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析 “定州红瓷”

　　作者： 萧　　浦

　　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３日《中国文物报》第七版刊登杜文先生的《定州红瓷作何解》一文。作者从古文献和实物两个方面分析了“定州红瓷”，读后仍感该文有不到之处。

　　首先，如何界定“定州红瓷”。古人对颜色的运用和认识远早于宋代，两宋时期已有鲜红纯正的红色。若以“红瓷”、“红玉”之称形容白色胎质的颜色釉瓷器，其呈色应以纯红为主。这也正是我在前文中提出宋代定窑从没有发现过颜色鲜红或偏红瓷器的基础。

　　一种瓷器颜色釉的出现，必须要受到两个条件的制约。
　　（一）社会的需求；（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制瓷工艺。

　　从唐代长沙窑中铜红釉的出现一直到今天，红色一直被人们装饰在瓷器上，受到大家的喜爱。但红釉烧制的技术要求很高。这也制约了红釉在众多窑口瓷器上的应用。

　　宋代的红釉为两种，一种是铜原素烧成的釉里红色，常见在钧窑系瓷器上；一种是铁原素烧成的釉上红彩，常见在磁州窑系瓷器上。这两个窑口与定窑互为影响，且都在中国的北方。其工艺特点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钧窑瓷器和磁州窑瓷器上均烧出了鲜红的釉色，并且运用得十分普遍，唯定窑上却十分少见（仅见“长寿酒”红彩文字碗），这说明了定窑的物质条件和基础阻碍了红釉瓷的烧制。

　　钧窑瓷器虽然釉中姹紫嫣红，但器物整体上下，里外红釉完全一致的绝少，“入窑一色、出窑百彩”的特点，使其铜红釉呈色很难控制自如。

　　磁州窑瓷器上红釉为铁红釉，系与绿、黄彩结合在一起施在釉上，虽然呈色有时纯正鲜红，但比较容易脱落。

　　定瓷虽质白，但瓷化程度低于“南定”（景德镇窑“影青”），性脆，“当年东坡若一试，何须后苑问玉工”。釉薄而微黄、玻化程度低于“南定”。既无法与钧窑瓷器中的铜红釉结合，也不能把釉上铁红彩机械的移植过来。

　　定窑中的紫定、墨定应为当时“斗茶”而生。黑色釉为其正品，偏紫、偏酱，偏棕的釉色应属釉色还原黑色釉时不到位。这可从这些酱色釉瓷器的装烧工艺，烧制成本，制胎、施釉、饰纹、底足处理等方面的精细程度得到明证。

　　如果当时定窑烧出“红瓷”——这些酱色釉呈色远达不到偏红的水平，还不如用磁州窑的铁红彩在釉上涂满，其红釉应远胜于“紫定”。

　　我们从今天江西省景德镇的明清御窑遗址中发现的红釉瓷器，无论釉上和釉下红釉，废品率是很高的，而烧制水平低于此的两宋时期定窑匠人是根本烧不出鲜红或偏红釉色的定窑瓷器。

　　而宋人是否在见到过钧窑系和磁州窑系瓷器上釉色纯正的红釉后，会把棕色瓷器当成“红瓷”呢。

　　古人文献在应用时要全面、综合、辨证的看待。一些今人的研究成果也要用科学的发展的眼光全面审视。如定窑中有“尚食局”铭文的瓷器，诸多研究成果中均将其定为北宋时期烧制，就有很大的片面性。实际上，金代也烧制了许多带“尚食局”铭文的瓷器。这些疑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证的增多，科学的进步逐渐为我们所认识。

　　所以，无论“定州红瓷”有也罢，无也罢，都不会是指釉色偏棕的“酱釉”定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