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俞剑华的画史研究　王伯敏

俞剑华先生是我在上海美专求学时代的老师。课余，我常常上他的寓所请教，他对我的鼓励，不少成了我在后来教学与科研时的箴铭。1946年春，俞老师第一次给我们讲中国美术史课。一开头就说：“我讲的是中国画史，中国人应该学，中国的美术学生更应该认真地学。”50年代初，我当了美术史的教师，当我第一次给学生讲课时，就引用了俞老师的这几句话。其实，这几句话就贯穿了爱国主义的教育。



俞老师一生献身于史论的研究。他的重要著作《中国绘画史》，1936年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4年作了修订后重印，在美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俞老师被评之为本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先驱者”。



俞著《中国绘画史》，分上、下册，计十四章，共七十八节，起自上古时代，下迄清代，并述及到“西画之东渐与中画之东渡”。全书以朝代前后为序，并以朝代分章，自唐之后，分门别类评述，如“唐朝之绘画”，分“道释”、“山水”、“鞍马”以及“画论”等。明清章，分述更细，除了绘画类别外，还分绘画派别与不同表现手法，如对“明朝之绘画”，分“山水”、“花鸟”、“杂画”、“梅兰竹菊”等，对于画家，则以阶层区分，如分“遗民之绘画”、“妇女之绘画”，又将“明朝之花鸟画”，再作分派。而对“明朝之画论”，则分“画史类”、“画法类”、“画品类”、“画鉴类”、“业辑类”、“题跋类”、“杂识类”、“伪托类”等等，可谓提纲攀领，深人浅出，在三十年代出版时，书林盛传，举世瞩目。



本文，拟就俞老师在绘画史研究上的成就，概述如下：



善于从文献中大取大舍；



有序有节地安排材料；



突破并梳理旧式编写；



走出书斋深院的大门。



以上四点，正说明俞老师在中国美术史这门学科上，给后人做了大量的“筑基”与“铺路”



的工作，对中国绘画史在本世纪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善于从文献中大取大舍



我国历代的画学编著，至民国为止，约有800多种，而与画史研究关系较大的约过半数，其中有记画事、画家、画派、画论以及收藏等等，真可谓“卷轶浩繁”。但是在这些编著中，过去的所谓“画史”，其实只记载某些画家的事情与作品的流传，所以到民国之时，文字资料不少，但要想撰写一本中国画学史，对于文献的取舍，就是一项较大的工程，取什么，舍什么；突出什么，减弱什么；真正价值在那里，绘画发展的规律在那里。如此等等，都得靠取舍者学养与慧识。在俞老师编写《中国绘画史》之前，虽然有陈师曾、滕国、苏吉亨、郑午昌等前辈的研究与美术史的出版，已经做了不少开辟性的工作，但是，俞老师在这门学科的专业范围内，仍然又做了大量工作，他据繁杂的古籍资料，边取边舍，因为他要“把600多万字”的有关文字资料，压缩到20万字左右的著作中，这是不容易的。他只有通过对文献的取舍，然后运用这些新取的有限材料来阐明中国绘画在数千来跌宕的发展历程。这就不是一件平凡的案头工作。俞老师尽了他的最大努力，在他那个时代，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项学术研究任务。据他自己所说：“文献，看来一大堆，我总不能像《佩文斋书画谱》的编写那样，纯用加法，把文献归纳起来，仍然作为一堆资料给读者”，对此，俞老师又说过：“有时，我把大量的文献资料给它舍之又舍，舍的只剩下几根粗浅条，但也奇怪，这几根粗浅条，倒给了我一些想法，所以我就在著作中画简表……”。事实也正是如此，如他的《中国绘画史》第九章“唐朝之绘画”，末附“唐朝绘画大势表”，按初唐，中唐与晚唐来区分，把初唐定为“政教化”，把中唐定为“文学化”，把晚唐定为“纯美化”，又将这些绘画，以内容划分为有关政治的，或宗教的，对于具体内容，他又分“鞍马、山水、动植物，其他”，最后，他把这些内容及其风格表现，归结到某几个代表画家，如把中唐所谓“文学化”了的运用水墨画的那套山水，归结到王维、张像等画家。类似这样的“图表”，不论其论断的真确性如何，但是，俞老师凭着他多年的研究与剖杯，能对文献大胆地作出了大取大舍，把极为复杂的事件，竞用“几根粗线条”给以概括清楚，作为三十年代这个阶段的学术研究者，俞老师是有功的，有开拓精神的.后人读了他的著作，就凭着他所示的几条线，多少获得了教益与启发。



有序有节的安排材料



美术史的编写，分期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分期，不能脱离时代的实际，又要充分体现美术史发展的自身规律。时至今日，我国出版的美术史，绘画史，或者工艺美术史以至书法篆刻史，基本上按朝代为序。近数十年来，虽然有许多美术史家对此提出了新的意见，但在实际的著作中，基本上都还是以朝代先后为序，并以朝代为分期，总之，一部具有新的分期的美术史或绘画史的框架，至目前尚未出世.俞老师的《中国绘画史》，尽管他的时代划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仍以朝代为标准”，他始自“三代”，下至“清代”。但是在全书的叙述上，他却强调“中国画的演进特点，作了分论与综论”。姑且先读一读他的《国画通论》，即知他在编写画史时，自己另有一本帐。《国画通论》于1928年6月16日发表在《真善美》杂志的第二卷第2号，早于他编写画史的准备工作有四、五年。在这篇论文中，他一开头，就提到了“国画的复兴”，继而他提醒大家，必须重视“国画的价值”，他认为国画有“社会效益”外，对于“吾人有陶冶精神的作用”。甚至认为它的最大效用，还在于“慰藉人生，调剂人生的苦乐。可以使人泣，可以使人歌，可以使人优，可以使人乐，使苦恼的变的快乐，使消极的变为积极”。根据他的这种说法，所以在编写画史时，总是以国画的这条线作为主线来贯串。在《国画通论》中，俞老更多谈到了“国画的分类”。俞老师是怎样对待分类的，一是“按画材上分类”，如分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虫鱼、博古等；二是“从画法上分类”，如分“白描"、“水墨”、“设色”、“金碧”、“没骨”等；三是“从画意上分类”，如分“工笔”、“写意”、“半工半写”、“大写意”等。这在他的画史编著中，尤其是对宋元之后的明、清章节中，基本上都按这种分类法叙述的.作为画史的编写，虽然还未涉及到绘画艺术的本质，但在当时，有了他的这种分类与设想，便使他的这部画史著述，达到了有序有节地安排了各种史料，所以温肇桐曾评论，“在三十年代，俞老的这种分类法是无可非议的”。



突破并梳理旧式的编写



民国之前，画史编写，并无严格体例可循.如果要溯源，最早的画史，当推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而这部编著，除前面的“六论”外，其实都凭着这位收藏家的爱好，较详地记录了两京寺观壁画和历代画家的传略。其他如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邓椿的《画继》，主要是一种画家传略的汇编，抑或夹杂一点画事的掌故而已。有的著作，名日“画史”或“画史汇传”，实则无异于一种“藏画目”或“画家辞典”的出版物。严格地说，对如何较适宜地论述绘画在历史上的发生、发展、以及在历史上的影响、作用和它自身的演变规律，这还是我国近百年才注意到的事。在二十世纪，俞老师是一位较早地进行研究，并为后来研究者作出“铺路”的美术史前辈。俞老师对于画史的编著，秦汉之前，他把文献述及画事的，摘录、汇集成章，如述“三代之48绘画”，他把《左传》、《史记》、《尚书》、《论语》、《周礼》、《孔子家语》、《毛诗》、《说苑》、《庄子》、《韩非子》以至郦道元的《水经注》等都给以“引其要”，然后加以“集合”、“排比”，这就较前人的作法，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秦汉之后，画事渐兴，画家多起来，画作影响大起来，对画事的议论也逐渐增加，又如绘画的派别逐渐产生，分派的议论也因此而复杂。有从风格分，有从师承分，有从地区分，种种说法不一，又譬如在画学理论上，专论、专著渐多，但由于议论者的审美情趣不同，论点也就各不相同。画事的发展，随着时代的进展，势必日益复杂。因此，如何梳理文献上的画史资料，便成为美术史家的重要任务。晚明自董其昌等将“画分南北二宗”以后，不少画家，鉴赏家，评论家都继之而全面铺开议论了。然而，比较科学地进行分析并梳理历代画学上的工作，这在前面已经提到，那还是近百年的事。



20世纪的上半叶，或就20年代至40年代而言，当时中国研究美术史的，有一个明显特点，除个别从事哲学、美学者外，基本上是美术史家，同时是画家，如陈师曾、黄宾虹、秦仲文、潘天寿、郑午昌、俞剑华、傅抱石等。他们一边作画，一边进行美术史的著述。他们有丰富的绘画实践经验，不仅了解历代画家的思想及其活动，而且比一般学者要深人的多。如俞老师的这部画史著作来看，很显然，他在某些议论上，就从画家的心态，对历代资料，作出了更适合美术家理解的反复梳理。正因为他是画家，同时熟识画史资料，所以，对历代绘画风格以及演变的论述时，不放过每个画家的一点长处，所以他的画史著作，能反映出许多画家在画技上的独到处，如说某某善画斗雀、草虫，又某某善于“葡萄作点”、“画梅染胭脂”，又是什么“写方竹作细笔阔叶”等，虽然这些整理，不属画史的主要方面，但是，俞老师能注意及此，正显示了他在研究上的特点。



再就是论及“西画之东渐”与“中画之东渡”，他给以列入“清朝之绘画”的第九节，字数不多，但意义深远。尤其对“中画之东渡”一文，他指出：“自唐宋以来，中国绘画逐渐流人三岛，彼国所习之‘南画’，即中国画也；彼邦视为画祖之雪舟，其作品乃近于夏圭，日本国画实即中国画也”，俞老师据事实作出明确的论断，这与日本有些学者“遮遮掩掩的论说”判然不同。俞老师说这些话之时，正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日本侵华势力高涨之时，俞老此言，不加“遮掩”，更表明一个中国美术史家的正直为人与爱国之心。



走出书斋深院的大门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只能说明读书人有书本知识，或说待人接物中了解到一些外界情况，其实，“不出门”的局限性是很大的，否则，前贤何必要提“行万里路”的重要性。早在清代，徐斡就说：“明，莫大乎自见；聪，莫大乎自闻；睿，莫大乎自虑”。事实证明，任何人，若能“广游天下，会心必自辩”。俞老师于50年代后，在对中国美术史作进一步研究的同时，毅然远行，突破过去只坐书斋伏案研究的一套工作方式，因此，在他后来撰写的大量论文中，都贯串着他的“自见”与“自闻”。



1954年与1955年，俞老师与年青人一起，不舍作万里之行，据周积寅给他所编的“年谱”记载：“1954年五月至八月，(俞老师)考察济宁武氏祠，晋云山，泰安岱庙，泰山，长清灵岩寺，孝堂山，济南千佛岩，山东博物馆及图书馆，成都云门山，驼山，博山，潍县、北京，周口店，望都，大同，云冈，浑源，恒山，五台山，太原，晋祠，天龙山等处古迹文物和各地博馆的馆藏，模写文物及风景写生一百四十幅，写成《鲁冀晋美术文物考察记》，文字四万字”。可以想见俞老师在当时的收获。记得他曾对我说，“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文物丰富，我们美术史研究中，不看田野实物不行，看与不看大不一样”。“看与不看大不一样”，他的这句话，意味深长，给我留下了永不忘记的印象。



1955年，俞老师又赴开封，郑州，并去洛阳龙门考察，还到了巩县，渑池，安阳及南北响堂山诸地，撰有《河南河北美术文物考古记》。同年七月，俞老师竟远行至河西走廊，到了敦煌.在莫高窟考察时，还一再临摹莫高窟的壁画，使他的《中国壁画》一书的编著，有了实地考察作49基础，输人了第一手资料于著作中。这与他过去的画史编著，大大地跨前了可贵的一大步。1962年4月，许多美术史论家，由文化部组织，在杭州讨论并审订《中国绘画史》稿，有一天，他在会上作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发言：“我想重写中国绘画史，来个天翻地覆，我们要有书本知识，更要有田野考察的实际知识，我的老骨头，虽然年过花甲，现在有火车、飞机，古人说，行万里路，我要与年青人一起行十万里路，路虽漫漫，尽我的努力迈进。”这番话，博得了在座与会者的热烈鼓掌。当时我只38岁，尚未进人不惑之年，听了俞老师的话，无异对我以极大的鞭策，鼓掌之后，我沉思久久。深感俞老师的精神服人，年青的后辈，怎么不需要猛追直上。



结语



俞剑华先生不愧为我国有贡献的著名美术史论家。一生勤劳刻苦，突出地在中国绘画史这门学科上作出了努力。他的著作等身，除了他那巨著《中国绘画史》之外，他如《顾恺之研究资料》、《中国壁画》、《中国山水画的南北宗论》、《石涛画语录标点注释》等等，美术界几乎无人不读，其影响及于海外。俞剑华先生的治学精神，值得我们晚辈学习。如果说，我在数十年来对于画史画论的研究，还有一点什么成绩的话，应该不忘俞老师的教导。尤其是俞老师那种锲而不舍的勤奋，我把它当作楷模。我的一生，有好多位可敬的业师，他们在年青时，都不是“秉赋聪明”者，他们到了晚年之所以有很大的成就，就由于肯刻苦，肯钻研；也由于有毅力，有恒心。他们曾使“池水尽墨”，以至“磨穿石砚”。他们的硬功夫硬是“水到渠成”。先贤有言：“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他们“谋”，无非“三余广学”，无非“发愤忘食，乐以忘优，不知老之将至”。俞剑华老师能在中国绘画史这门学科研究上，对后人作出“筑基与铺路”之功，终成为20世纪令人崇敬的美术史家，此无他，就因为他的一生“发愤忘食”，兢兢业业，“不知老之将至”。






王伯敏（1924—），男，浙江台州人，中国著名美术史论家、画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