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发展论坛举行:民营!中国话剧的"出路"?

中国话剧如何生存发展，是话剧界上上下下一直在不停地探索的问题。7月，中宣部、文化部下发了《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地指出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原先作为事业单位的话剧院团在最近几年将陆续转制为企业。8月20日，文化部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首批42家拟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转企改制工作的国有文艺演出院团名单，这又似乎在这辆正缓缓在探索前进的车上推了一把。于是，9月，话剧界借庆祝建国六十周年，向祖国汇报的机会，举行了“中国话剧发展论坛”，话剧界数十位高层人土从沈阳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北京，考察、观摩、讨论，焦点无不集中在这一点上。

目前，国有文艺演出团体是事业编制，多数的营业状况仍然依靠拨款，演出剧目只注重参加评奖，而不着眼于满足受众的文化需求。那么，民营是否是出路？有人统计，去年在上海演出的87台话剧，有50多台来自于民营剧团，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国有院团。近年来崛起的现代人剧社负责人张余在论坛上介绍说：为了赚到钱，民营剧团的老板们总是想方设法请来合适的导演和编剧，演员也是从各院校剧团精心挑选过来的，一切为了效益最大化。比如演了几十场的克里斯蒂名剧《蜘蛛网》，张余为了吸引观众可谓煞费苦心，他不仅从英国买下原版剧本版权，请名翻译翻译，请名导执导，布景则照搬英国原版布景。这种精益求精恐怕是一些国有剧团所不能比拟的。

但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人士也举例说：在早已跨入市场的一些民营剧团里，剧本抄袭，演员随便找几个稚嫩的大学在校生，布景完全是偷工减料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因此他认为转制不能简单地认为“国”转“民”就万事大吉，关键是要实现项目负责制，必须明确责任。比如，排一出戏向剧院要300万，结果票房只有200万，尽管是亏本了，但仍可从这200万票房里抽30%的提成，旱涝保收，毫无责任。如果实行“项目制”，亏了本，一分钱也别想拿，如果总是排亏本的戏，制作人不仅拿不到钱，名声臭了之后，演员编剧等也会抽身离去，制作人就会落个没饭吃的结局。

有人担心，这样一来，大家自然都把“赚钱”放在首位，都去搞商业化的剧目，太“正”的、有引导性的谁来搞？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人李胜英一针见血地指出：“主旋律、先锋话剧即使场场爆满，也收不回成本。”去年，一场先锋话剧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小剧场连演二十三场，场场爆满，仍然连成本也没有收回。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说，中国话剧中越来越严重的商业化倾向，成了中国话剧发展的一个桎梏。这一倾向不仅存在于主流话剧中，本应最具先锋探索性的实验戏剧，如今也渐趋娱乐化，为了追逐商业利益，年轻话剧人放弃了对当下人精神困惑的追问，而把自己放纵于对廉价笑声的追求之中。因此王晓鹰认为：“不能把话剧完全交给市场，必须给予实验艺术一定的资金支持，话剧人也应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思考，致力寻找一种更具艺术推动力的创新形式。”

上海话剧中心早就在探索体制改革。该中心总经理杨绍林从自己在三十年的剧院管理实践中深刻感受到，表演院团管理定位的选择难点在于：过分强化教育功能，会失去戏剧的艺术个性与活力；过分强化戏剧艺术的个人审美感受，会陷入曲高和寡的境地；过分强化市场引导，会将戏剧与观众导向堕落，失去人类文明应有的文化立场和艺术精神。因此，杨绍林认为：“艺术管理应该区别于工商管理。”今后院团体制无论是事业性质还是企业性质，在表演艺术院团剧目建设过程中，都要妥善处理好商业戏剧、艺术戏剧与主流戏剧三者之间的均衡发展关系，努力避免在三者的任何一方面投资的片面和极端，以确保戏剧表演市场的健康发展。

此次论坛是著名艺术家、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会长李默然提议主办的，议题也是他确定的。李默然说：“话剧的强项、特征是迅速反映生活，应该在建设先进文化的征程上起到重要作用。”他反复强调话剧的生命力：“不管有多少挑战，有多少问题，我们都要有这个基本观念：话剧不会在神州大地上消亡！” （责任编辑：单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