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与收藏

　　清人钱泳曾有云：“贫贱近雅，富贵近俗，雅中带俗，可以资生，俗中带雅，可以处世。”所以，明清以来，商贾而热心于文化艺术的投资、收藏，不只是简单的附庸风雅，而是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合拢作生涯”，在客观上推动着人类整体文明的发展。历史上的一些大收藏家，如明代的项子京，本来就是一位商人，当他富而思雅，转向热心于书画的收藏，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竟超过了他在经商方面的成就。今天上海博物馆的藏品中，不少煊赫的剧迹，便曾是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刘靖基先生的长物。商人、企业与收藏的这一层关系，在现代社会正获得更自觉更广泛的认同。国外如美国、日本的一些著名财团，在艺术品收藏方面的热情是众所周知的。现代艺术品市场上最大的一块份额，正是因为有了这一部分企业的参与才得以实现。西方油画的天价，大多也是由这一部分企业所创造出来的。事实证明，企业通过收藏艺术品，所获得的不仅止于直接的经济效益，如购藏了一幅名画，经过若干年之后得以升值等等，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企业的文化形象，为企业带来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间接效益，为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树立了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一个经济社会中，先进文化方向的树立，其意义之巨大，无论怎样估量都是不为过的。
　　由于种种原因，企业与收藏的这种关系在中国中断已久，所幸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国内的一些大型企业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在弘扬民族文化、购藏传统艺术品方面急起直追，既承古代儒商的风雅，又与国际的动向接轨。如北京的保利集团、大连的万达集团等等，都因致力于传统艺术品的收藏而声名鹊起，为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建设，为中华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那么，在素有收藏界“半壁江山”之称的上海，新一代的企业家们又有何动作呢？我们通常听到的说法是：“上海的企业家精明而又谨慎，不大舍得在艺术品收藏方面轻易花钱。”然而，当我看到围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部分藏品之后，便不能再同意这样的说法。
　　围城置业主要经营房地产的开发和销售，在上海的房地产行业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它对于艺术品的收藏却并不张扬，而是默默地、不懈地做着一些大手笔，比之于保利、万达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收藏的特点有二：一是以书画为主，张大千、潘天寿、溥儒、齐白石等现代名头之外，尤注重于购藏古代的名家名作，如明代的杜琼、唐寅、李士达、董其昌、张风、陈老莲、吴伟业，清代的梅清、王、恽寿平、吴历、袁江、任伯年、吴昌硕等等，均为煊赫的名迹，在画史上已有众所公认的定位。二是藏品的来路清楚，多经过大收藏家、大鉴定家的手眼鉴定为真迹者，非出身于“大人家”的基本上不收。如曾经应野平先生收藏，历经吴湖帆、唐云、王季迁、徐邦达等过眼的一批明清古画，大多被“围城”收入库中。
　　据“围城”的老总陈谈自述，当前的艺术品市场上，一般的收藏者都把眼光盯在一些现代名头上，把价格炒得很高，而古代的作品则较少有人问津，因而价位也偏低。但前者在画史上的地位尚有待论证，如有些名家作品，在世时价格不菲，去世后则人走茶凉，又有些名家作品，此一时价格不菲，彼一时又急剧滑坡；而后者在画史上的地位则已有定评，谁是大名头，谁是中名头，谁是小名头，决不会再有反复。这样，与其赶潮流、花天价购买前者，不如避开潮流用较少的钱购藏后者。此外，书画的真伪历史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难题，买来路不清的东西，免不了要交学费，而买来路清晰的作品，则可以借助于前贤的眼光为自己作保驾。虽然，对于书画的鉴别，时下鉴定家也有不少，而且眼力也不亚于前贤，但由于世风的日下，人心的不古，时下鉴定家的讲真或讲伪，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实在是谁也说不准的一件事，相比于前贤的鉴定意见，不可同日而语。相比于买来路不明的东西，购藏来路清楚的作品也许要多花一点钱，但因此而省去的鉴定费用以及因真伪鉴定而引起的种种麻烦，其间的得失，自不难酌。
　　“围城”的这两条经验，我想也值得其他有志于艺术品收藏的企业作为参考。当有更多的企业参与到艺术品的收藏行列中来，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真正成熟也就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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