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出土西汉南越国木简

填补了岭南地区简牍考古的空白，丰富了南越国史研究内容

本报讯 继去年上半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后（《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８日１版），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南越国宫署遗址博物馆筹建处组成的联合考古队继续对南越国宫署遗址开展发掘工作。在去年下半年度发掘中新清理出大量历代建筑遗迹，获得数量众多的各代遗物，发掘工作收获甚丰。在这些收获之中，最重要的发现当数在去年１１月２３日—今年１月２４日期间于一口南越国井（Ｊ２６４）内清理出的百余枚南越国木简。从考古学史看，在王宫御苑原址上出土简牍的情况较为罕见，该批木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岭南地区简牍考古的空白，改写了广东无简牍的历史，还极大地扩展了南越国史的研究范围，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出土木简的Ｊ２６４位于１９９７年发掘的南越国曲流石渠西北约１５米，井口距地表深４．２、井自深约３米。上部用扇形井砖砌筑，砖１５层，高８５厘米，下部为６节陶制圆形井圈叠砌，高２．０６米，节高约３３—３５厘米，每节井圈有４个基本对称、穿透井圈壁的椭圆形孔。

该井上层用井砖砌筑的井壁部分有３个缺口，均为井壁砌筑时专门留出，东、西侧缺口分别与外侧的东西向木质水渠相连，为入水口；北侧有椭圆形陶制管道口向北延伸，为排水口，说明这是一口渗水井（图一）。

井内堆积分１６层，木简出土于第６—１５层（图二）。经清洗确定，井内共有整简和残简１００多枚，均为木质（图三）。完整的木简长２５、宽１．７—２．４、厚０．１—０．２厘米左右。绝大多数为单行文书，仅一枚为２行半字。简文均墨书，字数不等，完整木简的文字最多为２３字，最少者３字，一般以１２字左右居多。清洗时木简上尚未见到编连痕迹，从内容看有一部分为一事一记的单简，而大凡１２字简原应为编连成册。木简上的文字字体多为扁横、波磔明显的成熟隶书，少数文字含有婉转圆润、端庄凝重的篆书意味，隶书的总体书写风格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简、帛书文字，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文字接近，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文字有一定区别，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经初步考察，这批木简的性质主要有籍薄和法律文书２种，从多个侧面反映出南越国的各项制度和南越国王宫生活，可大大弥补南越国史的记载不足。如宫室管理，多枚木简上出现了“出入”二字，可能属宫内外人或物品的出入籍；职官制度，简文中出现“陛下”、“公主”、“舍人”、“左北郎”等官职，其中“左北郎”文献未载，而简文中的“陛下”、“公主”更是自南越王墓发现“文帝行玺”等重要文物后又一次发现的可直接证明史书汉南越传中关于南越王称帝内容的文物；地理内容，简文中出现了“蕃禺”、“南海”、“横山”等地名，对于南越国政区地理、疆域沿革、秦汉地理等的研究意义重大；法律内容，简文中有“当笞五十”、“不当笞”等内容，反映出南越国施行的法律制度，一些爰书性质的木简则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南越国法律文书；社会风俗，简文中出现的“大鸡官”等内容为文献所不载，学者认为其可能与《汉书》等文献中越人善用鸡卜的记载相应；宫苑管理，简文出现如“宫门”、“守苑”等与宫室苑囿相关的内容，是对南越国宫苑所在地性质确认的最重要物证。除上述内容外，很多简还直接或间接反映出南越国时期的物产、禽鸟和树木种植等方面的内容。

在从木简发现、发掘、清理到清洗、脱色、脱水的整个过程中，考古工作者严格遵循了“保护为主”和“科学缜密”的指导思想。在发现木简后，考虑到Ｊ２６４周围保留着丰富的南越国遗迹，是南越国宫署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好将井及周围遗迹拆除，而木简保存状况又不理想，井内操作空间狭窄，不利于木简保护，多次召开考古、文物、建筑、工程等方面的专家论证会，确定了“木简整体提取，井体保持原状”的原则。广州鲁班建筑公司承担整取重任，他们与考古发掘者一起制定了详尽可行的施工方案：在井西侧挖掘超过井底深度的竖井，在稳固和保持上层井圈不动的基础上，将含木简的第６节井圈整体横向平移至竖井中，用大型吊车将其平稳吊运至地面进行室内清理（图四）。与此同时，邀请了长沙简牍博物馆馆长宋少华先生和馆内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指导木简的清理、清洗、脱色等工作，确保高质量地完成各项清理与保护工作。

从传世文献看，《史记·南越列传》作为目前所见的最早记载南越国历史的资料，全文仅约２４００字左右，而这次出土的简文文字的数量已经逾千，不仅数量几近其一半，而且其时代还要早于《史记》成书８０余年。从简的埋藏情况看，木简可能是当时在文件废弃后将其扔进井内，是最原始的档案资料，也是最直接的第一手文献，是名副其实的王宫档案。它们的发现不仅会大大扩展南越国史及秦汉史的研究范围，还以其出现的“守苑”“宫门”及明确的纪年等内容，彰显出南越国遗址的历史真实性和完整性，进一步证明以往对该遗址定性、定位和定名的正确，为南越国考古的分期断代树立起新的标尺。


（韩维龙 刘 瑞 莫慧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