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加：国有瑰宝当自知

祝大年先生的一生，身处二十世纪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在他逝去十六年后，我们猛然发现这位平凡的艺术家，有着如此冷静、理性和顽强的独立思考。他从未被周遭的动荡、热闹所扰，即便是身处逆境，困境、险境，还有顺境亦然。他以毕生的意志，为完成自己所认定、追求的东西而艰辛苦行。

祝先生早年求学杭州国立艺专，深受我国早年留法艺术学人的影响；后赴北平艺专继续深造，得蔡元培先生指引东渡日本学习陶艺；抗战时期在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投身抗日工作；后潜心陶瓷艺术研究；新中国建立初创制“建国瓷”；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先生遂不问仕途，专心绘事，凡四十余载，以惊人意志与耐力，独创一格，自成天地，成就新中国绘画大美之境。今人观祝先生的绘画，似觉生疏，有寻不见来源之感，也总有人将先生的画作冠以“装饰”二字简述，加之祝先生本人素来雅静，不喜俗务，更厌恶画坛自我“广告包装”之类的习气，以至于祝先生的艺术更如迷雾中的山水，让我们确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祝先生的艺术道路，从来一以贯之。六十年代创作的《苏州水乡》、《布衣族姑娘》、《漓江春色》、《芍药花》，七十年代创作的《森林之歌》、《玉兰花开》、《溪畔》，八十年代创作的《松竹梅》、《园丁》、《南国小径》、《北海》，九十年代创作的《碧桃》等，其风格和意境极尽葱茏华美。我们发现现实从来都只是他绘画中的一个影子，他的艺术主体是艺术家理想造境的过程和结果。在造境的方法上，他从不拘泥于任何手段。西方印象主义的色彩，东方印度、波斯的细密画，日本的浮士绘，埃及、南美的夸张、象征性造型等等，这世界化的艺术表现力，都在祝大年先生的笔下融为祝氏风格的和谐交响。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纪中国艺术“西风东渐”并未泯灭祝大年的固执和顽强，他独自跨越千年的历史屏障，神游远至汉唐去追寻中华艺术的精神源脉。他特别推崇丰富绚丽的敦煌艺术和传统绘画的浓墨重彩，隋人展子虔绘画的典雅和自然，唐人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的严谨与恢弘，宋人赵伯驹的温润与浪漫，明人仇英的宏观与细腻，等等；祝先生以为这才是中国绘画进程的主线，他要延续这一主线的生命。中国艺术是主观的艺术，它并不在乎对客观世界真实情景的描绘。艺术是艺术家思想和情感的宣泄，故此“似与不似”也就成为一个优秀的传统。理解了这一点，就自然懂得了祝大年先生的艺术。祝先生以自己超越现实的思绪，对生命充满敬意的信仰和渴望社会和谐的理念，营造了一个艺术的乌托邦。他的审美理想是个人的，也是大众的。在祝先生的作品中，我们体味到他对大自然和大自然中一切美妙生灵的友好、尊重与深情。

我曾有幸随祝先生到青岛、崂山写生画画。当年十六岁的我一点儿都不理解为什么这位可爱的老头儿一整天都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不惧蚊虫叮咬，偶尔吃一口干粮，全神贯注地绘画，好像一尊雕像。他认真和一丝不苟的样貌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我想中国正是因为有像祝先生这样执着、默默无闻却胸怀大志的苦行者，他们对人间大爱大美的深度追寻，才使我们的文化艺术在困境中香火不坠，不屈不挠，奋力前行。李可染先生曾在黄秋园先生的画前感叹：“国有瑰宝当自知”。

今天，我们当为具有这样精神和人格力量的祝大年先生而倾倒。

在一派繁华和热闹的背后，祝先生的艺术永远在静静地散发着幽香。他让我们真切体会到一意孤行、沉静和独立思想的价值和力量。

袁加

2011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