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去年夏季山东济南章丘洛庄西汉王陵发现10座陪葬坑,出土90余件青铜器之后,近日,洛庄汉墓发掘又有惊人发现,新发现的10座陪葬坑使洛庄汉墓外围陪葬坑的数量增至20个,其中乐器陪葬坑尤为令人惊叹,共出土编钟、编磬126件之多。据悉,将如此众多的乐器专辟一个陪葬坑放置,这在汉代考古史上还是第一次。
今年三月,山东大学考古系和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又在墓室和墓道的北侧发现6座陪葬坑,并在东墓道的南北两侧发现4座小型陪葬坑。新发现的陪葬坑在布局上大体与去年发现的呈南北对称状,形制与结构也基本相同。
陪葬坑内的随葬品分别是:11号为车马坑,共发现3辆实用真车,其中1辆立车,2辆安车,均为单辕驷马,车马器具齐全,且大部分为鎏金饰品。12、15号为木俑坑,已全部腐朽,从痕迹可知有人、马、偶车等。13号坑为牛坑,内埋2头水牛。14号坑为乐器坑。16号坑也为俑坑,但坑较小,除发现木俑、木马外,还发现约200余件兵士泥俑。17--20号坑,均为小型陪葬坑,每坑内只埋一匹真马,无马具。
14号陪葬坑位于主墓室东北部,南北向,人口朝南。通长22米,宽4米,深28米。坑内随葬品由北向南可分为3区。
A区为弦乐器,主要发现7面瑟,这些瑟南北向置于圆木支成的东西向架子上。瑟均为木制,已全部腐朽,仅剩痕迹,瑟面均髹有极薄的一层漆。其中3面有鎏金铜瑟枘和铜轸,另有1面为骨轸,其余未见金属构件者,从痕迹看应为木制构件。如7号瑟长约1.05厘米、宽40厘米、侧边高约8厘米,瑟尾安有3枚烫金瑟枘,尚残留丝弦痕迹,瑟首有6件铜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批瑟的下面发现了一枚完整的“吕大行印”封泥,为证明洛庄汉墓为吕国诸侯王墓葬,提供了新的证据。
B区主要为敲击乐器,均已腐朽。从漆皮痕迹可知,计有建鼓一面,悬鼓及支架两套,扁圆形小鼓2件。特别重要的是,在B区东侧南北向竖立着一架由錞于、钲、铎组成的乐器架。木架由横梁、立柱和底座组成,横梁上镶嵌着三个铁环,其下正对着3件乐器。有意思的是,这3件器物大小相当悬殊,看起来非常不成比例。
C区绝大部分为打击乐器,主要是编钟1套、编磬6套,另有3件瑟钥和极为罕见的8个球形铜铃。编钟和编磬原来均悬挂于木架上,木架全部朽坏,但痕迹尚较清晰,由北向南分两列排列。最北的西部为一架编钟,架子为上下两层,上层悬挂钮钟14件,下层悬挂甬钟5件。除3件破裂外,其余均完好无损。这套编钟保存非常好,只有少量锈蚀痕迹,大部分斑斓锃亮。钟内调音痕迹清晰可见,可以肯定是实用器。与编钟相对的东侧是第一套编磬,共20件,少数因悬绳朽断而摔裂,大部分保存完好,均为实用器。最为重要的是,这套编磬的股博下刻划有铭文,从小到大分别为“左一”至“左十”和“右一”至“右十”。6套编磬每套20件的4组,14组件的1组,13件的1组,总计107件。这107件编磬几乎相当于已发现的西汉编磬的总和(明器除外),实在令人叹为观之。
汉代的编钟和编磬考古发现的不算太多,这也许与当时这两种打击乐器不再是主要乐器流行于社会上有关。但从战国到汉初的过渡情况如何,由于发现的例子不多,具体情况并不清楚。14号发现的这6套编磬,大部分有刻划文字,虽多为顺序号,但对于研究汉初编磬的悬挂方式及演奏形式都是十分重要的资料。8枚小型球形铜铃的发现,为进一步了解汉初的组合乐器提供了新的资料。而将錞于、钲、铎悬挂在同一架子上,更是第一次发现的排列组合方式,这对进一步认识汉代早期的“乐队”组合,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来源:中国文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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