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文物争夺战火缘何而生

　　几十年缺少关心的文物，一下子成了你争我夺的“大餐”，是保护意识的觉醒，还是经济利益的驱动？

田 涛：藏书家、法学家
　　刘尚勇：北京荣宝拍卖公司副总经理
王立军：江苏收藏家协会副主席
陈 念：记者

近一时期，国内馆际间索要文物的事情屡见报端。像本报上期报道的沈阳故宫博物院与甘肃图书馆《四库全书》之争，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南京博物院10万件南迁文物之争,头两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河南洛阳白马寺2900件故宫文物的归属问题等等。尽管这只是馆际间对文物保管权的争夺，尽管这只是没有硝烟的争夺战而已，但人们还是嗅到了某些火药味，甚至在关注这些文物命运的同时，对文物之争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更加关注。

为探其究，本报记者请业内几位权威人士，就馆际文物之争回答了有关问题。

文物 “争夺战”是不是好事？

　　田 涛：这种争夺是好事

因为战乱、战备等原因，使文物远离原保管地的历史遗留问题不少，让文物也尝尽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但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文物认识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回归，才会出现了今天的文物归属之争。

目前所知的这些事例，不管是索要方，还是被索要方，都是因为对文物有极强的意识，才会有了今天的作为，你能说他们不是进步了吗？反过来想想，这些权属之争为什么会发生在现阶段，而不是10年前、20年前、“文革”期间？这就很说明问题。过去老百姓温饱都成问题，能有多少人会关注文物的存放问题？在“文革”期间，很多文物的遭遇就是被砸被毁了，谁还有更多的心思去索要文物。应该说，今天的文物之争是件好事，它从客观上也反映了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现状。

刘尚勇：欢迎多种声音

仅以媒体为例，沈阳故宫刚有了索要《四库全书》的声音，各地的媒体就跟风似地从不同角度进行报道，许多文章的观点明显不同，这就足以说明大家对文物事件的关注程度。这里多少有些炒作之嫌，但能炒起来的本身就很说明问题，说明整个社会都很关心文物。

王立军：“交锋”是必然结果

大家这么关心文物命运与新颁布的《文物保护法》有一定的关联，政策上的宽松，也让人们的思想较前些年开明多了，所以各种声音都出来了。这是必然的。

不过，与其他行业相比，文物部门的开明程度还是很低的，而且总给人“过头”的感觉。“文革”期间，是见到文物就砸；现在却是见到老东西就是宝贝，只要有点儿价值的就一概被称之为“文物”，了不得了。所以在肯定的同时，不妨给旺火浇浇水，否则什么都可以步入“文物”行列，什么都可以引发“战争”。

文物“背井离乡”，应当叶落归根吗？

刘尚勇：应该归还

毋庸置疑，这些东西都属于国家的，这就好比掏东西，从左兜里掏出来，与从右兜里掏出来没什么差别，都是自己的东西，惟一的差异就是放的地方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还与不还都没什么。

但站在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有些文物还是应该归还为好。比如说一些文物原本就是皇宫里的东西，为了还历史本来面目，为了更好地体现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肯定放在北京故宫与放在南京博物院的意义是不同的。所以从大局出发，那些讲究“原配”的文物还是归还的好。

王立军：没有必要归还

馆际间的文物之争，我个人认为这种争执是毫无意义的。文物所有权都是国家的，大家争来争去就落一个保管权，有什么更大的意义吗？倒不如大家都大度些，好好利用自家馆藏的文物，搞好馆际间的交流、馆藏品的轮换展览，这对受众来说，要比无谓的争论更有意义。

来自北方地区的文物难道就不能落户南方吗？反之，南方的瑰宝就不能立足于北方吗？事实上异地文化总是很有新奇感的。既然人们对文物的认知在不断提高，为什么不好好地利用它？现在争来争去，即便是争到手，很可能也是秘不示人。为什么让文物从木头棺材出来再入水泥棺材呢？

　　田 涛：文物不可能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带有感情色彩。真的恪守从哪儿来回哪去的原则，今天陈列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是不是应该回到沈阳故宫？那里才是清文化的发源地。存放在民族文化宫里的民族文物是不是有必要回到各地去？摆放在革命博物馆中的革命文物，是不是也要考虑回到井冈山？典藏于国家图书馆中的古籍善本，是不是也要回到各地的藏书楼中呢？显然不可能。

文物的保存不是必须放在原生地的，在其他地方，只要有利于文物保护的条件，比如说具备了文物保存的恒温、恒湿等条件，文物就没有必要非要“回归”。何况长途跋涉、搬运往往会给文物带来不利，稍有不慎，文物反而在迁移中出现损失，这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当然，造成文物“背井离乡”的原因很多，不能一概而论。像一些文物，尤其是对文化传承、回归历史有利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回归。比如故宫的太师椅，那是当年北京故宫陈设品的一部分，与皇宫文化融为一体，无法分割，这样的文物我觉得应该“凤还巢”。


他们争的是文物还是争别的什么？

王立军：博物馆是在争地位

国内省级博物馆里的馆藏品都很多，数量上似乎看不出什么，但质量上却是千差万别。都是国家的博物馆，凭什么在馆藏质量上却分三六九等，我要是博物馆的馆长，心理肯定不平衡，当然要争了。

业内人士都知道，位于北方的几家博物馆，像北京故宫、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等，都有很多“镇馆”之宝，而且很多都是举世瞩目的稀世珍宝。但看看南方的博物馆，就连有影响力的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都很难与北方的这几家博物馆抗衡，就甭提其他省市的博物馆馆藏了。

田 涛：争资源，争利益

我们在肯定文物之争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一些人、一些文博机构人士已把文物作为一种资源，看中的是由此带来的利益。

如今讲究市场经济，一个博物馆馆藏品的多少，质量好坏，有无叫座的藏品，都可能影响到博物馆的保管经费，从而也会影响当地的旅游、经济。据了解，洛阳白马寺不肯归还镇寺之宝给故宫，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镇寺之宝在吸引游人方面是功不可没的。显然，各地大力开发旅游产业的同时，文物已渐渐成为旅游产业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刘尚勇：地方保护主义在作怪

文物尽管属于国家的，但有一个保管问题。瑰宝能入藏你家，那是什么感觉。尽管不可能让你把宝贝给卖了，变现了，但放在你处就能让你家熠熠生辉。何况就此还能享受一些特殊待遇，像申请研究资金、为瑰宝建造馆舍等等，无疑对地方来说是利大于弊的。说得通俗点，这就是一棵“发财树”，能随便还给你吗？

争的是值钱有市场价值的文物吗？

王立军：钱最能直接衡量价值

一切都向“钱”看，文物的价值如何衡量，钱也许是最直接的表示方法。

别的不说，大家关注的这些文物之争，不仅成为新闻热点，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甘肃图书馆、沈阳故宫博物院等文博机构。当然这些机构原本就很有名气，但现在这么一来，知名度一下子就提高了。如果谁能最终获得文物的保管权，很显然，博物馆的知名度会再度提高。有了知名度还愁什么？对于今天市场经济下的文博机构来说，选择这样的方式来创造“财富”，何乐而不为呢？

上海博物馆从去年年底，香港收藏家张永珍女士捐赠清雍正粉彩橄榄瓶一事见诸于报端后，至今还让人津津乐道。仅这一件宝瓶给上海博物馆就带来了多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宝瓶入驻“上博”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为宝瓶举办的专门展览，前去观看的人也是络绎不绝，那么大的展厅，人们就为一睹“宝瓶”的风采——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由此可见一斑。

田 涛：争夺对象聚焦在具有货币属性的文物身上

这两年海外文物的回流，尤其是拍卖场上，文物艺术品不断地创造高价，无形间也促使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文物，也刺激了人们对文物货币属性的认识。

事实上，不是所有的人都对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感兴趣。经过比较，我们已注意到，目前出现的文物之争，所争夺的对象大多集中在那些具有了陈列价值的文物身上。对于那些有史料性但没有极高市场价值的文物，往往不在索要之列。这一倾向值得人们关注。

刘尚勇：文物货币化未必不是好事

尽管人们对文物的认识还没有那么高，但文物价格体现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文物的认识。因而从某种角度上说，文物的货币化未必不是件好事。最起码，一件价值连城的文物能引起人们的重视，总比“沉睡”在一旁好。

我看到有关报道，说现在存放在南京博物院的2211箱故宫文物，尽管多为一些实用物品，但也不乏精品。据说，其中有个明代大瓷盘直径达半米，是现存古代瓷盘中最大的。有关人士还打了个比方，说不久前捐赠给“上博”的那件宝瓶，当年拍了4150万港元，而这件大瓷盘如果拿去拍卖，肯定要比宝瓶的价格贵，尤其是放到国际市场上拍卖，起拍价最少要4000万美元，合成人民币，那可是3亿多元呀。一件文物的价值要用天文数字来表述，谁还不知它的重要性？


谁能够公平合理地平息这些争端？

　　刘尚勇：靠市场

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你说怎么解决？尤其是市场经济的今天，不是当年哪位领导一纸调令就能让问题解决，矛盾化解。

其实索要文物的事公私都不少。我就遇到过。“文革”期间，一位朋友害怕抄家时家中的藏品被损坏，便把家藏转移给一位亲朋好友。可“文革”结束了，索要这批家藏可费了劲了。负责保管的一家人对这批东西有了感情，从情感上就不愿归还。几经调解后，都没有结果，我这位朋友只好一纸诉状把负责保管的亲友告上法庭。经过调查后，法庭判物归原主。从情理上看，这个判决是有悖于人情的，不管怎样，这么多年人家冒着风险，也搭着人力、物力、财力、经历帮你保管家藏，但到头来你却毫无表示地把东西拿走，实在不尽人情。

经济补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赔多少合适，又会再度困扰双方。所以我提出走市场化。大家不都争这些宝物吗？不妨搞个拍卖，原主可以使用优先购买权，既然想要，就得花钱购买。

田 涛：不可能靠法律

我们在自豪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富文化遗产时，也要有勇气面对历史留给我们的不幸。如果想改变，可以考虑经济上的补偿，让人家不能只有付出，没有索取。

目前还没有太好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相关的规定可以参照，也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相应的规定来解决这些难题。而且运用法律武器来解决似乎也不现实，尤其是这些历史问题造成的争夺，大都超出了法律诉讼的时效期。

王立军：决策者应统筹安排

决策部门不妨静下心来，开个研讨会什么的，好好地安排一下各地博物馆中的文物。不要过于偏袒一些重头博物馆。要从弘扬民族文化、利于文物保护的角度出发。比如可以在统筹文物方面有所侧重，让馆与馆间的馆藏水平差距缩小，搞一些特色博物馆，调拨一些文物支援馆藏不足的博物馆，互惠互利，弥漫在馆际间的火药味会渐渐散去。 稿件来源：中国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