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扬：追求艺术的天然偶成

尚扬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更是当代艺术领域非常活跃的创作者。他很早就以“尚扬黄”扬名，上世纪80年代“黄土”系列、90年代“大风景”系列，2000年以来的“董其昌计划”系列，均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黄河船夫》作于1981年，是尚扬在湖北美术学院读研究生时的毕业创作，也是他从事艺术50多年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当年《黄河船夫》完成后，很快就出现在中国美协的机关刊物《美术》杂志上。它一方面使尚扬与之后30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史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因为作品本身的某些艺术特性，也使他具备了与世界艺术史对话的可能。

尚扬的创作一直坚持个性化路线，“既有对现代艺术的敏感，又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它的画几乎不能用任何一种风格来概括，但能明显感到一种现代艺术精神的存在。也可以说，他用一种现代艺术的语言，重新阐释了中国的民族精神。”批评家易英这样评价他。

本刊记者走近尚扬，探询这位艺术名家的人生观、艺术观，以及他的作品在今天的社会能提供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观照。

1关于创作

《艺术与财富》：到目前为止，您只做过两个个展，今年有个展的计划吗？

尚扬：为了使自己能自在的、放松的创作，我没有找经纪人，没有合作的艺术机构，也没有专业工作的助手，并将很多个展都推掉了。今年9月份有一个个展在苏州博物馆。展览场地不是太大，需要的作品不很多，所以压力不是特别大。但我想，以苏州博物馆特殊的文化地位，还得拿出一些在艺术心理上能与苏博匹配的作品。参展作品持续现有的《董其昌计划》系列和《册页》系列，也会有些新作出现。

《艺术与财富》：这个展览的主题定了吗？

尚扬：主题要等作品慢慢深入的时候，最后再确定。我是属于做事很认真、又怕强拧的人，完成一件作品，过程往往比较艰辛。但最后一定是通透的。我是不将受累的过程放到作品上去的，让看到它的人很放松，而不是让人看得累。另外，我的作品很警惕机巧，有些聪明的画，人们看到也许会叫好，这样的感觉不该在我的作品里出现。作品呈现的状态应该是朴实的，内里积关于创作1淀是深厚的，看起来松爽一些，不那么华丽、乖张、机巧外露。

《艺术与财富》：您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一般是什么状态？

尚扬：我多年来形成一个创作习惯，把一张画布摆在面前，不是拿笔构图，而是对着画布去想，这张布上会出现什么东西，跟我以前的画有什么联系。有时能想出结果，有时就想不出结果，有时甚至会想一两个月。我曾经画过一张将近11米的画，分了8块布，画布摆好以后，没有想好，就收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又打开，前前后后两年才完成。有时候，一张画画着画着弄坏了，就放到一边。过段时间再拿起来，换一个角度去画，最后却是一张好画，比原先预想的要好。我自己粗略地估计了一下，70%的作品都是这样完成的。

尚扬：我的许多作品往往是在行进的过程中，甚至是在失败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感觉。这种感觉不是你设定的结果，它是偶然的，偶然的东西常常让我兴奋。“天然偶成”这四个字，我一直在追求，这是艺术作品十分难以达到的境界。多少年来的追寻，发现它是无法企及的，但恰因无法企及，就越想达到。所以，常常在艰难的寻找中，我的作品也会偶然拾得这些痕迹。

《艺术与财富》：“天然偶成”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尚扬：就像我们今天去看那些史前的壁画和遗迹，由于时间，由于悠久岁月的刻蚀，由于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再造，当我们今天去看它们的时候，发现已是人工再也无法做到的了。人工无法企及的，就是艺术品应该追求的；反过来说，人工雕琢过多的东西，一定是离艺术本质比较远的。自然和社会生活里，也常常会提示这种准则和品质，这恰是艺术应该有的准则和品质。在艺术创作中，它常常会被忽略。因此，我常常提醒自己，把浮华、雕琢和机巧从作品里剔除掉。

2关于艺术本体

《艺术与财富》：您在很多访谈中多次谈到“艺术本体”这个概念，怎么理解艺术本体？

尚扬：当艺术发生的初始，人是淳朴的，是天然的一部分。当人与苍穹大地浑然一体的时候，就会产生表达的欲望。所以，在谈论艺术本体的时候，不要忘记艺术发生的初衷。但是，艺术也要适应人类发展的需要，由此产生了与时间与社会相关的内容。但归根结底，在历史的任何阶段，任何形态的艺术，艺术本体始终应是独立在加诸于艺术的种种诉求之外的那个东西，也应被视作艺术赖以存在的最具本质价值的东西。说得粗陋一点，就是脱下外衣的那个“人”。

《艺术与财富》：您的作品呈现的状态都很开放，但是其中一定还是有脉络存在的，这条脉络是什么？

尚扬：作品内在的脉络应该是两个相互作用的载体：一是与视觉特征相关的，另一个就是作品需要传递出我所要表达的东西。

我80年代早期去陕北，是为了摆脱苏俄绘画对我的影响。我大学时的初期受到苏俄绘画很深的影响。但在那些作品中，由于受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约束，我看不到性情的舒展。后来在刊物上看到了塞尚、毕加索的作品，在他们的作品里，我看到艺术就是抒发性情，抒发人性，真正让艺术本体成为画面最重要的品质。

有了这种启发，就想去实践，但是我1965年大学毕业后就被派去大山里参加“社教”运动一年，1966年“文革”开始，我14年没能画画。1979年，我考上研究生，恰逢改革开放，才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画画。我想走一条自己的路，就去了陕北，去找一种方式，把原来所学的苏派绘画的习惯丢掉，让我的头脑、我的心、我的手，不再与过关于艺术本体2去发生联系。我在陕北，画的基本上是平面的，放弃色彩，放弃明暗，放弃透视，放弃体积，把惯性去掉，就好像左手画画。

艺术本体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个性”，强调差异性和个性化。如果我不完成个性化的铺排，我以后怎么走呢？那时，我刚刚有点自己的艺术个性，开始被别人认识，我就又选择了放弃。因为这还不是我要找的东西，我只是找到一种方式忘掉过去，但我还需要找到内心的真正表达。后来也不是很顺利，一直到画《大风景》，才感觉自觉和自由。

艺术应是跟社会相呼应的，艺术如不与当代社会的本质发生深刻联系，会是一个问题。艺术是非常社会化的，现在最形式的艺术也会跟当代社会的生活有关系。90年代初，我在作品中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经济在粗放发展的同时，环境的问题每况愈下，积重难返。

3关于艺术标准

《艺术与财富》：您认为好的艺术家是什么标准？

尚扬：标准？一句话很难说清，说点感觉吧。你关注到他，是因为他必须被关注，在一个群展里，在一本刊物里，他就是让你看一眼就会被关注的人，哪怕他很粗糙，你也会注意到他。他的视觉特征是独特的，或者他做到了别人想到但还没做出来的，如果不是个性化的，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艺术与财富》：您的画面流露出一种古典气质，这也是您一直追求的吗？

尚扬：上世纪80年代，我曾在文章中强调“古典气质与当代精神的契合”，现在看来，还是一个有价值的命题。这里所说的“古典气质”不是指古典风格，或是仅仅与传统相关的东西。我所说的“古典气质”，是指人类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淘洗出来的那些最具永恒价值的品质，但一直延续在人类发展历程之中的，我把它叫做“古典气质”。

古典气质与当代精神的契合，在一个具有历史感的艺术家那里，应是一种必然。我也曾说过，在今天，在世界诸多被视作最当代最先锋的艺术家的作品里，我都看到这种气质和精神存在于他们的作品中，或许正是由于其存在，这些作品才具有了与文明的深刻联系，才具有了感动和启迪当代人的力量。

4关于讲真话

《艺术与财富》：您经历过“文革”，那个时期压抑人性，不能讲真话，作为艺术家，您有什么特别的体验吗？

尚扬：其实早在1958年，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那年我16岁，进入湖北艺术学院附中第二年。那时，“反右”刚结束，“大办钢铁”运动还正在进行，我和几个同学对“艺术为政治服务”公开提出质疑，我们认为应改为“艺术为人民服务”。这是对党的文艺方针的公然对抗和挑战，当然，我们五个同学受到长达两个月的严厉批判。19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期间，共产党政策放宽，我们五个人得到甄别平反。1982年邓小平发表讲话：“不要再提"艺术为政治服务"了，要提"艺术为人民服务"。”我们当年的“反党言论”居然与邓小平说的一样。

大家都知道有一幅画，就是《毛主席去安源》，这幅画可能是美术史上印得最多的一幅作品。1968年春天，江青等“四人帮”为了打倒刘少奇及夺权的需要，将《毛主席去安源》捧成“颠倒了被篡改的历史”的扛鼎之作，是“无产阶级的艺术珍宝，每一笔都闪耀着无产阶级的艺术光辉”（江青语）。这件作品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制成多套印刷版型，由中央文革的人分途乘坐专机运至全国各省会，由各大军区司令员、各省革委会主任带领各级干部到机场迎接这幅画的版型。机场口号不断，锣鼓喧天，将版型飞快送至各省新华印刷厂立即印刷，当天分发各地，一时间全国城乡、家家户户都张贴《毛主席去安源》。

因为原单位武斗不断，这时的我，离开单位，自己去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参与历史画创作。一天，农讲所召开座谈会，讨论《毛主席去安源》的伟大意义，由警备司令部宣传部长王某主持，还有新华社记者参加。

由于1967年冬天，我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一个展览上，看到过原作。这张画，艺术上是非常劣质的，而且画中的毛泽东也是孤零零的，作品给我的印象非常差。因此，我在发言中说了我的这些看法，并且说这张画画得跟油布雨伞似的老旧，并不像人民日报上所说的“每一笔都闪耀着无产阶级艺术的光辉”，我觉得这画跟这个评价完全不相符。但我不知道这个话是江青说的，当时宣传部长王某让记录员赶紧把这些话记下来，我说我的话自己负责。

到了午饭时，有人对我说，你说这话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新华社记者写个内参上去，你就完了。我仍然认为我说的是真话，并与另外两个参会的好朋友一起过江，到新华分社再去向这位记者表明自己的看法。当时，那位40多岁的女记者在午睡，她把我们拉到房间里说，你们不要说来过我这个地方，你们出这个门也不要讲任何话。后来让我们坐下来，她说，你知道你讲这个话会是什么后果吗？这是直接反对中央、反对“文革”，是要杀头的。她说，我可以保证我不会写，但是出去，在任何地方再也不要提起这件事情。

我后来想，如果遇到另外一个想邀功的新华社记者，或是把这事当成任务，写了交上去，事情就是另一个样子了。另外，那位武汉警备司令部宣传部长王某很快也调走了，也没来得及追究我，让我化险为夷，混了过来。我总是觉得讲真话是不用怕的，因为心里坦然。只是多少年了，心里很后悔，我只记得那位女记者文静而有担当的模样，却忘了问她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