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家四型

　　愚以为古往今来，无论贫富，只要涉足收藏，便不外这么四大类型，也可说四个层次：一、大智大勇型；二、创造发现型；三、集攒保管型；四、浅薄幼稚型。
　　大智大勇型是明确地为国家、为民族，虽倾家荡产，在所不计。张伯驹在民国时期为防止国宝外流，卖尽祖业房屋田产，重金巨款购下西晋陆机《平复帖》、北齐展子虔《游春图》等。郑振铎在国土沦陷、日寇疯狂掠夺我国文化财富之际，奔走呼告，冒着生命危险，竭尽心智抢救保护古籍文献。他倾一生之力收藏的10万余册书籍全部奉献国家，仅其中一部孤本七十册明抄本《古今杂剧》就千金难求。徐悲鸿在巨资购得的唐人《八十七神仙卷》上盖上“悲鸿生命”之印章，最后也义无反顾地捐献给国家。
　　当代收藏家也不乏这类人物。北京积翠园主人、军队干部陈英、金岚夫妇，在“文革”时期，以睿智的眼光和保护国宝免遭不测的心态，介入收藏，得唐宋以来100多幅书画珍品。同时，他们与当时被打入“另类”，遭受攻击和磨难的书画家们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关心他们，敬重他们，为书画家们精心营造了一方艺术绿洲，从而产生了400多幅当代巨擘的真迹。如李可染的《井冈山》，李苦禅的《鹰石图》，吴作人、萧淑芳夫妇与赵朴初等人的《百花图卷》，启功等人的《葡萄卷》，刘海粟等人的《松梅水仙卷》，关山月等人的《红梅卷》，蒋兆和等人的《牡丹鸽子图》，朱屺瞻等人的《幽谷竹兰长卷》，谢稚柳、黎雄才等人的《花鸟长卷》等等，成就了一段中国画坛“非常时期”的“非常轶事”。积翠园600多件藏品由陈英全部捐献给了福建省博物馆。
　　创造发现型往往从毫芥之末的收藏中有重大发现，成就人生的一番事业。如晚清收藏家王懿荣、刘鹗在中药龙骨上发现殷商甲骨文；罗振玉又由搜集这些甲骨而考定安阳小屯为古代殷墟，撰著《殷墟书契》，导致了殷墟的大发掘，进而催生了我国的近代考古学。郭沫若1970年经过甘肃武威参观出土文物时，从一堆斑杂的青铜碎片中炬眼识出铜奔马，从而使“马踏飞燕”这一旷世奇珍得以面世。
　　集攒保管型人数最多，他们嗜古渴求，收藏若癖。有钱的，每见心爱之物，不购不安，非购不可，虽遇赝品，上当受骗，而痴心不改；没钱的，节衣缩食，铢积寸累，甚至举债而为，欲罢不能。他们绝大多数藏识未丰，不能精研明鉴，难成气候，但他们广搜博揽，呵护有加。其藏品虽然鱼龙混杂，然而为社会为民族保存了大量的天下公器，文物古珍。
　　浅薄幼稚型的显著特点是学识浅薄，见识狭隘，鉴赏力低下，对“美”毫无感受与体悟。他们没有分辨真赝的能力，却总认为自己收藏了稀世珍宝，价值连城。现代仿品在他手里就是正宗的明清官窑，他们有的拥有成叠的银币“珍品”，动辄声明价值几十万元一块，而真正的一两枚民国珍稀铜元却因某处不够清晰，被他浸以稀酸，把宝贵的包浆腐蚀得一干二净，面目全非。他们集邮，会为在印着“语录”、“文革”气息极浓的实寄封上撕得一枚“文革邮票”而沾沾自喜，根本不知道毁弃了一个更有价值的“文革”实寄封是多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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