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栋：在批评家沙龙讨论“当代艺术院”

鲍栋：我觉得谈这个事情，当代艺术院去年成立，确实也闹得沸沸扬扬的，各个方面的人有不同意见和冲突，网上还发生过论战，各种观点都有，包括“院士”自己，当然是一个打引号的“院士”，正式的身份应该叫做当代艺术院特聘艺术家。但这个艺术院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像法兰西艺术学院那样的“艺术院”，它只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下面一个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它只是艺术家的一个组织，并不是研究当代艺术的组织。从批评家、策展人的角度来看，或者说从美术史家来看，这个院好像不强调研究功能，因为没有理论家、批评家参与其中，基本上没有，所以它更多的只是一个画院，这是宋代以来建立的制度。所以从它的整个机制和背景上看，并没有突破以前官方对文艺系统的管理方式，还是延续的美协、作协这些的，所以对于中国的政府而言，成立一个“当代艺术院”并不能代表什么。

我们再把视野拉得广一点去看中国当代艺术，所谓的“当代艺术”从它产生以来，实际上，一直没有脱离和国家制度层面、体制层面的关系。罗中立的《父亲》获奖所参加的展览就是官方的展览，他获得的荣誉就是官方的荣誉。 “八九大展”也是在中国美术馆、《读书》杂志、美协等等官方人士，即体制内部力量的支持下的，如果没有当时的支持，这个展览是很难做起来的，之前的“珠海幻灯展”也是因为画院的支持。当然其中不是没有冲突，但是这个冲突更多地是体制内部的冲突，比如说有开明的领导，有一些思想比较保守的偏“左”的领导等等。

到九十年代，特别是1992年之后，我们可以说八十年代，体制内部的斗争，或者说博弈更多地是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上面的，改革派和保守派、老左派。我们看整个“八九**”，包括“八九64天安门事件”背后还是这两股力量的博弈，之后这种博弈被搁置了，政治问题被存而不论，1992年开始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改革，当时杨卫他们在北京做艺术家身份的人肯定比较清楚，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制度上，当代艺术的身份被边缘化，被有意排斥；但艺术家另一方面又获得了一种市场制度的这么一个平台，当时市场主要靠海外，慢慢的到二十世纪之后，开始国内的市场出现，形成了目前这个局面。

但在九十年代以来，并不是说整个国家层面跟当代艺术的关系就只是压制，可能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是一种压制的关系，到了九十年代末开始体制内部就有了不同的声音，最典型的就是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当时也引起了很多讨论，包括“当代艺术合法化”、“招安”等等，有欢呼声，也有表示惋惜，更有表示对这种“合法”的不屑一顾态度的，各种声音都有，和“当代艺术院”成立之后差不多。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对当代艺术院成立的讨论，这个事件，以及各方的反应，放到一个不断重演的系列背景上去。

当罗中立的《父亲》在《美术》杂志封面上出来之后，邵大箴、栗宪庭他们支持，还有一批人则非常反对，特别是邵养德，他的批评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看法，否则《美术》杂志也不会发表。我想说的是，就“当代艺术院”成立这个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可说的，关键是我们讨论当代艺术和体制的关系，到底是以什么为背景？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和中国当代文化，乃至中国现代政治制度的理想规范是什么？

我们可以归纳为三种倾向，一种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思潮，他们强调的是以个体自由，个体精神，个体价值，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为基础，这样来看，当代艺术院的成立，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构成了对艺术家创作自由的软性钳制，它强调的是政府对当代艺术的主导，正如成立仪式上某一位官员的发言那样。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或者自由主义所规范的社会文化制度，并不是不给政府以政策空间了，自由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比如说美国，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确实曾经获得国美国国家政府层面的资助、支持、推动，所谓的CIA的资助，不光是艺术，还有文化、电影、作家，一堆人，但是这并不能说政府在钳制艺术，因为国家层面和民间层面是一个对等的关系，是一种不断互动的关系，民间层面到一定程度，国家就要做出变化，把其中最好的部分纳入到国家政府层面中。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比较复杂，中国不管是市场经济层面也好，还是文化层面也好，还是政府过于强大，所谓的国进民退。这个现象一直在有，甚至是越来越强，这肯定要警醒，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在这种状况下，当代艺术院的成立只是又一次的资源垄断，其结果可想而知。

如果从新左派意识形态来看，国家、政府成立当代艺术院则是一件应该的事情，因为左派思想中政府的功能就是要集中资源，然后再次分配，为了公平。资源再分配无所不在，如民间的组织或者市场上的画廊、艺术机构中艺术活动、买卖活动都是一种资源分配，现在以政府出面，把这些资源统摄到国家的层面，然后进行国家层面的再分配，也就是说，当代艺术院的成立是这种再分配的一部分，以前没有把当代艺术纳入到视野，现在政府主动地调整了视野了。政府调节资源是其本来的职责之一，但是中国有它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首先政治制度不完善，甚至市场经济改革都不彻底，像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再分配就会滋生很多问题，导致资源分配不公，最典型的就是腐败，然后公权和私权的关系不能明确，相互干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要回到自由主义上去，可以说，当代社会不可能再出现绝对的左派，绝对的左派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确实给整个人类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当然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另一条思路，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新的一支偏左派的思路，像那些新儒家，我记得庞朴说：“我文化上是保守主义者，但是我在政治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两方面是不是可以结合？当然可能结合。比如政治层面、文化制度层面是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体价值，自由意志，政府则是契约政府，其文化政策上可以完全不控制。如美国实际上政府、制度层面上是非常自由主义的，但是美国公众的意识形态某种程度上说非常保守，清教徒伦理依然影响很普遍。

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一种价值观和社会理想的规范去面对当代艺术院的成立这件事情，思考这个问题比对此表态更为重要，就先说这么多。 ………………

鲍栋：我补充一点，就当代艺术院这个设置而言，它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机构，就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或者说是一个单位，重要的是看它后面要做什么？我不反对国家、政府把当代艺术纳入到自己的内部中去，因为政府本来就应该主动地去扶持民间的各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从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艺术的发展一直是脱离不了与政府的关系的，有的时候主要表现为对抗、压制，有的时候表现为合作。我们不要把政府整个看成铁板一块，政府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力量，虽然在中国，政府的几乎就是党，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各种看法的。

但当代艺术院的成立，某种意义上会带来的不好的后果。我不讲意识形态的东西，意识形态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意识形态确实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而且邓老师说了，大家都知道我们所谓的“意识形态”是虚假的，大家都知道，因此政府和党派关心的只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问题，就是放不下已经到手的既得利益。当代艺术院会不会变成国家意识形态的附庸，我到不担心，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它又变成一个资源垄断的方式，因为它有市场资源，国家资源，行政资源，有各种各样的资源，这就会破坏越来越往好的方向走的中国当代艺术，包括整个文化制度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