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罗旭的访谈

Q. 你何时在何地出生?

A. 1956年10月，我出生在云南滇南方向的一个小城弥勒县，县城当时不超过一平公里，四面环山，东西南北河流如银蛇般游动，拥抱着呈半圆形凸起的小城所居地，似龙戏金珠。春里鱼欢雀跃，冬节山舞银蛇，野驶炊烟，夏节河岸栖柳，轻歌曼舞，秋天一片金黄，大雁横空。

Q. 描述一下你居住的地方?

A. 我的家在城南的半坡上(祖上留下的土木结构房，楼上楼下约120平米)，视野开阔，站在楼上的阳台上能看见南面的旬溪河，左右伏卧着重的山背，及一眼看不尽的稻田，秋里能阵阵闻到稻田里传来的清香。当地的广播电台在我房角处装了一个高音喇叭，天刚亮那大喇叭口便拼命地大声吐着刺耳的歌及来自中共中央的各种指示，实在受不了时，手中的弹弓把石射进它的大嘴里。这一切早在30年前就一点一点地消失。如今生出了人造的湖，花花草草，河流还有那田野，却永远消失了。

县城四面环抱的山上，居住着十一个不同习俗，不同语言的少数民族，汉族人口与这些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几乎是1:1。他们聪明、善良、勤劳，且都能歌善舞，其中有享誉全球的“阿细跳月”。

Q. 描述一下居住地的建筑，环境，氛围

A. 这山村里的一切对我早期艺术的成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弥勒的建筑从过去到现在，是我见过的最没有特色情趣的建筑之一。可以说谈不上是建筑，过去是简易民居，如今的房子什么都不是。会造房子的是那些被大汉族在千年前就赶上山的当地少数民族，只是他们势单力薄被赶走了。他们的聪明才智被压缩到山里，所以如今的城市永远不如山里的民房好看。弥勒县属于基本没有象样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小城。没有博物馆，画廊是从未有过。有个图书馆，里面也仅仅只有一本中国传统绘画画谱。

Q. 描述一下你的家庭

A. 我的父母挺能生，先生了我，之后生了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大弟弟刚生下没多少时日便饿死了，我死了几次，死不过去，死里逃生了。但复活注定是有代价有使命的。六岁开始便学烧火做饭，七岁身背第二个弟弟再做饭。十岁招呼弟弟背着妹妹再做饭。我如一只小驴，边长边加负重。

初中毕业那一年，刚进16岁，父亲挺不住，永远地倒下了。当下七十多岁穿着三寸金莲的祖母，一个月只能拿到七元人民币工资的母亲，九岁的弟弟，六岁和两岁的妹妹，中国人的俗规，“长子为父”，父亲原先负担的部分，长子承担。这头小驴身上又负重了，负重的驴儿在16岁那天开始在人生的路上跑了起来。

Q. 你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

A. 我父亲在他们那一代人中上了高中，算是读书出身，不幸的是他赶上了整治读书人的先头部队，1960年被从云南陆良县的邮政所发配到一个很远的林区去劳教伐木，更不幸的是他的腰被倒下的大树打折了，一天夜里几个汉子用木棒捆成的担架把他抬进家，全家老小除了哭什么也做不了。第二天祖母开始为他备草药，母亲给他上药，半年后他治过来了。分配到县里的一个工程队赶马车(工程队后来改名为建筑队)，有趣的是到了八十年代，我被分流进这家建筑队，子承父业，还真是想躲也躲不脱。

Q. 你父母鼓励你的创造力吗?

A.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未显现点滴的艺术爱好或才华。仅见过他在有一年的春节，亲手用纸、竹纤、面糊做了一条比我高的鱼挂在门口。这是父亲给我及弟妹的唯一一件玩具。他没有笑过，时常满脸心事的样。

有一个晚上他去同工友们喝酒醉着回家，歪歪斜斜，母亲上前扶住，他面笑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觉得如此的可爱可亲。他手里递给母亲一个拳头大的缸，里面装了一些吃剩下的东西，嘴里重复着：老婆，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几个娃娃养得胖嘟嘟的……

Q. 你跟你的母亲很亲近吗?

A. 母亲只上过一年的学，生性多愁善感，是中国典型的善良妇女，三岁前曾被强迫裹三寸金莲，后反抗逃跑。三寸金莲未能最后形成。父亲不哭也不笑，母亲的泪水却如小溪不停地流，有时是因为我的弟妹们被父亲暴打，有时不明白为什么哭，如今想真是满肚苦水，流不尽啊!那个时代苦难交加的中国妇女要么就哭，哭完了第二天哭日子接着过，要么就哭不出来，第二天投河跳井。

Q. 孩提时代谁给你最大的灵感?

A. 我的祖母是这个家庭里最了不起的人，从她的脸上看不到正经历着的苦，她总是面带微笑。青少年时代没上过学，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创立了一些扫盲夜校，祖母上了扫盲班半年之后，一直自学到82岁离开人世为止。她在世时我们家总有亲朋来访，邻居上门来玩，很受人尊重，她遇事总是以理服人。父亲是读书人，我出生时给我取名罗旭，祖母不是读书人出身，给我取了个小名“天喜”，是个多么意味深长的小名，“天喜”。

祖母的书全是手抄书，有佛经(父亲死后祖母成了虔诚的佛教徒)，中国古典名著，民间故事……她特别喜欢我，时常把我抱怀里，讲民间故事给我听，读佛经里关于善与恶的因果事迹，讲三国、水浒传英雄故事。

Q. 你祖母跟你一起居住吗?

A. 我三岁后祖母便陪着我在一张床上睡到13岁。这样祖母每个晚上老是要给我讲点什么，13岁后我有了自己的床。其实我的学前学间教育得于我那从未上过学的祖母，而非读书人出身的父亲。六岁祖母便手把手教我生火做饭，七岁便跟随邻居家的比我大一点的小孩到离家七八公里的山上去担柴，八岁后已经可以到田间去割青草卖给马夫;当时父亲的工资9元人民币，母亲7元，我十岁后每月担柴割草卖的收入超过父亲，在那个年龄里没有苦的感觉，我喜欢田野，在青青的麦浪里和鸟一起歌唱。

Q. 你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

A. 我八岁才上一年级，第一天上学是父亲拉着我的手去，父亲左手牵着我，右手拎着一个从家带来的草编墩子(学校里没有凳子，要自带)。这学校属县城东区的一所小学，是个简易工棚，危房，有门窗，无玻璃四处通风。

进到教师女老师伸手过来拉着我亲切地说：“这孩子太瘦小，坐第一排吧。”开学半年后领到了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就这样背着两本书轻轻送送上完了小学，可想而知，我有大把的时间帮家里干活。

上小学时我没什么特别的地方，虽瘦小，还常跟同学打架，比我大很多的打不过便结伴打。后来和那些大我许多的同学成了朋友，如再要打架他们帮我打。在班里我时常把家里树上的花朵用弹弓打下来，放进书包带到教室送给女同学。一放学便唱着祖母教我的民谣带上割草的家伙上路。

班上开始时有40多个学生，有的20多岁，后来一些退学，又一些进来，几年的小学天天有进有出。到我上初中时一块儿上学的同学剩下十来个了。两年的初中总计领到五本课本，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和化学，又轻轻松松把初中混过。两年的初中，这些课也仅仅是走马观花。大多时间热火朝天得学工学农——种地、打铁之类。但我仍快乐，比我教室里好受。

Q. 那时侯，你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孩子吗?

A. 要进初中的前夜，“样板戏”象风暴一般来了，对一个爱唱歌的孩子，有了“样板”就更爱唱，随后便是电影歌曲。入了初中后我被选为班里的文艺委员，这“委员”于什么用呢?田间学农领头唱，工厂里打铁领头唱，上台演出时担个角儿。初中，书没得几本，却混得充实。好景不长，初中刚毕业，另外的命运已在那里等我。

Q. 你从学校毕业了吗?

A. 毕业的第二个月，父亲顶不住艰辛，弃全家老小永远离开了人世，此时我最小的妹妹刚两岁，“长子为父”的责任我担了起来。高中没条件再上，初中的同学大多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了。

我属贫困照顾对象等着分配工作，几经国有企业分配无人要，因体重只有22公斤，身高1.3米，体检医生还说我有先天心脏病，活不了多久。弥勒县瓷器厂还算仁慈，虽是集体单位，经多方说情才收容了这个瘦弱的小童工。瓷器厂是个新办厂，低收入且工资不稳定。1974年至1981年我的月工资收入是18元至27.5元人民币，这在当时对老少六口人的家来说多了份粮食。

Q. 描述一下工厂的建筑，环境，氛围

A. 瓷器厂当时其实也是一堆简易房屋，只是主车间加用了钢构混凝土，厂里的主要生产任务是些极普通的民用瓷，如大小碗盆之类，后来也开发了一些“工艺品”，整个生产的导向、技术指标，生产的能力同中国史上的明瓷毫不相干。

走进瓷厂的第一天那高高的红砖砌成的大烟囱正向蓝天涂着青灰色，那是我在县城里见过的最壮观的建筑物。以后的瓷厂岁月里着烟囱便是我常坐着哭一哭，发一发呆的地方，或者坐在下面读一读高尔基的书。这期间齐里奇怪的幻想当个作家，就想写写我自己和我的工友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里的保尔·柯察金是我们这代精神还活着的人的楷模。

Q. 在瓷器厂的日子，你是如何渡过的?

A. 瓷厂围墙后有一大片田野，游动在山的中间，蜿蜒延伸到远处的山坳里，四季诱人，一条小河从右侧流过，能闻到河水的清香、高雅。我多了个去处，时常逃工到田野里躺着看天看云，游泳钓鱼。7年的瓷器工，令我永久性留下印象的除那高高烟囱，同样用红砖筑成的凸体大窑，另外便是那片田野小河。因常逃工，常被厂长处罚到烧成车间烧火干重体力活，这时我正在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真是有立竿见影之效。开始注意到了火的力量和意义，及凸体建筑物的空凌与包容。

Q.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尝试做雕塑的?

A. 在瓷器厂工作无聊时，自娱自乐，随手捏些小公鸡、小山羊、小牛小马什么的，顺便放进窑里烧一烧玩着。那时脑子里没有一点点关于艺术的概念，也不知雕塑的含量，只觉得无聊找事做，自娱自乐。

1977年初从军队里退役了一个小军官，分配到瓷厂任党支部书记，名叫李国保，他发现了我捏的小玩意儿，便跟厂长商量：这小子可以培养成昌黎的彩绘工嘛。之后我被派到距弥勒县二百公里的建水县(史称文献名帮)瓷器厂学习瓷上彩绘，这古县城布满明清建筑，文物古迹，名副其实的滇南文献名帮。

学瓷上传统彩绘的那一天应该是我学画画的第一步。

Q. 那个时候，你的生活是否有文化色彩。

A. 以后的几年里我的工作就是不停地画那些大汤碗，但还是经常越墙逃工。当时画那些碗上的花鸟鱼虫对我而言仅仅是一项轻松点的工作，我的体力能胜任的工作。我的爱好步向音乐。

七七年伙同童年的两个好友一块儿去店里各自买了一把口琴，天天在一块儿吹。几年下来，中国民乐扬琴、二胡，西方乐器小提琴脚踏风琴，最后是钢琴。家里摆满了乐器，常聚集一帮朋友吹拉弹唱，闹得邻居用石砸门以示抗议。按理爱好这些家伙爱得没道理，当地没有音乐的传统，更没有领先的音乐天才或演奏专家，我却爱上了它。

钢琴是什么，那时这小城里的人很少知道，我如鬼使神差般在80年代用自己省下的钱再东借西找，860元人民币买了一台东北一家新厂产的钢琴回来，没日没夜地乱弹乱捣。得知县里第一中学有位老教师会弹钢琴，上门拜师，到昆明买回了李其特、肖邦、莫扎特…钢琴练习曲开干起来。87年我娶了一个受过正式的音乐教育的漂亮女孩做妻子，她的专业是大提琴，一时间夫拌妻拉琴，“圣母颂”、“天鹅湖”、“月光”……，一阵幸福美满。有一天我老婆的确客观看法令我从此放下了音乐，妻子说：“老公，你弹的琴音色如砸石头。你还是专心去画画吧。”

另一件爱得更奇怪的事，喜欢看芭蕾舞，第一次看见芭蕾舞的时候其实还不知这就是芭蕾，那是76年在看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影片中有一小段“天鹅湖”，从那时起，以后的岁月里看芭蕾便激动。我的家乡没有芭蕾，只有当地少数民族的歌舞，也很美。

80年代以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文化艺术方面出于“人文环境”的安全性，所选择的对外主要交流对象仍局限于共产国与共产国之间的交流，苏联的艺术从60年代中断与中国互访以后，70年代中期至80年初卷土重来，这以前我们对外国艺术的认识只有苏联，至于中国的古典雕刻，传统绘画，就象这块土地上的空气，任何一个学习艺术的中国人都能随时多多少少或深或浅地吸收到它。我更偏重中国古典型雕刻的鉴赏。

Q. 那时你们的国家是否遭遇到了经济困难?

A. 整个世界的人几乎都知道五十年代以后到今天，我们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气候里，我没足够的能力去关心政治，所以也描绘不清。几十年来，大多中国人生活在贫困里，老百姓尝着，中国共产党人承认着。中国农民自古进来从未完全改变靠天吃饭的状况。城市居民也还未享受过共产主义供给的模式的厚待。

Q. 你对国外的生活有多少了解?

A. 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国的牛马和西方的牛马，生存与劳动的模式是完全一样的，中国人、西方人、劳动存活，中国牛马、外国牛马都得干活，然后吃草，都一样。只有一点不同——生活的品质。

Q. 是什么激发了你的创造力?

A. 从孩童时代起我便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人，总想改变现状。于是在家常遭父亲暴打。田间割青草顺手从农民地里抱个南瓜回家，在校逃课捉蟋蟀，瓷厂是，在建筑队工作无心思上班常到山村里去画画……有一点可以肯定，没觉着自己有什么天赋，更没想过会走上艺术的道路，且再不回头。

在瓷器厂里画那些大汤碗上的花花草草的第一天，意识到工作独立性的重要，开始自学了一点中国传统绘画里的花鸟鱼虫，山水人物之类。动机很简单，多学点东西，厂长再处罚我的可能便会很小，我需要自由自在。那一阵子唱歌弹琴更重要。

Q. 那时侯你对未来的想法抱着什么样的想法?

A. 七九年底，一个春心涌动的夜晚，创作了一幅画，平涂线描，题目为《展望未来》，这幅画奇怪地预言了我的未来。画中内容：一男青年(我的自画像，照着镜子反复画画成的)，身着一套蓝色中式装，肩挂一小画箱，斜伸右手臂(如今想来那手势有点象希特勒阅军)立于山峰上，坐旁一位仙女般美丽动人的女孩，上者红色紧身短衣，下穿一条半长蓝色裙，裙在风中舞动着，女孩左手拎着盒装的小提琴，俩人微笑平视前方。

四年后这个女孩真的出现在我的眼前，又四年的恋爱，两人展望了四年的未来，她就是我现在的妻子。画中的“展望未来”前后历时八年。而在画中我的右臂伸得太长抬得太高，所指未来过远，于是注定了我的未来需要一生的努力与期盼!

Q. 政治对你的性格有什么影响?

A. 从1978年至1985年，弥勒这个小县城出现了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学画热潮，街上背画板的学生比狗还多，有中学生、工人、农民、军人……街头一派时尚气氛。谁掀起了这一狂潮并全身心地教授这些爱好者呢?是“落实政策”回归来的“右派”这批人中有画家、诗人、作家、摄影师。他们原籍不是弥勒县人，落实政策后分配到弥勒县文化馆，这批人重获新生，一派朝气，他们可都是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精英人物啊!不知这小城是哪辈子的造化，拥有了着天上掉下来的福报。

1978年我参加过一期半个月的绘画培训班，认识了我的恩师武培柱先生。以后我的恩师的人格品质，艺术修养，对我的人生观、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78年的绘画培训并没有把我完全引进艺术的领域，心不在其上。

Q. 为什么改行去了建筑队工作?

A. 这不是我自己的选择。事情总是出人意料，在瓷器厂刚混得如鱼得水，81年初瓷厂因亏损过大而最终倒闭。工人四处分流，我被分流到原来父亲曾工作的单位“建筑队”，当时的中国开始小规模的拆房盖房。在一夜之间没任何心理准备，没一点预兆，我忽然成了一名建筑工人。

如果说我父亲在他42岁时便离开了我们，对我对这个家庭是一次重大打击的话，那么我在瓷器厂刚混得好好的时候突然变成了一名建筑队的新工人，无疑又是一次打击。我先天患有恐高症，孩童时过独木桥总是我的同学背着我走过去，建筑队的工人每天爬高是必然的。刚入工是煤田回到家里全身酸麻，并非完全是干活干累的，是担惊受怕两腿不停发抖，抖得酸麻。那时我已做好心里准备，不是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便是从屋顶上砸下来，死对于我来说已经不担心。事实是曾摔下过三次，有两次高度不够，工伤养息一段又去上班。有一次，高度够了，被我的师傅拉住手臂未掉到地上。我常坐在房顶上发痴，想像着这把瘦骨嶙峋的身子骨砸下去会成什么样子?

Q. 在建筑队是做体力工作吗?

A. 是的。新工人初期只能干些粗杂活，如搬动水泥、砖石、挖土方等等。那时小地方的建筑队并没有机械设备，凭人力以及人定胜天的做法。说来建的房屋虽不是高楼大厦，砖体墙面，混凝土屋面。如今看来那房屋不算难看，把它加上一些细节上的处理，它就是英国或西班牙，或更有趣的建筑。

进建筑队又做了一次体检，我的体重43公斤，高度1.68米，一包水泥50公斤，我比一包水泥轻7公斤。原先说我有心脏病活不长，现在要去扛水泥，医生说只有一点问题，结论是可以干活。

Q. 有没有人教过你建筑方面的知识?

A. 父亲的老朋友已经是建筑队的大师傅了，他们看我瘦得可怜，一年后发了把砖工用的砖刀，带我上墙砌转，我很努力达到当时的六级砖工级别，并不满足，想有改变，幻想着要做个建筑设计师。自学了一堆最基本的初级的建筑类的东西，如地质分析、压强学、结构学、制图等等。但学得实在是太痛苦了，我先天对数据不敏感，到后来看见数字便头晕目眩，眩归眩，梦想仍在继续。

Q. 你什么时候开始把艺术当成自己的事业?

A. 这是突如其来的大转折。82年初发生了一件说起来挺一般的事，这件事却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有一天早上七点半，我照常去一家豆浆店吃早餐，腰上抽一把砖刀一双手套，身上一套劳动服。满身泥灰排队购餐，准备吃了上班去。抬头间，见我前面一位个子比我高的人身挂画夹，手中拿一本《怎样画水粉画》的书，出于好奇和羡慕，不经意地伸头过去，想看看这是谁。一看却是我几年不见的初中同学，惊喜之余问道：“几年不见了，你也学画画了?”他说：“我考取了云南艺术学院了，已经上了一学期的课。”说完后十分得意地掂了掂手中的《怎样画水粉画》。

这一言一举如同一把大铁锤猛砸在我脑门子上，炸的一声全身木然。定了定神心想，从来没见过他画画，怎的也能考取艺术学院?我还学过几招，难道不可以考吗?当天便没去上班，我活像一只冬眠的昆虫，被春雷击醒，直冲我的恩师武培柱先生家。老师正一个人坐着品着小酒。

我进门的第一句话：“老师，我不工作了，不学建筑了，我要去考艺术学院，你教我，我听从你的。”老师被我的突如其来，忽发奇想一时给弄糊涂了，看了我一阵不支声，喝了一口酒自言自语地：“什么都不要了。”忽然大声：“好，有骨气，我教你，今天回去先画这个。他把杯中酒干了递过一只空玻璃杯，接着说道：“你把过去学会的先忘了，从今天开始我要你画什么你就画什么。”从那一天起，我正式上路。

Q. 你去报考艺术学院了吗?

A. 理智地想了想，建筑工作不能辞。上半月的班挣钱购买画画所需用品，老师也常给我一些纸笔什么的。白天上班，利用工余时间画速写，每个晚上画其他习作，每星期完成一份老师交给命题创作。另外一些时间补习高中课文。

第一年便开始上考场，不甘失败连考三年，报考过云南艺术学院，四川美院，鲁迅美院等等。结果总分数一年比一年低，第一年考到英语，我连26个字母都记不住，得分8分;第二年专程找了老师学了一年英语，考下来得分3分。一气之下不再考了，索性连建筑队的工作也辞了。养殖长毛兔赚钱买原料画画。因不善科学养殖，最后兔子死光光。天无绝人之路，祖母也常说猫有猫福，狗有狗道，要看时间到不到。

Q. 你后来还尝试考过吗?

A. 没有，不过我自有我的运气。1985年县里招考文化职员，唱歌跳舞画画弹琴，还要高中文化。我考上了，录用为文化馆的美工，从此挥动画笔的时间大把的是。馆里的工作很单一，每年就出几期黑白报，办一两期美术培训班(罗老师这个称呼就是这些班里叫出来的)。很有趣，当我在县里、市里、省里的美术圈小有名气后，方得知我那位自己说自己考上云南艺术学院的初中同学，原来是个小骗子，每天挂着画夹在街上晃来晃去，充一充云艺学生，仅仅是想获取女孩的爱慕与春心。他根本就没有上路，却把我“骗”上了道，且不回头。真该请他喝台酒，诚谢他当年骗了我!

Q. 你喜欢这份工作吗?

A. 进文化馆的第一年很有成功感，但需天天进办公室签到上班，一个习惯了逃工的人，没了自由，很是烦人。当年瓷器厂的围墙后面是田野小河边，可以随意翻墙发愁，没了和我有亲情的东西，心是慌的。文化馆的墙外藏着一个村民烧制砖瓦的土窑，每天排烟吐雾。我在一两年时间杂七杂八捏烧了一堆土陶，把办公室的公共空间塞满了。

Q.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到雕塑是你兴趣所在的?

A. 1987年年中的一天，我的馆长，也是我的朋友，拿了一份报纸要我看上面一则招生广告。广告上说，原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钱绍先生招办城市雕塑研究班，学期一年。馆长说你该去报考，在中国的首都北京跟钱先生学雕塑，眼前没有比这更有意义的事情了。往常是我自己“越墙”，这次是我的馆长，县政府官员一块儿推我上墙。朋友们说，已经推你上墙了，能走多远上你自己的事啦。

钱先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教育家，他很少太具体地告诉学生该怎么怎么做，抛砖引玉，是他的一贯作风。如今他老人家虽已八十高龄，但起思想眼见仍在当代前卫的阶层。在他的门下我开始领悟到了什么是艺术。在京学习期间对西方艺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那个时期我特别喜欢法国雕塑“马纳尔和摩尔的雕塑”。

Q. 这是你的一个转折点吗?

A. 1989年从北京回到弥勒后。我进入了狂热的创作期，当时作品的材料主要从陶、木为主，造型则重于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歌舞形象，随意捏造。1990年首次在云南美术馆自己给自己办了个个展，办展借债3000人民币，此次个展成功的唯一现象是我的导师钱先生为该展题字“天趣”。

Q. 你的创作灵感从何而来?

A. 说不清我的创作灵感从何而来，就象一棵树说不清怎得一夜之间挂了果。我的每一次创作只等于我自己对这以前的一些事情的认识、体验或某种预感的诉说。

Q. 你为什么要搬去昆明?

A. 弥勒这地方，孩童时代我家门前的河流不见了，龙戏金珠般凸起的半圆形小城所在地也早已变得扁平了。所有孩童时代的美好都已消失。1990年办个展欠下的债如用工资还的话估计要五年。坐等，等于待毙，三十六计走为上。省城是卖馒头也能赚钱的地方，这是出走的动机之一。我的当务之急不是艺术，而是生存，是赚钱。

四五十年代的昆明是个高原水城，主要交通工具是船运，处处是码头。那时虽穷却一派祥和气氛，人生活在天地水平之间，如今的昆明人生活在房顶上，正作高瞻远瞩之式。

1985年至1992年我在艺术上的投入资金，与我的工资收入不成正比。投入远远大于收入。中国没有艺术基金支持艺术家的工作，自谋出路势在必然，所年努力获得的文化工作，一阵小满足后，只觉者是个笼子。鸟儿需要出去，不论能非多高去多远，飞出去再说。92年8月辞去工职，展开空空的双臂飞出了那个宠物王国。

在弥勒创立了“达达艺术公司”，承接一些官方指定主题和形式的雕塑“才雕”。钱很易赚，但对于艺术家而言，是个无情的陷阱，深不可测。1993年底，我的公司拓展到了昆明，成立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我是大股东，股东们乐观而错误地把我推上“董事长”的宝座。一时间羽扇纶巾，英姿焕发。一个先天健忘并对数据极不敏感的人，一个从不习惯规纪的人，撑着这商船舶舵，可想而知其结果，不出半年，公司名存实亡，董事长的宝座留给了泥菩萨。当我席地坐下时，方知从商的痛苦艰辛。实质上这个公司还未来得及开发什么产品，便树倒猢狲散了。

Q. 达达主义吸引你吗?

A. “达达主义”或全世界的杂七杂八的“主义”都有它出生的环境，生出来的意义。不论它们长大成人还是面了一下世便死亡，它们都是“生命”或某种事的一种现象。只是有的长大了，成了某种主流现象。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里所发生的艺术运动都跟前期运动相关。是有时候从正面表现出来，有时则从反面，有的仅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换了个口号说法而已。艺术运动的惯性如海潮如海啸，源于水，源于风，源于变化的细节。

Q. 是什么影响了你的工作方式和你追求的艺术主题?

A. 是多彩的生活经历，是土地，是岁月。我喜欢发呆，发呆是我从孩童时代到现在的一种避不掉的病态现象，发呆过了，生出点忽然。

Q. 你对于当代艺术的观点是什么?

A. 今天的艺术就象天天在闹鬼，每个艺术家都想在这鬼的队列里饰演得惊世骇俗，但因鬼太多，大鬼小鬼老鬼，还有未出生的鬼。所以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扮演得再可怕都不能惊世骇俗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哪怕毕加索、凡高、高迪、达利都活回来了。也只是这庞大队列里的一群小鬼。反过来说，如今的艺术正象夏雨季节原野上的花，没有那一枝能自傲地自称它为独一无二，只有在这片原野的对比中它才是黄的或蓝的——才会灿烂。

我个人并不想刻意地创造“惊世骇俗”。如果我想刻意地去实现它，那将远离我的轨迹。如果有一天人们说我身上出现了一种“惊世骇俗”的东西，那么定是鸟儿错误地把一粒弯腰的种子女无意间洒落在这片繁花正茂的田野里。注定我不是主流的现象和追随者，是田野间的一株弯腰树。

Q. 你是怎么想到要盖土著巢的?

A. 1996年初，我迫切地需要有个自己的工作室。“我必须筑个墙把自己围起来，不愿再在别人的围墙里转来转去，必须把我自己围困一阵子。”我的意识告诉我，我不再需要一幢普通的房子做工作室，不要那种自己造了围不住自己的墙，它必须是个雕塑，是件作品。不论好坏，不论墙头多高多矮，它必须能围住我一阵子。这些成了现在这一切的前提，同时也成了我为之付出10年的代价的牢狱，也同时成了我的天堂。10年里，快乐与痛苦紧紧相连。

1996年上半年，我画了一堆建造工作室的草图，不中意。八月，七岁的儿子上昆明看了一遍我的设计，大言到：“这房子不好。”言后随手画了三张草图，这草图拼到一块儿便是“土著巢”我的工作室的样子。三张草图唤醒了我所有的记忆，它正是我要找寻的童真。儿子随意画，当爹的便随意地建造，只有随意与随意才能达成最后的和谐。我曾试图让建筑公司来承建，工程师们说，一无图纸，二无计算，三无造价招标，建不了。说完走了。最后我是对的，随意对随意。虽说中途民工被吓跑了一批又一批。但，自信、经验与狂妄，这建筑象春笋般拔地而起。

初时，在十亩的土地上挥动三米长的竹竿画圈，仅是想弄个小工作室，拦不住激情与冲动的心，圈越画越大，远远超出了预定的建筑面积和高度。我把一桩对我当下的经济情况不可能承担的大事，当儿时捏陶。好玩不怕瘦，干了再说。建到中后期银行见我实说实干，贷款支持，历经300天，民工数百人，建造告一段落。

瓷器厂高大的红砖筑成绩的烟囱，凸体结构的大窑，建筑队四年的建筑工。砖石对我而言具有永久性的亲情感。原本大营帝国与我豪不相干，见了砖石筑成的伦敦促城，忽生亲切。

把它定名为“土著巢”，原意为当地人在当地所为。“巢”是因为我的建造方式与鸟巢的建造方式是一样的。砖石在我手里如同鸟嘴叼着的枝条，它在编，我也在编;它在结构、力学上没有问题，那么我编造的也是没问题的。区别只在于我把它编大了，欠了银行债。鸟没有。鸟把巢编得够一家子容身便可以。

Q. 你的财务状况如何支撑这样一个庞大的项目?

A. 激情和狂热的背后是代价，是必须付出。1997年8月，我自任餐厅老总兼厨师长，自信六岁便烧火做饭，开个服务2000人的餐馆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置锅买灶、自制碗壶、点火、炒菜、煮饭，正式广接天下客。门口自传自书告联一幅“吃什么，吃文化;看什么，看艺术”。一时车水马龙，餐厅里的云南民族歌舞每天唱跳得山动地摇。那时的中国人，正值拼命地找饭吃，走红灯区的阶段，告联“吃文化，看艺术”显然不识时务，难怪一些常客老板们骂到“老子是来吃饭喝酒的，罗老板你该作好饭菜，上好美酒，收起那狗屎文化艺术”。三年辛劳，忙艺术，忙做饭菜上美酒，结果得不偿失，自怒之下，砸锅卖铁，破釜沉舟。六七十号员工遣散，回家种田。

我的工作室“土著巢”从2000年5月关门停业后，主要来访者大多是中外文化艺术圈的友人及随同友人。2002年以后，随着外围圈子越来越大，有中外企业家、影视名流、政府官员、学生、医生、厂长、工人、农民、房地产商、收藏家，小偷也会来访。有客来访，我最得意的事就是请他们品尝我做的饭菜，他们说好吃我会很有成就感。

这种小共产式的人民公社很有乐趣，在众多的来访者中一部分成了好朋友，他们用朋友的方式支持着我的工作。我深感：“每一个朋友都象一滴水，他们能让种子绿起来。”他们的生活轨迹，同样是我艺术主题的来源。

Q. 这个项目失败了，你肯定很失落吧?

A. 那一天本想连自己也一块儿当锅铁砸了，幸存美好愿望，破釜沉舟而未沉自己，向前进!

2001春天来了，我和我院里的树一块儿随春风醒了过来。

2000年5月，所有营运项目停业后的第二个月，助手小杨告诉我邻居牧羊户买了一头驴回来，正在磨刀准备宰驴卖肉。一听，我的心便紧缩了一下，“赶快去把它买回来养着。”驴买回来了，一头小公驴，我给他取名叫罗灰。此后，它陪我度过孤独和迷茫。我俩常在一块儿烤太阳，说说话;一块儿在露天的餐桌上用餐。其实我很象它，它也很象我，几乎长相都相似。不但形似，骨子里都很象。驴驮重不驮轻，驴身上的负重轻了跑不起来，在我的孩童时代我便已养成了驮重不驮轻的习惯。我驮轻了跑不起来。

Q. 你何时开始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A. 这点我也说不清楚。当下艺术市场的游戏令我对“商业成功”的概念越来越模糊不清。种子入土那天算成功?发芽开花那天算成功?还是树上的水蜜桃在店里当金球卖的那天算成功?树都说不清哪天算成功，我也说不清楚哪天是成功。

Q. 自我是创造性的性格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吗?

A. 完全的自我是神经病的一种，是自私。佛陀说，打开你的手，这个世界是你的;握紧它，你什么都得不到。握紧手是自我，打开不是。手握的太紧了，除了自己，别的东西进入不了他的体内，那他还能再生新的东西吗?不可能了。我个人不接受“创造“这个词，只有天地能创造，人是天地杰作的一小部分，小得可怜，能创造什么?毕加索又聪明又明智：“艺术在于发现”。不敢大言创造。

Q. 你对你的未来是怎么看的?

A. 我想，我种的树将来长成什么样，我的未来便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