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周国祯先生系列粗材陶艺的艺术特色（黄明星）

　　被人们誉为高产且艺术风格自成一派的中国大陆现代陶艺先驱、年近七旬的周国祯教授，经过10多年的自我领悟、反思和亲身体验，相继推出系列粗材陶艺、泥条盘筑泥板成形动物陶艺作品。这些陶艺作品的题材仍然取自大自然的生灵一动物，那极具周国祯先生创作个性的作品一经展示，使海内外观赏者产生极大兴趣。凭着似乎漫不经心的偶然性和随意性的创造，向人们传达了一种富有张力而又充满激情的感受，一种质朴自然而又充满现代感的情趣，并展示了一个充满人情味的艺术世界。
　　一、产业陶艺到手工原作陶艺一观念的蜕变
如果我们将周国祯先生前期（1980年以前）和近10多年来创作的陶艺风格作一个简单比较的话，那将不难找到陶艺家在艺术观念上蜕变的历程。事实上周国祯先生的的陶艺独特风格的形成在前期就已发展成熟，形成了一套“美的语汇”，即融民间艺术造型的雅拙美与文人艺术的写意美为一体，配上异彩纷呈的高温色釉的装饰美，给人一种灵趣、恬静的审美感受。而周国祯先生近10多年的作品，则更大程度上挖掘陶艺材质自身的语言，融合中国传统石刻艺术精神和西方现代意识的表现形式，以材质的自然力表现富有意象韵律的内在生命的活力，传达了一种富有张力和充满现代意识的感受，给人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元气淋漓之风。这一时期的作品构筑了周国祯先生陶艺风格的一个新内涵——力的语汇。
周国祯先生对陶艺粗质材料的运用是形成他陶艺术新语汇的一个重要决择。近10年的创作，周先生完全摆脱了产业陶艺的约束，一转为完全利用手工操作，借助一切陶瓷粗材质为表现媒介，如匣钵泥、紫砂泥、大缸泥甚至是全不经加工提炼的黄泥土。
周国祯先生在陶艺观念上的蜕变，要归结于对古代陶艺的重新认识、同外界的交流和自我的感悟。先生早年受过文人艺术的熏陶，喜欢中国古代陶艺的素净，青铜器的朴茂、石刻的粗犷，但对我国近百年陶瓷艺术发展还停留于“宫廷艺术”和“清代遗风”仿古摹写的现状无不痛惜，先生从有限的图书资料中探讨摸索中国古代陶艺和西方陶艺发展，了解到现代陶艺的趋向，并不是停留于传统的囿限，开始主後贯通古今，融合中西，先生要把他的作品呈献给整个的现代人，故先生从定型的陶艺模式中开拓出更富有现代精神的新风格。
　　二、偶然性的随意性表现——创作手法上的转变
偶然性的随意性表现是构成周国祯先生粗质陶艺的另一个重要特色的创作手法，在众多的陶艺作品中，先生的这种表现手法尤为突出。
众所周知，艺术创作要有激情，而这种激情是要靠培养产生的。人的真正高涨的艺术激情，不是每时每刻存在的。尽管中国传统绘画强调意在笔先、“整体构思”，但这从来不是僵化的教条。偶然性正是使艺术家产生灵感激情的导火线。可以说周国祯先生的这种偶然性的随意表现正是要超越构思的局限性，充分利用偶然的意外变化和陶艺家的无意识、潜意识和灵感，创造出变化无穷的、甚至是连陶艺家本人也想不到的意外效果。
周国祯先生有一件得意之作《雪豹》，伴随作品诞生的经历，更有一段有趣的、难忘的插曲。创作此作的初衷，周国祯先生的设想是表现一只金钱豹，施的是花釉，意想不到的是电窑在烧制中途停了电，这一停倒好，产生了奇迹，一件价值连成的瑰宝诞生了。原来还来不及彻底溶化的釉色，使“豹”得到恰如其份的表现，完全剔除了人工的痕迹，对此陶艺家喜出望外。周先生从偶然性的随意表现出得到灵感和激情，也从偶然性的意外效果中得到满足。偶然性的随意表现大大丰富了陶艺的表现力——“天人合一”。真正成为其它们类艺术所望尘莫及的艺术。
玩泥，周国祯先生情有独钟，在对泥土的认识和驾驭上，先生显示出了深厚的功力，他常常能在一堆意揉捏的泥块中发现他的“猎物”，《枪找出头鸟》、《黑豹》和《牛脾气》等作品都是在这种气氛中进行的创造。当某作形体，起伏打动他并激起他创作想象、灵感的时候，一切都在富有激情的挥洒间仿佛是十分随意地完成。
　　三、挖掘泥土潜在表现力——动物泥条盘筑的艺术展现
周国祯先生在一次考察中，亲眼见一老陶工利用原始的盘筑工艺制作大缸，时不时地将那晃动盘旋的泥条拍打光滑，先生却被那富于魅力的线条消失痛惜不已，他在沉思中突然顿悟：线条不仅是形象造型的基本因素，更主要的是情感表达的基本要素。周国祯先生打破了艺术门类之间的界线，将富有立体感的泥条线饰美、组合、排列、穿插构筑成型，建立了盘筑陶艺新概念。
　　泥条盘筑陶艺的创造，使得我们观念中的雕塑概念从根本上为之一变，古今中外，对于雕塑不外乎非雕即塑、非塑即雕，近代发展为粘接、镶嵌等成型方法，此等手法，泥条盘筑全不着边，好在概念也是人为的，周国祯先生认为：只要创造的艺术作品同样能达到陶艺的独特语汇—占有空间的体积感、份量感火的肌理，我们仍称它为雕塑式的陶艺。泥条盘筑陶艺的创造只不过是雕塑概念意义的宽泛延展。
泥条盘筑动物陶艺的特征是，不论作品大小，都是从一根泥条开始的，自第一根泥条所最末一根泥条，都是在一步到位，很难逆转返回修饰的过程中完成形象构造的，可见，其中贯穿着陶艺家无穷的智慧。陶艺家欲使泥条盘筑成一个有生命力的形象，必须具备对表现对象的深刻认识和娴熟的造型能力以僦浓厚的艺术底蕴。任何艺术，只有当它运用最恰当的手段充分发挥了它的材质特征时，它才能高度显示本质特征和艺术张力。
　　四、“完善”不是目的，而仅仅是一个过程——理论基础的指导思想
周国祯先生一直有这种观点，追求陶艺作品“完善”，不是目的，而是过程。是不断超越目的有限性的追求本身。在他一系列粗质材料陶艺作品中始终贯穿着这一指导思想。
早在1980年，周国祯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就谈到陶艺的“完善”和“缺陷”的对立问题，并提出了“缺陷”的艺术转化等系列引人注目的理论。文章写到：“缺陷，我欣赏它们出现在用我们以往审美要求所不能容忍它们出现的部位。”有人说这是一句过份偏激的话，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缺陷”所表露的最大优点在于它培养自然性、理解力和想象力。事实是完美无缺的东西因其完美的僵化而把这些优点排除了。正是缺陷的东西蕴含着生机和无限的可能，它显示出内在丰富性的不平衡冲动，由此而包孕着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空间。
周国祯先生的《黑豹》、《枪打出头鸟》、《王大叔》等作品无疑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的杰出作品。从工艺技术要求上讲，这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缺陷，釉面起泡、而且是破口泡，还有缩釉等等。但作为艺术品“缺陷”的形式充分体现了作者所要表现的真正的内涵。一个笨拙的生灵，百孔千苍的内心世界，似毛非志的表现肌肤，应该说它们都是十分“完善”的作品。
一件艺术吕给人们的审美情感是多方面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完美形式，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产生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形式和手法表现不同的内涵本质。可以说“缺陷”的审美感受是对以往“完善”的审美经验的一种补充。正是事物发展到更高层次向事物的“完善性”更进一步。
　　对人性的观照，力量的歌颂一内心想要表达的话。
周国祯先生说，人世间的各种“角色”，在动物中似乎都可以找到。因此，他在创作时常常把动物想象为人，并借助动物的自然属性，强调动物园的基本性格、形体和动作等 征，赋予它可爱或可恶的品性，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语言所难以表达的话语。
周国祯先生陶艺作品“人格化”的处理，贯穿着他整个的陶艺创作时期。在他的手下，无论是飞禽、走兽或水族，或多或少都流露出一点对人的观照，并富有深刻的寓意，从而表达自己的某一真切感受。
《王大叔》真正一个妙趣横生的作品：一个猩猩双手抱胸，双脚并齐，整个身子抱成一团，其神态显的淡漠泰然，似乎从不干预别人，又似乎坐山观虎斗。看到它，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人世间那些精明、能干，却又与事无争，事不关已高高挂职起的“老好人”的形象。再如周国祯先生的另一件代表作《叶落归根》，他塑造的老猩猩背驼了，脚向上翘、变了形，但下垂的左臂，仍很有力量，嘴唇显得很坚定，它的形态告诉人们，它有过一番坎坷不平的经历。 不管过去荣辱如何，最终它还是回来了，回到了生它养它的故土。这件作品没有追求表面的漂亮、华丽，却格外耐人寻味，极富艺术感染力。
另外，在周国祯先生的系列粗质材质陶艺作品中，还不泛表现力量为主题的作品，象《千斤顶》、《牛脾气》等。给人感觉到有一种饱满的生命张力，产生向外扩张、延伸的意味。《千斤顶》中的癞蛤蟆，乍看它，简直就是一团泥巴，很不起眼，但仔细一瞧，却似一个生灵，正在鼓着一团气准备向外迸发似的，浑身一股拼搏劲。如若千斤重量压下来，它也能顶得住。周国祯在材料运用上恰到好处一种似乎漫不经心的捏造，然后有意识地施撒点滴绿釉，便形成了如此奇特效果的《千斤顶》，真是意到笔不到。
“周国祯运用物料粗糙的质感从营造原始粗犷风格，成就了一件件扣人心弦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可见他对人性的关怀，再深一层的即为源自对土地、民族的依恋……这些作品寄寓深远，象征着一个人，乃至整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循环过程，清彻地道明了作者对民族的情怀，以及着重对民族生命力量冲动的表现。”
一直不断对陶艺创作挑战的周国祯教授，在完成他粗质材料陶艺创作时，一定又在追觅新的材质，新的语汇去构筑新的里程。这就是周国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