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为何成为译本最多中国典籍？

　　北京10月9日电(刘越)“A 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 must begin with a single step(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句出自《道德经》的箴言，曾引发伦敦地铁中行人的驻足深思。

　　在英国伦敦的欧维尔地铁站，保留着一个暖心传统——工作人员每天在站口写下一句温暖的话语。最早想到这个点子的，是车站客户服务部经理安东尼·詹托斯。这位将《道德经》奉为圭臬的英伦绅士，曾多次在小白板上写下书中箴言，以古老的中华智慧慰藉往来乘客的心灵。

　　这一举动，正是《道德经》在全球传播的一个缩影。承载中华文明的经典古籍在域外传播，带来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层交流、互鉴、融汇。作为一部中国古代哲学典籍，《道德经》中大道至简、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于现实政治、经济、军事、管理、心理等层面都颇具启发意义。

　　从“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到“治大国若烹小鲜”，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道德经》中名句。2013年12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他以“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来说明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事物发展；2014年的APEC欢迎宴会上，他在致辞中表示，“2000多年前，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意思就是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一样涓涓细流，泽被万物。亚太经合组织以太平洋之水结缘，我们有责任使太平洋成为太平之洋，友谊之洋，合作之洋，见证亚太地区和平、发展、繁荣、进步。”

　　可见，从个人修养、立身处世到治国良策，《道德经》内在的哲理、智慧、思维和价值观独特深刻。而作为哲学思想典籍，《道德经》能跨越语言与文明的鸿沟，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广泛认同，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相传，《道德经》由春秋时期的思想家老子李耳所著。“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虽短短五千言，此书内容却深邃广博，涵盖宇宙生成、万物本原、治国理政、生态保护等哲学、经济与政治精髓，被尊为修身、齐家、治国、为学之圭臬，亦是世界最古老的哲学经典之一。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全球范围内，《道德经》是被翻译成最多种语言、发行量最大的中国典籍，其影响力远超许多其他传世经典。迄今为止，《道德经》一书已翻译成近百种语言，有2000多种译本，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其在英语世界的发行量超过《论语》，仅次于《圣经》和《薄伽梵歌》。

　　《道德经》一书向西方世界的传播，最早由来华传教士开始，他们将《道德经》翻译成拉丁文译本，传往欧洲及世界各地。19世纪，法国汉学家雷慕莎将“道”阐释为希腊语中的“罗格斯”；雷慕莎的学生儒莲于1841年完成了第一部带有注释的法译本《道德经》；1868年，第一个英译本《道德经》出现。

　　随着1972年帛书《老子》甲、乙本和1993年郭店楚简本《老子》的出土，海内外掀起新的老学研究热潮，力图传达五千言精妙思想底蕴。语言学家约翰·法布茨斯在《学识通史概论》中肯定了道家思想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德国学者梅勒强调，道家思想不仅是理解中国现代文明的关键，其全球性议题讨论更超越了时空限制；英国学者克拉克则指出，老子所倡导的虚静、无为、万物平等及抱朴守拙等思想，填补了西方工商业社会精神生活的空白。故此，各界学者共识：《道德经》不仅是中国的瑰宝，更是全人类共有的智慧财富。

　　不难发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一定程度上为西方世界带来了进步与思考。从传播历程审视，初期《道德经》的翻译与传播多由传教士主导，他们或以基督教视角解读，或比较道家与基督教教义，提炼出简约、仁爱、和谐的生活哲学。至二十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引发的西方文明危机促使人们反思自身文化，转而向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寻求自然和谐、顺应宇宙规律的智慧。

　　在海外众多书评中，不少读者从《道德经》中寻得心灵的宁静，并赞叹中国思想的魅力；有人视其为揭示世界普遍真理的宝典，重塑了人生观、世界观与人际交往观；有人强调，《道德经》与西方物质主义相悖，更注重精神层面的生活洞察；更有读者将其与《福音书》并置，认为《道德经》未对任何宗教理论进行评判，展现了真正的思想多元性。

　　当今世界，东西方文明互鉴离不开深刻的思想共识。历经两千余载，以《道德经》为代表的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不仅深深滋养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土壤，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被译介全球，历久弥新，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正如《道德经》所言，不断崛起的中国，亦在东西方文明从“邂逅”到“融合”的漫长过程中，完成自我磨砺，书写着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展望未来，《道德经》等中国经典著作必将继续发挥其独特的魅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的思想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