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小东：无处还乡

2010年，离家30年的刘小东回到了东北老家金城，以小镇的风光和生活作为背景，将他少年时代的八位朋友拉进了自己的作品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高速推进，童年记忆中的小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而少年时的朋友却还按照原先的生活状态在缓慢地生活着。

“我祖籍辽宁丹东，出生在上海，在贵阳长大，后来去了武汉，现在户口又落在了河北，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导演王小帅说：“看完《金城小子》这个片子，我很羡慕小东。不管怎样，金城，他的那些穿开裆裤的朋友还在那里，父母在那里，他是一个有家乡感的人。”

王小帅的同学，画家刘小东笑而不语。

5月21日，在《外滩画报》和民生现代美术馆共同举办的外滩讲坛“无处还乡”上，刘小东、王小帅和知名影评人孙孟晋就“家乡”这个话题展开了讨论。对话开始前，几百位《外滩画报》读者共同观摩了由台湾导演侯孝贤监制的纪录片《金城小子》，该片记录了刘小东最新的系列组画“金城小子”创作的历程。

去年7月，刘小东回到自己的老家——东北小镇金城，以金城的风光和生活作为背景，将他少年时代的8位朋友拉进自己的作品中。

小镇驶来大客车

1980年，17岁的刘小东离开家乡金城前往北京，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王小帅正是他在附中时期的同学。30多年后，刘小东已经是中央美院油画系教授，当今最知名的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曾创下中国油画拍卖纪录。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少小离家的刘小东总是小心翼翼地在节假日回去，只和过去一玩过的朋友来往。他一直想回老家画些画，但总是越想越不敢回去，“在父老乡亲面前画画真是件天大的害羞的事情。”

如今，幼年的朋友都已经步入中年，“这种情谊不深不浅，他们从来不来北京打扰我的生活，只是我回老家时和他们在一起。这种情谊使我经常有依赖的感觉，总觉得我在外面，如果挨欺负，他们，并且只有他们会义无反顾地帮我打架。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却是谁都帮不上谁。”刘小东曾经很抒情地说：“童年我们共享一片蓝天，长大后又各有各的天空。”

去年，在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杰罗姆·桑斯讨论自己的展览计划时，刘小东提出了回老家画画这些朋友们。杰罗姆·桑斯很快想到了“Hometown Boy”这个英文名字。有一天，刘小东和作家阿城一起坐车，他请阿城帮忙想一个中文名字，阿城说：“就叫金城小子吧。”刘小东拍手叫好：“要是直接叫家乡男孩，太嗲了，不太像地道的中文。金城小子好!”

几年前，刘小东画三峡移民时，导演贾樟柯为他拍摄了《东》，借此机缘拍摄的《三峡好人》还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这一次，画故乡和小时候的朋友们，刘小东邀请了具有深厚人文情怀的台湾导演侯孝贤做监制。

2010年7月25日，刘小东带着侯孝贤和自己的团队去“踩点”，一行九人坐着大客车驶往金城。“以前每次回家都是自开小车，这次坐在大客车上看风景，好像不认识了，高速路显得很窄，我的金城小镇能装下这辆大客车吗?”刘小东自问。

“还乡团”团长

金城镇20公里外，有一片长100公里宽70公里的漫无边际的芦苇荡。侯孝贤喜欢这片芦苇荡，为了拍芦苇收割的场景，他们等到1月。“我们是拍小东画画的延伸，拍他的生活环境。”侯孝贤说。

事实上，这片芦苇是金城的命脉。芦苇是造纸的重要原料，而金城造纸厂则是小镇的支柱。旭子、韩生子、肖老师、成子、郭强、力五、树军、小豆，这八个刘小东儿时的朋友，有几个在上班，有的开小饭馆，有的当警察，还有当地的“KTV”大亨。

刘小东在KTV里画KTV老板郭强，在台球室画了小豆，在树军家画了树军抱着他“老来得的大胖儿子”......同时，刘小东还在一个破旧的飞机边上，画了八个人的群像。

造纸厂红火的时候，有很多公共设施。刘小东记得，小时候金城有电影院，白天大人们有时在里面开会。晚上，花上几分钱就能挤进电影院看电影。如今，电影院在房地产开发中消失了。刘小东带着记者去了金城的公园，公园里有一架破旧不堪的飞机。据说那是真正的战斗机，是当年空军送给造纸厂的礼物。荒废的公园里杂草丛生，臭水漫地。刘小东让八个朋友在飞机旁边打牌，飞机边上有鸡、狗、猪，还有种的白菜、胡萝卜……

画画前，刘小东有点顾虑，因为“艺术太商业化了什么艺术品到最后都会变成商品”，他担心会把情谊成商品。画画过程中，顾虑慢慢地解除了，朋友们非常愿意被画，从来不问他为什么画。刘小东过上了“集体生活”，他和大家一起吃猪头肉，喝酒，打台球。“一帮人晚九点坐在我屋里，喝啤酒，看《非诚勿扰》，太人，一帮已婚未婚大男人挤在一起看征婚。”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刘小东带着记者走出公园时，一位老人指着他对旁边的人说：“那个就是老刘家的儿子，现在是个大画家，从北京回来画画。”

“我觉得小东有点像还乡团团长。自己出去混好了，回家时又必须要压低自己的身态，跟大家假装是一样的，要进入到他们里面去，要偷画大家的那种感觉。其实他每一块肉都散发出还乡团团长的成功气息。”王小帅说：“故乡对于他而言，像一本传记，记录着一个人从土地里出来以后，依然无法完全脱离。”

故乡在何方？

“以前，以造纸厂为核心，小小的金城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以前每次回来他们总跟我讲各种凶杀案。我就想，这么点人，怎么老死人啊?” 刘小东说。

金城造纸厂年产15万吨，20年前是全国第四大造纸厂，现在濒临关闭。在刘小东儿时的记忆里，工人阶级永远有力量，制造业理直气壮地占据着小城的各个主要街道。如今，平房变成了楼房，方圆几里的工厂看不到一个工人，争着洗澡、偷纸下班的工人们不见了。朋友们的子女都离开了造纸厂了，能考出去的都走了，哪怕上个技校也不留在金城。

离家多年的刘小东又一次看到家乡如何从夏天过度到秋天。很早就下岗的旭子说刘小东三十年来头一次回家呆了三个月。太太喻红带女儿来金城看刘小东，他带她们骑车去老家黑土坑。路上长满了两三米高的玉米，看不到远方，结果迷路了。他说：“以前都是冬天回来，能看见远方，能看见祖坟。夏天全被高粱玉米覆盖了。”

刘小东绘画基础扎实，并坚持关注现实题材。画家陈丹青称自己的绘画止于“文革”，但刘小东一直在描述当下，做了他想做却没有做到的事。近几年，刘小东先后到三峡库区、泰国、北川老县城等写生，并完成《三峡新移民》、《出北川》等直指重大现实事件的作品。

通过《金城小子》的创作，刘小东想表达的远不止乡愁。“所有人的家乡都变成高速公路，所有人的家乡都变成‘新农村’。”刘小东说，互相牵制的乡亲关系都变成楼房关系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如果随着整个中国的变化，家乡不被重视，仅仅靠法律去维持这么大一个国家、维系这么众多的人口，恐怕是很困难的。“我不是从我个人考虑，是从整个国家的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个问题。”

S=孙孟晋（知名影评人）

L=刘小东

S：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给人以小城镇被逐渐抛弃的感觉。你对金城这个地方，对你画的这些儿时的朋友有一种怎样的情感?

L：片子里的人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一起上小学，上中学，后来我考去了北京，他们留在当地。过去还是挺快乐的，因为大家都一样，今天不一样了，城市化进展太快了，而且中国有一个通病——要政绩，所有的城市都要发展到一定规模，那些有着童年记忆的故乡，都被夷为平地，变成高楼大厦，我挺痛心的。

S：纪录片《金城小子》里，有你画的八个人的生活片段，你也作为一个特殊人物穿插其中，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和“八个”。这八个人你是怎么挑选来的，还是这八个人的确是和你关系特别近?

L：和我近的不止这一些，但我挑选他们主要考虑他们身份都有点不同。这八个人里面有警察，有开卡拉OK的，有正在上班的，有下岗的。金城这个小镇，却是个大社会。后来还有一个在监狱里的朋友，听说我回去画画的事以后特别生气，说：“怎么不来画我啊!”

S：你怎么让他们在绘画和纪录片里面保持最本色的状态?

L：我到一个环境中，经常会被环境改造。比如去其中一个人家里，他家的东西都是最基本的，桌子底下有几颗蒜，桌上几个碗，厕所里有几本破杂志。他曾经在北京当过我助手，破杂志就是从北京拿回去的过期的。我觉得很有趣，被他生活所感染，这些都是生活的自然流露。我们小时候就老在一起，现在在一起可能有一点距离，毕竟职业不同了，但我们心理上还不错，经常组织喝酒、打牌这些大家都能在一块玩儿的活动，没有距离。

S：纪录片里有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你说通过看他们的家，你能想到以前你的父母的家。他们还在以前的那个点上，你面对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时，你的点跟他们那个点之间是有距离的，你要非常直接地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真正的劳苦大众还是那个状态，是这样吗?

L：一个地区，可能建筑变化很快，人心的变化还是挺慢的，包括生活习惯。我走的时候我父母四十多岁吧，我的这些朋友们现在也四十多岁，我觉得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和我父母当时挺像的，比如秋收的时候还到地里去捡粮食，也还是没什么钱，这种习惯一代代传下来，生活在延续。

中国除了北京、上海、广州几个大城市或者沿海发达地区，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这种状态里面，青春期之后，大家马上变成和父母一样。甚至教育孩子的方法还和父母教自己的时候一样。

S：你说艺术家会被商业左右，同时又说民间的情义都在，拍完这部纪录片，画完那些画，你跟这些朋友们之间的关系，和几十年前还一样吗?

L：一样的，没有太大变化。情义就像我经常说的，情义就是要和金钱分开，一有金钱关系就没有情义了，现在的人很难讲情义。在城市生活的人，一讲情义你就是一个骗子。城市要讲信誉，不讲情义，情义带有很大的欺骗性，没有标准去衡量，可信誉是有标准的，答应人家的事做好就是最大的情义;这件事该给多少钱，给清楚了，这是最好的情义。但是在乡下你不能说咱们这件事一百二十块钱，结清结束，这就显得没有情义了。

我在城市里被改造成一个没有情义的人，再回到一个很重情义的地方去，会有很多矛盾。比如说要付给他们劳务费，怎么付?趁着喝醉的时候，我的助手“哐——”一笔钱塞到他包去，他也假装不看。大家都需要钱，不能挑明。“金城小子”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办展览时，有个记者给我发短信，问我画人家给人家钱了么，我不回这个短信。我是个民间人士，我知道怎么和民间人士打交道。提这个问题的人不是从民间上来的，他这个问题太知识分子了。

S：你的作品曾经与三峡移民、北川地震等直接相关，在捕捉这个时代的印记的时候，你是怎样选择主题的?

L：艺术家有的时候闲了，就会想闲事儿，就会有这种慈悲、关怀和伤痛，所以我就去有伤痛的地方。说大点还是一个慈悲心，三峡这么大一个工程，给当地的环境，甚至整个中国的生态的影响太大了，会影响子孙后代的生活，大家应该关注它。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改变不了什么，但我有这份心，要投入到这个场景去做画，而不是在北京编造一个故事，编造当地人的痛苦或者幸福，我要真正投入到他们生活里去，跟他们共同生活。我觉得艺术家做到这个份上，尽到了责任。

S：我记得陈丹青说过一句话，他自己的画是止于“文革”，你是对当下有一种关注，你觉得他的话是否准确?

L：差不多吧，我对当下比较感兴趣，这也跟艺术态度有关，希望像一把尖刀一样，直接而有穿透力。我一直在反省自己血液里的审美弱点，老有乖巧、献媚、奴才的倾向。无论色彩造型都有这个问题，缺少灰颜色、直接的美学表达，这是我们民族的弱点。我希望我的艺术态度能矫正我已经知道的这种弱点，能够当下一点，直接一点，眼睛看到什么立刻做出决定。

G=“外滩讲坛”观众

L=刘小东

G：你说你和你的朋友之间的感情一直没有变，他们那里的生活也变化不大，对你来说应该是有处还乡的，为什么说“无处还乡”呢?

L：今天整个社会的城市化发展太快，家乡的变化很多，想寻找记忆的地方没有了，想证实自己活过的地方没有了，这时候人会发生变化。一般在家乡的时候，大家都不太会做太恶的事儿，因为家乡人几代都认识，互相牵制，甚至不用法律的约束，而是用人情的约束，一般不会太出格。

对于祖坟，以前大家种地的时候都会绕开，在当下的房地产开发中，祖坟被平掉了。失去了祖坟的人变得肆无忌惮，只会往前冲，不会往后看了，因为没有了牵制。整个民族都往前冲的时候，真的是很疯狂很可怕的事。

“无处还乡”不是说我没有家乡的问题，我本人一点都不重要。但是我闲嘛，在为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痛心。

G：你的这些朋友们喜欢被画，喜欢被拍摄吗?

L：他们很高兴，非常高兴。纪录片《金城小子》的拍摄团队来自台湾，金城是很封闭的小城镇，能够接触到台湾人，对于小镇的人来说很新鲜。当这部片子和画展在北京展示的时候，我的这些朋友们都来了。一个普通人，突然看到自己的形象在电影里、在墙壁上的绘画中、在媒体上出现时，他们非常感动，非常惊讶。你不知道一个普通的生命多想被别人看到。其中一个叫郭强的人说：“今天百度上没你的名字，你就白活了。”没有被拍、被画到的人就会生气，会质问：“上次来拍片子，为什么不找我!”朋友们都很要脸的，要别人知道他曾经活过。而且他们被拍的过程中也觉得很舒服，拍纪录片的团队和他们在一起比和我还多。只要我一画完画，朋友们都愿意跟拍电影的人接触，吃喝玩乐的，半夜也不睡觉，我该睡就睡，他们比我关系还好。

G：我是“80后”，你有没有考虑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或者后期有没有想过像吴冠中一样“中西结合”?

L：年轻的时候不要被这些假的东西束缚，你血液里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跑不掉的。等你去了台湾，你就发现自己说话像个当官的。你去美国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观点都是空洞的，非常缺少实质性的数据，因为那是一个数据化的社会，重视实实在在的数据。什么是“中西合璧”?我们早就在中西合璧的生活环境中生存了，无论画什么都是中西合璧的。把自己的生命体展现给别人，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告诉别人你怎么看这个社会，是艺术家的责任。但艺术家有的时候会被埋没，因为想发言的人太多，亮不出来，只好继续想办法。

G：有人说画家成名后局限在一个套路上，我想问，你以后会在写实方面继续走下去呢，还是求变求新?

L：对，每个人都有挣脱不开的套路，但是利用好了挺好的。把自己的十八般武艺变成一百零八般也可以。别人看来画家一辈子就画那么一张画，其实对画家来讲每一笔都在创造。每一个画家都是这样，这张和上一张有很大的不同，对观者而言可能都差不多。艺术家需要寻找新鲜感和新的刺激，我也在彷徨中努力，努力地劳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