仅科西莫一人负担的就有40多万块。科西莫·美第奇赞助的艺术家最有名的是多那太罗、吉贝尔蒂、安吉利科、菲利波·利比等人。科西莫还曾任命著名学者费奇诺为佛罗伦萨柏拉图学会主席，将自己官邸附近的一栋住宅送给他，以便享受和他的交往之乐，“在人文主义集团内部促进了另一种更高的古典文化的复兴”。科西莫·美第奇去世时全城为他送葬，城邦政府指令为他的石碑刻上“国父”的字样。
马基雅维利说：“意大利的君主们认为一个国君的才干在于能欣赏辛辣的文字，写措辞优美的书信，谈吐之间流露锋芒与机智，会组织骗局，身上用金银宝石做装饰，饮食起居比别人豪华，声色犬马的享用应有尽有。”科西莫的孙子洛伦佐·美第奇就是这样的人。
洛伦佐·美第奇是文艺复兴盛期最著名的艺术赞助人，史称“豪华者洛伦佐”。比起先人，洛伦佐的文化修养无疑更胜一筹，他自己就是一位诗人和艺术评论家，身旁聚集着当时最优秀的学者、文人和艺术家。著名的《维纳斯的诞生》和《春》的作者波提切利是他最宠爱的画师，他赞助过的艺术家中最有名的是达·芬奇，科学方面还赞助过伽利略这样的天才。洛伦佐·美第奇被他的老师称为“已深窥柏拉图的一切奥秘”，其古典文化情怀与现代文明自信表现在他的人生信条中：“没有柏拉图就很难做一个好基督徒或一个好公民。”他仿效柏拉图对话录中的“宴饮篇”，组织学者做哲学讨论。布克哈特说：“如果我们要分析一下15世纪的美第奇家族，特别是老科西莫和‘豪华者’洛伦佐，对于佛罗伦萨和他们一切同时代人所具有的魅力时，我们将看到这种魅力系于他们的政治才能者少，而系于他们是时代的文化领袖者多。”
洛伦佐最早注意到米开朗琪罗惊世的才华并倍加爱护。这个14岁的少年出入洛伦佐的宫殿，学习、观摩大量的艺术品，并与当时最有名望的人文主义学者、诗人交往相处，技法、视野及价值观步入时代峰巅，或许正是美第奇宫廷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建立起米开朗琪罗的新世界观。米开朗琪罗中年受出身于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利奥十世委托，在佛罗伦萨建造美第奇家族陵墓，这项工程断断续续进行了15年，著名的《昼》、《夜》、《晨》、《昏》四座雕像就安放在陵墓的石棺上，陵墓中的一座雕像，表现的正是洛伦佐·美第奇，华美的衣饰映衬着英俊的面容和深沉的忧思，或许，这正是艺术家对他保护人的深刻理解。马基雅维利给予洛伦佐的评价是：“享有上帝和命运之神赐给他的许多恩惠，他举办的一切事业结果都很兴旺发达，他的敌人则常遭不幸……他在政务会议上发言敏锐而善辩，英明果断，执行时迅速而坚定，虽然他贪图女色，喜欢同滑稽而好讥刺的人在一起……凡是考虑到他严肃的一面和欢乐的一面的人，都会发现他身上存在着互不相容的两种性格”，及时行乐的放纵与精明睿智的沉思在“豪华者洛伦佐”身上并行不悖。
新的活力与四分五裂，分崩离析与重新集结，放任的暴动、政变、革命，城邦间无数次的结盟、背叛和战争从未休止，暴力、阴谋、流血、放逐、起义。洛伦佐就曾从一次政治刺杀中死里逃生，随即引发一场全城骚乱，民众支持美第奇，谋刺者被残忍地处死，教皇和那不勒斯国王又向佛罗伦萨宣战。这一切都没有阻止意大利崇尚豪奢放荡的生活，享受艺术与文化的风雅。人的苏醒、人性的激活、人的自觉，作为一种近代形态，逐渐变成一股强大的历史动力。“事实上，那个时代的人文主义是异教的、异端的，作为一种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前卫先锋，在15世纪范围越来越扩大蔓延。”一种叛逆的性格，一种被正统视做异端的思想、学说和风格，呈现了人文主义自由精神的高扬。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指出因“才干与大胆极受重视”，“佛罗伦萨在当时是人类的个性发展得最为丰富多彩的地方”，“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布克哈特语)，聪明与活力，天赋与热情，务实与经营，个性与自由，声望与学问，随心所欲、肆无忌惮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加倍的努力与谨慎行事、工于心计，深思熟虑又老谋深算，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荣耀、不朽的事业，文学与商业起飞，艺术共财富一色。“美德与恶行在15世纪的意大利诸国家中奇怪地结合在一起了”。艾黎·福尔曾说，“作为中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但丁和画家乔托，是中世纪的两副面孔，一个代表地狱，一个代表天堂。他们同样代表着意大利的两副面孔，既爱意盎然，又狂暴不羁，一如其阳光灿烂的海湾妩媚动人或坚强的岩峰蛮性十足……但丁和乔托构成了其中的一种反差，这种反差笼罩在激情与智慧的和谐中，马萨乔和安吉利科，多纳太罗和戈佐利，西纽雷利和吉兰达约，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都是这种反差的后继者。可以说，在意大利，同一片蓝天下所听到的是预言派的箴言与牧羊人的歌声，直冲星光闪烁的天穹。”乔托与但丁共同擎起文艺复兴的火把，美第奇家族让文艺复兴之火成为熊熊烈焰。
洛伦佐死后的美第奇家族在1494年和1527年两次被驱逐，又两次兴起，对佛罗伦萨这座陷入混乱的城市又顽强地统治了数百年。《大画家传》作者瓦萨里正是在史称科西莫一世的科西莫·美第奇(1519-1574，再次复兴了美第奇家族)的支持下，成为欧洲最早美术学院之一的佛罗伦萨艺术学院的创建者。科西莫一世还资助创建了著名的乌菲兹美术馆，美第奇家族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收藏品保存在这里。也由于美第奇家族的最后一位女性安娜·玛丽亚·路易萨·德·美第奇(1667-1743)留下的遗言，使得美第奇家族的丰厚艺术遗产能最终完整地留给后人瞻仰共享。
当我们的眼睛掠过马萨乔、多那太罗、波提切利、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提香、曼坦尼亚等如雷贯耳的名字，这些文艺复兴巨匠的身后都有美第奇的名字。美第奇家族对文艺的赞助与收藏，广涉诗歌、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历史、哲学、政治理论等各个领域。美第奇家族高涨而持续的文化热情，成就了家族的荣耀，也成就了佛罗伦萨、意大利、欧洲的荣耀，无疑，这同样也是一份人类世界的荣耀。
今世的机缘
为纪念斐迪南三世·德·美第奇(1663-1713)这位美第奇的后人、同样伟大的艺术收藏家、赞助人逝世300周年，2013年6月25日至2014年1月6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举办了《托斯卡纳的王子》的大型展览。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最初十年，斐迪南三世以独具创意的方式，同他的先祖一样，成功吸引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各界艺术家，包括音乐家、乐器演奏家、画家和雕塑家。
往昔的中国，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发生过深刻的关联，指南针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新天地改变旧世界，新世界观使意大利、使欧洲步入了产生文艺复兴运动的近代，印刷术则让近代的思想文化呈级数般地迅猛传扬。
今天的中国，面临了一个日新月异飞速变化的时代，世界回馈给中国互联网、计算机、高科技，中国能否带给世界新一次的文艺复兴，祛除最早提出“脱亚”的福田谕吉蔑称“中国只有儒家文化”的妄论？用财富的丰盈与思想的尊贵，扭转文化廉价、艺术滞涩、价值混沌的不良世态，克服急功近利、妄自尊大、急于求成的浮夸心理，找回关于人性、学问、雄心、才情、言辞、妆容、声望、荣耀的自信，获取中华民族的真正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