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02年文化产业的发展

　　展望2002年的中国文化产业，一个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热点将是文化投资。这里所指的，是在传媒、出版、娱乐、会展等广义文化领域进行的商业性投资，也是中国加入WTO以后，文化领域最富于挑战性的领域之一，这无论对于国有资本、民营资本还是外来资本，都是一个新的开端。
　　国外资本、国有资本、民营资本的相互博弈，将奏响2002年文化市场最为辉煌的乐章。
　　从世界范围看，文化投资可以有许多形式：有的进行产权交易，对文化企业进行购并和控股；有的建立贸易伙伴关系，共享扩大了的市场资源；有的建立投资基金，委托代理公司进行操作；也有的买断形象和版权，包括艺术品和收藏品，利用不断增值的无形资产来实现资本的增值等。但是总起来说，文化投资主要是两大形式：一是产业投资，二是风险投资。
　　早在1998年，著名的摩根斯坦利全球投资报告对11种产业的大企业回报年限做了统计比较，发现大众传媒企业所需的平均年限仅仅有8年，其收益远远快于医药业、日常消费品、银行、电力、能源和建筑行业。
　　它对1999年到2000年上市公司的一项研究更证明：媒介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平均利润率比其他上市公司的平均利润率高20%左右。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传媒业的投资回报同样引人注目，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它近3年来以连续超过25%的速度增长，1998年传媒业的利税总额第一次超过烟草业，成为国家四大高利税的行业之一，引来了许多投资公司跃跃欲试的目光。
　　哪里有高额的回报，哪里就充满了力量的角逐，哪里就是高风险的“百慕大三角”！不要只看海面上的波涛汹涌，而要潜入文化投资的水底，就会发现起码有4种力量在紧张地扭曲和角斗：资本的力量，它是文化产业的动力，又具有趋利避险、无限扩张的天性，永远不肯停留在一个规模上，不管是意识形态的壁垒，还是国与国的边界，它都想一冲而后快；政府的力量，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发展面向社会的文化服务是它的基本职责，所以它总是想限制资本在文化领域的横冲直撞，又希望借助资本的力量来发展民族的文化；非政府组织和公众的力量，他们分化成为不同的群体，需要符合各自利益的文化消费，不愿意看到一种“赢家统吃”的资本兼并局面，而更喜欢一片物种繁茂、各取所需的大森林；技术进步的力量，它如同一只神奇的手，刹那间扶植起一片新的投资沃土，却让另一片传统的投资领域日薄西山，VCD、DVD和宽带技术对传统电影业的冲击就是惊心动魄的一例，而传媒巨头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与日本软银公司合作，以发展国际卫星电视平台而一举打破了日本政府对外资进入传统电视的严密防范，成为20世纪文化产业中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这种惊涛骇浪般的变化，使文化投资的高回报和高风险恰巧成为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在2002年的中国文化产业建设中，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文化投资机制。
　　正因如此，文化投资不但是投资者的关注中心，也牵动着政府部门的敏感神经，还是广大公众关心的社会话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文化产业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依赖政府投资，而要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同时又要积极防范文化投资在走向市场化过程中的风险，
　　包括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在2002年的中国文化产业建设中，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文化投资机制。其最大的突破应该是建立文化投资的法制体系，打破部门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把依法经营作为投资者最重要的行为准绳，使文化产业的投资者、经营者、管理者、受益者有明确的定位区分，进入不同的利益空间和行为空间。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这种机制又非完全刚性而具有一定的弹性，能够根据各地发展文化产业的侧重点，把投资引向科技含量高、发展空间大、国际需求广的产业领域。比如：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市和上海市为了发展国际化的印刷产业，最近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投资者创造了一个风险小、见效快、开放度广、支持力度大、配套措施得力的投资环境，很快形成了印刷产业的新增长点，并对上下游产业形成了有力的带动作用，这是对文化投资规律的重要探索和应用。可以说，真正高明的文化投资管理者，未必一定是最大的资本拥有者，却一定是把握和平衡各方面的不同权益、又能因势利导、顺水行船的智者和强者。

　　　（来自：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