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陵神秘王朝遗址

　　“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如有浮水沤，道逢古老问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明代安塞王朱秩炅的《古冢谣》，将一派王者风范跃然纸上。

　　假如你有机会驱车于贺兰山下，不经意间，两座巨大的锥形建筑会突然撞入你的眼帘：硕大的土冢好似两只巨型橄榄，一头插入地底，一头兀立于地面。远远望去，大气雄浑，超拔壮观，在茫茫戈壁滩上显得格外醒目。这便是被世人称为“东方金字塔”，举世闻名的西夏王陵。

　　位于银川西郊约50公里的西夏陵区共有9座帝陵，270座陪葬墓，星罗棋布地抛撒在贺兰山东麓三关口至泉齐沟一线方圆数十公里的滩地上。自1038年开国皇帝李元昊打出“大白高国”的国号，至1227年被成吉思汗所征灭，西夏立国189年，传十帝。除八代帝神宗遵顼，九代帝献宗德旺和未帝李（左目右见）死于成吉思汗灭西夏期间的1226、1227年，未及造陵外，太祖李继迁裕陵，太宗李德明嘉陵，景宗李元昊泰陵，毅宗李谅祚安陵，惠宗李秉常献陵，崇宗李乾顺显陵，仁宗李仁孝寿陵，桓宗李纯祐庄陵和襄宗李安全康陵均见诸于史籍，当在陵区之内。由于战争中的杀戮和史料的匮乏（西夏无正史），使这个曾与两宋、辽金并列称雄，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统辖今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纵横西北二百余年，鼎盛一时的封建王朝在历史上神秘地消失了。今人似乎只能从默然兀立的帝王坟冢和大批出土文物中，去遥想西夏王朝当年的辉煌。

　　史载西夏陵园“仿巩县宋陵而作”，与早期西夏贵族“障水别流，凿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的原始葬俗完全不同。每座陵园都是一组完整的建筑群体，坐北朝南，呈纵向长方形。外转四角筑有角台，似为陵园四界标志；神墙外前方左右对称的鹊台、碑亭；月城两旁并置石象生；内城四角均有角楼，四墙正中置门阙；内城中心前方为祭奠场所--献殿，其后偏西处是高大兀突的五层或七层塔式灵台。这种形制显然受到了汉族封建文化的影响，是西夏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历经数百年风化，陵区地面建筑早已化为废墟，碑刻、石象也破为碎片，惟有黄土夯筑的灵台、鹊台、角楼、神墙巍然屹立，似在默默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前些年，游人在陵区内偶尔还能拾得一二琉璃残片，而今已难觅踪影。

　　二十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宁夏考古工作者在西夏陵区挖掘了1座帝陵，4座陪葬墓，18座碑亭，出土的大量文物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西夏时期铸造、冶炼、石刻、制陶、手工艺、纺织等工艺技术水平。其中有两件为为国宝级文物：鎏金铜牛和力士石碑座。关于石碑座的“性别”，一般认为凸肚者为男，垂乳者为女。对此，学术界尚存不同见解，有专家认为均系女性，理由是八十年代中国西夏学者出访前苏联时带回的《新对偶谚语集锦》（俄 ·夏互译本）中有“母亲阿妈传俊裔，金色的肚子银乳房”的谣谚，体现了当时西夏人的女性崇拜意识和母亲负重形象，也是中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强悍、粗犷的精神风貌的像征。

　　西夏文献大多流落海外，这也是造成西夏文化“神秘’的原因之一。其中数量最多、最珍贵的“黑城文献”现藏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是1908年至1909年间，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在额济纳旗（时属蒙古王爷所辖）发现后掠回俄国的。当时科兹洛夫惊呼“发现了一座图书馆”，运回俄国后共编得八千余号，实两千余件。这批文献90%以上为佛经，另有50多种世俗文献，包括西夏汉译典籍《孟子》《论语》《孝经》《辞书》《文海》《同音》等；文书类有借据、当票、请调报告、假条等。为研究西夏文化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

　　与鎏金铜牛、力士石碑座同为“国宝”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一部由藏文译成西夏文的佛经，共9册。经考证，系世界现存最早的木活字雕片印刷品实物，是宁夏考古工作者1991年清理被不法分子炸毁的王陵附近的拜寺口西夏方塔时在废墟堆中发现的。这一发现，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时间提前了100多年。前几年，学界曾为西夏学在中国、在日本还是在俄罗斯发起了一场争论，对此，宁夏文联主席、著名作家张贤亮的见解是：国际友人都把西夏文化看作全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遗产，认为它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

　　从古到今，西夏王陵一直为盗墓者所觊觎。明清以来，几乎每座帝陵前都留下了盗墓者的足迹，一般是从墓室前5米左右处垂直打洞，盗挖国宝。以3号陵（据推测为元昊墓）前的盗墓坑为最多，深长处达10米。“文革”期间，考古工作者开掘8号陵时在墓中发现一具尸骨，但不是皇帝，而是盗墓者。去年朱镕基总理视察宁夏时发现王陵破坏严重，亲自批款上千万元，命令文管部门加强保护。日本驻华大使馆一秘曾站在王陵脚下感慨：“我上小学时就从课文中知道了西夏，我当时就对它充满神秘和向往”。一位德国外交官在王陵前惊叹：“我这一趟没有白来，我看到了东方金字塔！回去以后一定好好宣传，让更多的人来宁夏看一看”！
来源：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