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铎』铭文器主和器名的讨论

　　拙文《自铎铭文考释》在今年《文物》第二期刊出后，先后有同好在《中国文物报》上对释文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主要见总第１２１０期。一篇小文能引起读者重视，甚感欣慰。

　　关于绍兴新出土的鸟虫书甬钟的器主和器名，是董珊学兄《重读绍兴新发现的甬钟铭文》以下简称“董文”及杨坤先生《“自铎”铭文札记》以下简称“杨文”讨论的重点，有必要加以申论。

　　关于器主。董文的立足点，在于将器主名的“自”字改释为“曰”，认为“曰”前的“之口辰”才是器主名。然而，本篇铭文先后出现的两个“自”字，鸟虫书构形完全相同。虽然在刊出的拓本上，“自”字的有些笔画尚不够清晰，但仔细分辨还是可以看清楚。目验原器更加明白。鸟虫书“曰”字包括“口”旁的构形与“自”字区别很大，绝不在下部出现表示鸟尾作对称形的装饰笔画。参看本铭的“吉”、“旨”字构形便可知道。董文既然同意后一“自”字所释，那么将前一“自”字改释为“曰”字，就显得毫无理由了。

　　董文将其认为是器主名的“之口辰”的口字，释为“乘”，未尝不可。这个字，我曾有两种考虑，一释为“爽”，一释为“乘”。释“爽”有“昧爽”时分名可对应，也有淅川楚墓出土的铜器铭文作佐证。但毕竟在字形上释“爽”或“乘”尚有不踏实之处，且有增字解经之嫌。尤其硬释，不如阙疑。“口辰”指某段时分，“吉日丁巳之口辰”，文通义顺，也有铭文例证。若将“之口辰”看成是人名，便不好理解了。更何况下边所接并不是“曰”。所以，器主名“自”，是可以确定的。

　　关于器名。本器形制是典型的甬钟形式，铭文中表示器名、从金旁的字，直接释成“钟”字是最简单的做法。但是，此字声旁并不作“童”，需要对字形结构作认真分析才能下结论。我将此字释为“铎”，是有字形上的根据。铎字所从的“”旁，与本铭“择”字构形稍有变化，但偏旁结构却相合：所从“目”上分别有长短不同的弯曲饰笔；下面的“幸”，其竖笔一作直笔，一作弯笔变分叉由下竖笔变分叉在古文字中例子甚多，限于印刷条件不举例，而“幸”所从的“ ”即代表双手，一在最下横划的左右侧，一将位置上挪至中部左右侧；变化稍大的是“幸”旁上部，一作“ ”，一作“ ”，后者上交叉处左右不出头。这些细部的变化在用作偏旁时是允许出现的，特别是作为装饰效果特强即美术字的鸟虫书，尤为多见。而董文将之改释为“钟”字，所从“童”分析为：“‘目’旁在上、而‘’‘壬’在下”。“童”旁之“”为何在下﹖所谓“童”里哪部分是“壬”？下从之“ 又落实在何处？这些董文都没有交代清楚。而杨文认为所从上部是“页”字繁文、下部是“矢”，更是毫无根据。

　　综上分析和讨论，铭文中器名的自名字是否从“”旁应该很清楚。由于拙文是考释铭文为主，限于篇幅当时不可能将识字依据一一罗列，交代清楚，以致产生误解。至于钟的自名为何作“铎”，我在小文中已讲过，此处不再重复。

　　此外，董文所改释的字，如“足”改为“疋”，足、疋古文字构形本相同；“日”改为“丁”，日字中有点，看原器即明；“天”改为“而”，虽然春秋战国文字“而”、“天”构形相近，但鸟虫书“而”、“天”还是有区别的，从楚简中两者的写法也可以得到启示。至于有些人名用字，我主要是采取隶定，并不是识读，欢迎讨论。

　　鸟虫书的释读，是有一定的难度，但并不是毫无规律可寻。关键是需要对文字构形作认真的分析，哪些是偏旁的基本笔画，哪些是附加的装饰，切忌随意猜测。偏旁分析法永远是考释古文字的不二法门。当然，条件允许的话还应该目验原器。

　　至于杨文提出的铭文书体是否属越国系统的问题，不太需要讨论。自从容庚先生开创的鸟虫书分国研究以来，至《殷周金文集成》的出版，各国的鸟虫书材料已经不少，各系的风格很明显，只要是涉猎过鸟虫书研究的学者，便会很容易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