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家王学仲获徐悲鸿赞誉 大批作品愿捐不卖

　　王学仲，既是“黾学学派”的创始人，又是“黾学”最好的践行者。他提出的学术主张，形成了包含有哲学、美学、书学、文学、诗词学和绘画学的完整而又科学的黾学学术体系，为现代学术体系的构建做出了突出贡献。

　　王学仲，诗、文、书、画四绝，著作等身。他不仅是一位诗文书画皆有建树的文化学者，还是一位具有独立见解和开拓精神的书画理论家、美学思想家。

　　他学养深厚、才华横溢；他淡泊名利、德艺双馨。从他的言行、著作、艺术创作上，处处体现着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特殊使命感和崇高责任感。虽然他的部分绘画与理论还不能被人们所理解，但他已经为继承、发展、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化，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走入世界文化艺术之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金台点将”栏目点之，是以为记。

　　王学仲，1925年出生于山东省藤县(今滕州市)，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天津大学教授，兼任南开大学、广州美院及日本筑波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王学仲艺术研究所荣誉所长，中国文联第八届、九届全委会荣誉委员。曾任中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天津书法家协会主席。

　　对本民族文化充满自信

　　李树森：您于上世纪70年代总结提出了三则治学主张，即：二言——欧风汉骨，东学西渐；四感——文化的厚重感、历史的沧桑感、诗人的苍凉感、艺术的高贵感；四我——扬我国风、励我民魂、求我时尚、写我怀抱。并以“四我”精神为从艺知行合一的根本。这是您基于怎样的认识提出的？

　　王学仲：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日本筑波大学任教时，一位法国教授来访，当我问及他在日本最高兴的事时，他说：“最高兴的事是在一家日本旧书店里买到了一本《老子》。”这个普通事件显示了中国文化在国外的思想价值和独特魅力。

　　中国的《孙子兵法》在美国西点军校成为教科书，孔子被美国人推崇为十大世界名人，《论语》、《三国演义》在新加坡被作为企业经营与社会教育的方略。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这足以说明中国的文化在影响着世界。

　　炎黄二帝，奠定了中国文化文明的肇基。中国文化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虽在历史的长河中朝代有更迭，国体有分合，但中国文化嬗变分明，涵盖广大，维系数千年而不湮灭，这未尝不是世界文明史一大奇观。虽然中国历经长期的封建社会而重道轻器，导致了我们科学技术的相对滞后，甚至造成了近现代一个时期内国力的相对衰弱，但国力暂时衰弱，不应该影响我们对华夏文化自信心的坚守。

　　最近几十年来，西方文化及意识形态以软着陆的方式进入中国。基于此，我们要对中国文化进行系统化，系列化的整理、弘扬和推广，这是时势所需。

　　弘扬推广，就是我讲的东学西渐。在欧风披靡之下，我们要有华夏汉文化强大的自信心和独立精神，还要有弘扬推广中华文化的远大抱负，这就是欧风汉骨。

　　一个热爱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要有几根硬骨头把自己撑起来。艺术总是承载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艺术家要有与国家民族同命运共患难的精神。我们有责任在海内外大力传播，弘扬推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励民魂，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我们也有责任为全人类文化做出中华民族的一份贡献。

　　在外来文化面前，我们要做到不卑不亢，显示出我们泱泱文化大国的风采。

　　徐悲鸿：“诗书画三怪”

　　李树森：您曾受业于徐悲鸿、齐白石、吴镜汀、黄宾虹、蒋兆和、叶浅予、容庚等前辈大家，被徐悲鸿先生誉为“诗书画三怪”，他曾挥笔称赞：“呼延生方在少年，其书得有如是造诣，禀赋不凡，盖由天授，与之古人，在唐则近北海，宋则山谷，明则倪文征、王觉斯，而非赵、董世俗之姿可相并论。”如今，您已成为蜚声海内外的艺术大家，请问这些前辈对您哪些方面影响最大？

　　王学仲：1942年，我考入北京的京华美术学院。除在课上学习外，我还经常喜欢到容庚、吴镜汀、黄宾虹等老师寓所登门求教。

　　吴镜汀先生的教学方法是让学生们观摩他的作画过程，每周发给学生一张山水画稿，学生临摹后连同习作上交以换取新的画稿。

　　黄宾虹先生的画作，当时并不能为北方的画家和收藏家所认知，他很寂寞，但一直坚守自己的艺术主张不动摇。在落寞之中，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理论研究。他的艺术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才逐步为人所了解。黄宾虹先生对我启发最大的是怎样融合中西艺术。

　　齐白石给我们授课时，已七八十岁。在当时沦陷的北京，他隐居遁世，门上贴着“画不卖与官家”的字条。先生画案的笔池内养着活虾，水经常换，很清洁。1950年，齐白石九十高龄，我作为北平艺专的学生，随李可染老师去拜访他。他送我两幅画，其中一幅是虾。他说：“为了画虾，直到现在我还在观察虾。”，“为万虫写照，惟鳞属之龙，未尝亲见，不敢大胆妄为也。”齐白石先生重独创、重实践的精神，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是一个学无专师的人，但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徐悲鸿先生。

　　1949年1月，我在北平国立艺专有幸成了徐悲鸿先生的学生。他对书法、国画的改革，都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他的一些论见，如“文人画在产生时很有创造性”，“尽精微，致广大”等等，都很独到，他提倡个性与独创。

　　有一事对我的人生道路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我由于生病而辍学，甚至产生了悲观消极的想法。徐悲鸿先生指示工作人员多次给我汇钱，用于治病和继续上学，他亲笔写信说：“病症静养可愈，须具信心，多食葱蒜并节思虑，自易恢复。愈后仍需来院学习，以竟前功，所谓玉不琢不成器，鼓励勇气以奏肤功，望弟自爱。”

　　我已八十六岁，各位老师对我的教诲犹历历在目，他们的治学精神，优秀品格，影响了我一生。

　　“碑、帖、经”三派论

　　总结提出“五象”说

　　李树森：作为成就卓越的书画大家，在书法方面，您率先提出“碑、帖、经”三派论新学术概念，开创性地提出了视觉导向造型原则，推出书法艺术空象观，对中国书法的发展和延伸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书画创作方面，提出了表象、意象、气象、空象、色象，即“五象”说。请您对这两方面简单的解释一下。

　　王学仲：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园林的一朵奇葩，是中华民族艺术特征最鲜明的一种艺术样式，她反映着每个时代的社会精神面貌和审美精神，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同时，书法学又是一门亟待整理的学科。历史上书法理论非常丰富，使之体系化、条理化、科学化非常有必要。

　　在碑、帖原有派别之外，我经过大量研究考证，认为当增加“经”派，即“碑、帖、经”三派。

　　经派之所以可以自成体系，原因很多，大体有三点：一、石刻摩崖基于佛教不灭这一思想，由写经到刻经，进而刻石成为大型摩崖；二、其书体由经生体转化而为摩崖体；三、其书体阶层既不是帖学的贵族士大夫，也不是北碑的乡土书家，而主要是写经生、僧人和佛教信士，是一些佛教界的书法家，因此如果把六朝经派书加以概括，主要有经生体和摩崖体两种。

　　艺术是生活的再现与表现，其最基本的体现方式是表象。意象同灵感、意境、境界关联密切，体现出最为浓缩最为集中的美学意念。意象蕴之于内，气象发之于外。气象为内涵所派生，也为内涵所决定。“空”为“物”之相对体。艺术之空象指物象依存于空间所表现的艺术存在。色象是美在视觉上的显现。

　　世界美术思潮东移论

　　李树森：您以自己的作品，人品，大学问家的学养、才情与思想，为“现代文人画”做出了典范的诠释。您提出“欧风汉骨，东学西渐”的艺术思想，并把欧洲风格的绘画精神融入中国山水画中，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绘画风格及韵味独特的个人式样。您更大胆地提出世界美术思潮东移论，如此提法的根据是什么？

　　王学仲：“世界美术思潮东移”之说，是我在对日本及西方艺术作了若干年考察和认识之后提出的。

　　从十九世纪东移就已初露端倪。1867年，日本浮世绘打入法国万国博览会时，著名画家马奈、莫奈、高更等首先认识到了东方绘画的神奇，他们极力模仿其人物和线条，对日本安藤广重的色调佩服得五体投地。

　　日本从古老的民族文化遗产中找到了最纯净的艺术，诸如书道、茶道、花道、棋道等。继之，人们寻根溯源，终于发现“重道轻技”的中国艺术才是最理想的艺术形式，如中国文人画、中国书法、篆刻等。

　　到了现代，西方世界对中国艺术有了更新的认识，很多著名的大艺术家、美术评论家、美术理论家，在这方面多有论述。溢美之词，无以复加。毕加索曾对张大千说：“真正的艺术是在中国，令我困惑不解的是东方人为什么喜欢到外国去学艺术”。毕加索还用毛笔画中国画，其中仿齐白石的画就有五大册。常书鸿在法国的老师告诉他：“世界艺术的真正中心在你们中国，中国的敦煌艺术才是世界艺术的最大宝库。”

　　印象派的创始人马奈和莫奈与近代艺术的开山鼻祖毕加索，身居世界美术中心的法国，却都醉心于东方绘画之美，这说明已生发出一股地下潜流，其中心正涓涓地向东方渗透和移动。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现在，这种发展趋势已经愈加鲜明。世界美术思潮东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创立“黾学学派”

　　李树森：您创立“黾学学派”，成为黾学的创始人。请您对“黾学学派”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

　　王学仲：黾学可以概括为：一画、二合、三怪、四我、五象、六学、七艺。

　　“一画”就是文人画。文人画要以诗书画印为基础，倡导野逸美，表现其古朴自然、野趣雅谑的美学价值和人文精神。

　　“二合”是指意象合一。书法意象非常重要。书法是笔墨艺术，它不仅仅是一种线条的艺术，重要的是它渗透着书家哲性的思想。

　　“三怪”一词源出徐悲鸿先生。先生称我诗书画“三怪”。黾学的美学基础是诗书画三位一体。

　　“四我”是黾学的精神支柱。我提出“三自一超”主张，即：发现自我，认识自我，轶出自我，超越时代。作为一个书家或画家，不应该停留在对自我的表现上，必须把“小我”与“超越时代”的“大我”联系在一起，与国家、时代、民族联系在一起。

　　“五象”即：表象、意象、气象、空象、色象。“五象”把佛、道、儒三家的哲学观融合为一体。

　　“六学”包括：文学、美学、文艺学、宗教学(经学)、哲学、历史学等。六学的理论基础是国学。

　　“七艺”即：绘画、书法、诗词、治印、雕塑、散文、小说等

　　大批作品愿捐不卖

　　李树森：数十年来，各种机构和团体授予了您很多荣誉，包括荣获“俄罗斯美术研究院荣誉院士”称号、获“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而您并不愿追求名利，依然坚持做“清流人士”，并一直按照自己的艺术理想和追求，特立独行、锲而不舍地开拓着自己的独特艺术世界，您的部分绘画与理论甚至不能为同代人理解和接受。这些使您的声名与卓越的艺术成就远不相符，作品也一直未投放过拍卖行和画廊，大部分自己的作品及自己收藏的珍贵作品都捐赠了。在如今的市场经济大潮之下，您就没有对金钱心动过吗？

　　王学仲：背负传统文化，面对商品社会，中国书画界同仁该作如何选择？我有两句诗“纵使青史山岳厚，多少无名胜有名”。

　　我认为自己是个纯粹的艺术工作者，名、权、利都不是我所追求的，我每时每日所不能忘情的就是艺术。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不是一个时间上的富翁，在我的头脑中没有节假日、星期天。即使这样，我仍然感觉时间不够用。我不要求我的绘画与理论都能被同代人理解，学术的是与非，如天体望远镜，愈远则愈明，当不计较一时之名利得失。

　　我的大批作品，以及我收藏的老师及其他书画家的大量作品，我认为捐给有关机构，用于馆藏展示，有利于更多人观赏，这对艺术的弘扬、发展是有更多好处的。

　　王学仲艺术研究所

　　“江北兰亭”

　　李树森：天津大学1988年就成立了以您的名字命名的“王学仲艺术研究所”，1987年在山东滕州建起了“王学仲艺术馆”，“王学仲艺术馆”被书画界誉为“江北兰亭”。这为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尤其对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您对此有何感想？

　　王学仲：1984年秋，经日本友人安田熏先生等积极筹划捐资，在天津大学兴建了王学仲艺术研究所，我题额曰“黾园”。

　　黾园是我从事研究、教学、创作的地方，这里的“四我庭”是一个讲学传艺的杏坛。逢到节日，常举行诗词咏诵会，也是骚人墨客、俊彦名贤经常聚会之所。这里也经常举办国际学术交流会议，经常接待中外来客，进行心灵上的沟通。

　　我在这里的教学不拘一格，不给学生以固定模式，以启发其个人的心灵智慧为旨归。

　　王氏望族后裔

　　李树森：您系西晋琅琊王氏望族之后，王氏望族曾出过王羲之、王献之，您在诗文、小说、国画、书法、文艺理论、哲学研究等方面均取得极高建树，并出版了不少论著，是当今艺坛诗、文、书、画集于一身的杰出学者之一。这些与您的家世渊源有多大关系？

　　王学仲：决定我毕生从事于书画一道，并非偶然，这与我的家世有关。小时候，父亲取“黾勉从事，不敢告劳”中的“黾”作了我的“字”，以希望我勤勉努力。

　　在我们家族如果不擅写字，会觉得有辱先祖的风范。曾祖父是个秀才，一生专攻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祖父经商为主，把精力用在培养我父亲成才上。父亲王长祥受过私塾和师范学校的双重教育，能诗、善书。我们王氏家族，在书法上一向是尊王、虞二家为正传。

　　我五岁开始习字，父亲对我的启蒙教育不是让我临摹碑帖，而是为我写下二十五个楷体字的范本：“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四，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人，可知礼也。”

　　小时候穿着肚兜，用柴棍在地上自由地画沙，是我的一大乐趣。我写字的欲望也正是由此而萌生的。自此，笔耕不辍，直至今日。

　　双眼自将秋水洗

　　一生不受古人欺

　　李树森：您对学习书画的人有怎样的建议？

　　王学仲：我从来主张法古不泥古，主张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学术问题，提倡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

　　数十年过来，我感到跟从我学习过的学生，凡学我者都难成功，凡以我言为谬者都有所成立，凡恭敬相信我者，都不能有所树立。“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任他亲朋话交接，只当清风过耳边”等句，正是匡正的砭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