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论坛上的青铜器：遂公盨改写中国古代思想史

　　当这些承载着厚重华夏文明的商周青铜重器，散发着沧桑与典丽之美，

　　出现在汇聚亚洲思想智慧和世界前沿信息的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

　　人们的目光不禁为它们吸引，思绪仿佛又被带回远古的历史文明之中。


　　今年4月14日下午，应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之邀，中国保利集团旗下保利艺术博物馆主办的“传承———华夏经典艺术(博鳌亚洲论坛)特展”在博鳌索菲特大酒店开展，这也是博鳌亚洲论坛组委会首次举办中国艺术品专题展览。四件商周青铜重器：遂公盨、应侯壶、应国爯簋、先斝，带着远古的历史文明走到各国嘉宾前面。

　　走进100多平方米的展厅，隔着3000多年的悠远时光，四件商周青铜重器依然散发着独特的气质和魅力：遂公盨古朴典丽，应侯壶精美气派，应国爯簋造型奇特，先斝体大优雅，人们很难想象，那时候没有机器，没有严格的流水线，仅仅是通过模子铸成样式精美的青铜重器，纹饰却一点不逊色于现代工业作品。

　　遂公盨改写中国古代思想史

　　乍一看，遂公盨其貌不扬，就是一只方方正正的青铜“饭盒”。实际上，这件青铜盨是西周中期的一件食具，距今约2900年。保利文化集团总经理蒋迎春说，遂公盨原本有盖，现已缺失，它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内底所铸98字铭文上。铭文开篇记述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后篇论述的内容却是“为政以德”。盨上所铸铭文字体优美，行款疏朗，且字字珠玑，几无废言。

　　铭文开篇即言，“天命禹敷土，随(堕)山，浚川……”记述了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导河流的方法，治平了水患，并划定九州，还根据各地土地条件的不同规定各自的贡赋。在洪水消退后，那些躲避洪水而逃到丘陵山岗之上的民众下山，重新定居平原之上。由于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随后，铭文又以阐述德与德政，并教诲民众以德行事。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件铜盨为遂国国君所制，遂国是中国古史传说中“三皇五帝”之一的舜的后人建立的。

　　此前，关于大禹治水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战国时期。“长期以来一直有关于禹和夏朝是否存在的争议，个别外国学者甚至怀疑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但是如果没有大禹，便没有大禹之子夏启创建的夏，更没有“华夏”之说。”蒋迎春说，遂公盨铭的发现，将有关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一下子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充分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们就在广泛传颂着大禹的功绩，而夏为“三代”之首的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深入人心。

　　德是中国传统伦理中一项重要内容，德治的思想贯穿了整个封建中国。遂公盨铭文中前后6处出现“德”，而且内涵颇为宽泛，如要求民众既要注重自身的修身养性，做人要“齐明中正”，还要孝顺父母、兄弟友善、婚姻和谐，注重对祖先和神灵的祭祀。君王及官吏要有德于民，顾念天下黎民百姓，只有这样，百姓才能“好其德”，君王统治才能长治久安，天下才能安定。蒋迎春说，这不仅是“周人尚德”的实证，还表明2900年前中国关于“德”的思想已相当丰富、系统，“德治”观念已经形成，而且让人们了解到中国德治思想的渊源———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的主张，其实只是对周人思想的总结与概括。

　　整篇铭文堪称一篇政论性质的散文，其文辞、体例在两周金文中前所未见，却与现存《尚书》等古代文献十分接近。蒋迎春说，这对探讨中国古书及文章的起源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因而这篇铭文被学者们称誉为“两周金文之最”。至今国际上已先后召开4次遂公盨研讨会，可见其历史价值非比寻常。

　　三件青铜重器各领风骚

　　相对遂公盨，另外三件商周青铜重器也各领风骚。

　　应侯壶原本一对，由于另一只正在长沙展出，此次人们只能有缘见到其中一只应侯壶。应侯壶铸造于距今2800年前的西周晚期。壶体通高55厘米，胎体厚实，工艺精美而又十分气派。壶上有大圈顶的盖，盖面中心装饰有一只团身飞舞的凤鸟。壶身装饰双线条的波纹，虽相对简洁但雄浑有力，颇具气势。器盖与器身均铸有13字铭文：“应侯乍(作)旅壶，其万年永宝用”，表明它们的主人是分布在今天河南平顶山一带的诸侯国———应国的国君。当年，周武王灭商后大封诸侯，把他的一个儿子(一说为弟弟)分封在今天的河南平顶山一带，建立了应国。应国长期拱卫周王朝，是周王朝抵挡汉水流域外族入侵的一支重要力量，与周王朝的关系十分密切。

　　应国爯簋是一件西周中期的食具，造型颇似秦汉时期的奁形尊，较为特别。簋的盖和器底上均铸有5行57字铭文，大意是：在周历十一月丁亥这一天，周王来到了卫国的姑城，他没有忘记应国公室，赞美了应国公室人员，并赏赐给他三十朋的贝和四匹马。为了纪念这件事，作了这件铜簋，用它早晚祭祀。这段铭文标明它是应国公室人员所铸，而依据其他铜器铭文，这位应国公室人员为应侯釐公之子，后来他和他的儿子也都当上了应侯。

　　蒋迎春说,在目前发现的应国有铭文铜器中，这件簋是字数最长的一件，而且它的内容对探讨应国的历史，特别是周王朝与应、卫等诸侯国的关系具有重大价值。此外，这件应国爯簋在工艺上也有别于同时代铜簋。“一般铜簋都是圈足，这件应国爯簋是圈足底下再加上4个小足，造型更加精美别致。”

　　四件青铜重器中，只有先斝来自商代。这件商代晚期的饮酒具通高45厘米，属于存世少见的商代大型铜斝。这件铜斝三个丁字形足较高，造型颇显优雅。器外壁上饰兽面纹及蕉叶纹，具有当时青铜器装饰的典型风格。器底上有一字铭文“先”，表明它与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先方彝一样，都是商代“先族”的遗物。先族为商代大族，活跃在以山西浮山为中心的晋西南地区。蒋迎春说，一般的斝体型都较小，做工也不精美，这件先斝是至今发现的体型最大、做工最精良的一件斝，说明当时中国冶金技术、合金配比等都已达到完美的境界。

　　中国青铜故事源远流长

　　雄伟的造型、古朴的纹饰、精湛的铸造工艺和丰富多彩的铭文，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著称于世。从用途上来说，青铜器分为容器、兵器、乐器、车马器等几个大类。夏商周时期最主要器类之一的青铜容器，包括炊器、食器、酒器、盥洗器等，其中大部分青铜容器为礼器。

　　据载，中国青铜器的冶铸大约起始于原始社会末期。1977年在甘肃东乡县新石器时代末期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刀，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铸品。而近年来，在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河南、河北的龙山文化和甘肃的齐家文化遗址中，也陆续发现了早期青铜器和冶铜遗迹，这些考古发现都表明了这个时期中国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此后，青铜器经历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直到秦汉时期走向衰落。

　　商代后期至西周早期则是青铜器的鼎盛期。曾有人这么述说商周青铜器：“身受奴役压榨的奴隶们创造了一大批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展示了那一时代中国文化艺术的最高成就。那是绽放在野蛮的黑暗中的文明之花，是血泊雕铸而成的艺术杰作。”这时的青铜器制品种类繁多，形状瑰异，制作工艺极为精湛，青铜冶铸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在此时达到了高峰。

　　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是转变期。这个时期商文化的因素几乎完全消失，青铜器的造型、纹饰、铭文内容和铭文书体都强烈的表现出周文化的艺术风格。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是更新期。秦汉时期是衰落期。

　　由于冶铁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青铜时代也随之结束，人们把注意力不再放在青铜铸造业上，日常用品中的铜镜、带钩、灯具和熏炉，也曾出现过不少精品，不过这仅仅是中国青铜器艺术的落日余辉而已。

　　看完此次特展，人们的心弦不禁为之拨动，正如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张祥留下的题词：“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感到无比荣耀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