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三米多高、有1500年历史的北齐菩萨雕塑,几十年来就在南城墙的墙根下站着,作为院长,每当看见我的心仿佛在滴血——让这么好的艺术品、这么好的文物站在外面,他的脸色都不好了。我们赶快把他送到文物医院修复以后,陈列出来,脸色也变好了,所以文物是需要尊严的!”
11月30日,首场“道中华大讲堂”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讲,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在讲座上深情地说。
“道中华大讲堂”约请国内外顶尖专家学者、文化名流举办公开讲座,进一步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和感召力,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本文节选自单霁翔先生在首场大讲堂上的演讲。
文化的力量——让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上)
党的二十大报告至少有8处提到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其中,就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我最关注的有两条:
第一,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其实人类注重保护人与自然的文化遗产,经历的路程并不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开始关注自己国家那些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资源。当它们受到威胁时,会举全国之力,甚至求助国际社会来进行拯救。
20世纪50年代末,埃及要和邻国建造一个大型的水坝,叫阿斯旺水坝,水库的建设将使历史悠久的努比亚遗址被淹没。
当时埃及政府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就求助国际社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动五十多个国家参与这项保护工作。最终,工程技术人员把这些古遗址编号以后分解,抬到相应地形的高度,最高的上升了一百多米。阿布·辛贝勒神庙得以延续,努比亚遗址得以保全,阿斯旺水坝得以建设。
在长达数十年的保护行动中,国际社会树立了一个越来越牢固的理念:文化遗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独有的,而是人类共同的遗产。这促进了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诞生。
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
1985年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当时,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等国都有很多世界遗产,我们没有,甚至对这个概念都不清楚,直到1987年才有了第一批世界遗产——长城,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北京周口店遗址、故宫,敦煌莫高窟,还有泰山。虽然只有6项,但是对我们原有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产生了重大影响。
过去文物部门保护泰山,列入保护的项目只是那些古建筑群、摩崖石刻等,后来在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我们认识到这些摩崖石刻和背后的山体是不可分割的,这些摩崖石刻上面的内容跟整个泰山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于是就把整座山申报了,当时在国际社会还没有这种做法。
泰山申遗成功后改写了世界遗产保护的历史。过去世界遗产只有两类,一是文化遗产,二是自然遗产。从泰山进入以后就有了第三类,叫“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强调保护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后来,庐山、青城山、峨眉山、五台山、武夷山、嵩山、黄山等名山大川成功申报了世界遗产。这些经验改变了我们对文物保护的认识,也引发很多城市申报世界遗产。
北京中轴线的保护
北京中轴线明年将申报世界遗产。北京中轴线有七百多年历史,虽然数百年来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轴线上的42处古建筑保存了38处,两侧大面积平缓、开阔、对称的格局基本还在,中轴线统领城市景观、天际线的地位还在。
中轴线上最大的一组建筑莫过于昔日的紫禁城,今天的故宫博物院。1994年,我在北京市文物局当局长,当时故宫周边52米宽的筒子河和城墙中间的狭长地带上,挤着四百多户居民、二十多个单位,很多居民是故宫的家属、很多单位是给故宫修古建的。向筒子河排放污水的管道有465条,筒子河水质很差。
我们喊出了一个口号:“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21世纪。”
我们下决心进行整治,经过入户调查、制订搬迁方案、污水截流、单位和居民搬迁等整治行动,经过3年的努力,终于使筒子河变得碧波荡漾。今天无论春夏秋冬、早中晚,很多照相机、摄像机对准角楼、城墙、河水,故宫的美景每天都被传到世界各地。
2000年,我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当主任,那个时期北京是一个大工地,每年建设量超过欧洲所有国家的总和,还要为2008年奥运会做准备。当时我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大体量的建筑侵入中轴线,侵入故宫天坛核心景观。于是在规划上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其中一项措施是把大体量建筑的项目移到四环以外;另一项措施是在中轴线两侧,在故宫天坛景观周边划了很宽的建设控制地带,最初公布了25片保护区,后来扩大到33片。正是因为这些保护区,今天北京市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才成为可能。
用通俗读物讲好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故事
几年前,中宣部和国新办为我颁发了“讲好中国故事文化交流使者”证书。这对我来说压力很大,我不会讲故事,我是专业人员,讲故事要求社会大众能够接受。
我开始试图写一些通俗读物。过去3年,读书时间多了,我就把积累的东西写成18本书。其中有一本小书推荐给大家,叫《故宫的声音》。
多年来,我早中晚、春夏秋冬在故宫行走,安静时会听到很多声音,久了会想:这些声音是怎么产生的?有什么历史背景?最后我收集了46种声音,把每种声音用3000字左右进行描述。但是声音主要在于听,于是我就用7个半天把我写的文字进行朗读和录制。最后在这本书的封皮上设计一个二维码,扫它就可以听到这46种声音和我朗读的录音。
大家千万不要买这本书,看到时拿出手机一扫,你就可以带它回家。出版社一定不喜欢这种方式,但是这可以促进传播。
《国家宝藏》的“前世今生”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最初投放的时候,我们认为可能中老年人喜欢,因为节奏非常慢,没想到最喜欢看的居然是年轻人,为什么?人们到博物馆看到栩栩如生的展品,但是他们究竟是怎么被发现、发掘、修复、保护、展示的?这部片子第一次把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展现给大家,揭示了文物背后的故事。
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也来之不易。最初中央电视台找我们拍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一直是拒绝的,因为它是综艺节目。在我们的固有印象中,综艺节目是蹦蹦跳跳、打打闹闹、拥拥抱抱的节目,和我们博物馆人的工作离得太远。
后来总导演于磊老师找到我,说咱们可以创造一个“文化综艺”节目,他们的演员演“前世”,我们博物馆人演“今生”,展现我们是怎么保护、展示、弘扬这些文化遗产的。我觉得有道理,当时就推荐了8个博物馆一起参加。
《国家宝藏》一炮打响,收视率很高。第二季的时候请到哪个博物馆,哪个博物馆毫不犹豫地就来参加。
讲好每一处文化遗产地的故事
《上新了·故宫》这部文化节目把故宫博物院研发的11900种文创产品带给公众,也带动全国各个博物馆积极研发文化创意产品。
我参加了文博探秘类文化互动真人秀节目《博物馆之城》的拍摄。每到一个博物馆,我就要作为具体部门的一名新员工参加工作,比如在艺术博物馆,到工程部当员工,修古建、修彩塑、修门窗,还要介绍好工程部。
在徐悲鸿纪念馆,我到展陈部做员工,和徐悲鸿先生的儿子徐庆平教授,他的孙子徐骥老师,一起研究如何提升展列展陈质量和举办外展水平。当时正好有一个去重庆举办展览的机会,我就学习如何包装和押运油画、素描等作品,顺利、平安地把它们运到现场。
在国家动物博物馆,我到标本部做助手,师傅教我清理、呵护标本,我学着给鲸鱼标本除尘、给豹子标本保洁,还要会介绍标本部的工作。
在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我到考古部当员工,学习用洛阳铲探地层、提取出土文物,并介绍考古工作的一些常识。
我还参加了世遗揭秘互动纪实节目《万里走单骑》的拍摄,3年来,拍了36处文化遗产地,主要通过行走、交流、参与讲好每一处文化遗产地的故事。
北京中轴线要申报世界遗产,北京市广电部门推出网络视听节目《登场了!北京中轴线》,助力北京中轴线申遗。开始,导演安排我进入一列“时空列车”。在元、明、清等各个朝代中穿梭,遇到不同的历史人物,听他们讲中轴线的故事:一会儿永乐皇帝上来了,一会儿马可·波罗上来了,一会儿鲁迅先生上来了……随着车窗外景色不断变化,历史人物也不断出现。
2012年,我到故宫博物院工作。这里是世界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是全世界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的一座宝库,还是全世界观众来访量最多的一座博物馆,有很多“世界之最”。直到作为一名故宫“看门人”,才知道压力之大。
整治、扩大开放
1925年10月10日是故宫开院的第一天,当日就涌进数以万计的观众。观众离去以后,员工捡被踩掉的鞋,就捡了一大筐。
长期以来,虽然进入故宫博物院的观众很多,但大多数人都是跟着导游的小旗子往前走,导游更不会根据每个人的需求来讲解。一套标准动作结束,“到此一游”而已。望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我真的觉得很遗憾:这么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究竟给人们贡献了什么?人们难得的文化之旅究竟获得了什么?
我们不缺资源,缺的是人文关怀。我们下决心进行整治,扩大开放。为时3年的环境整治,包括10项室内内容,12项室外内容。
我们整理了散落在各个房间、一堆就堆了几十年的文物,并把它们认真地修复好,也腾出来很多房间。用了5个月,我走遍了故宫所有房间,每个房间必须要打开,打开以后照相,指出需要整治的地方,下次来看是不是整治好了。经过全院上下3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使故宫9371间房都干干净净。
室外环境的整治比室内要艰苦得多,因为很多地方都不开放,杂草没膝。老员工嘱咐我,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一定要大喊两声,让小动物跑了,再进去,否则会踩到小动物。室外环境整治好后,我们给野猫建了非常好的猫舍,提高它们的生活质量。
我们还下决心对古建筑顶上的杂草宣战。不是把它们拔掉就可以,因为这样一来,下两场雨,草又会长出来。古语讲“斩草要除根”,要一片片把瓦揭开,把草根取出来,把古建筑重新做好,不要让草籽再进去。一干又是两年,我们才敢对社会宣布,故宫1200栋古建筑上没有一根草。
紫禁城里有一条非常漂亮的河,叫内金水河,两侧都是汉白玉栏杆。河水从西北流进去,向南到武英殿前面,穿过太和门广场,到文华殿前面拐两个弯流出去。之前,这条河上有上百条下水管、上水管,这些市政管道无情地穿越红墙、古建筑,占据了很大空间。
我们下决心要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经过一年半设计、一年多报批,在地下8米到14米的空间,保护好上面8米的文化层,采取盾构方式,把十几种管线全部摁到地下,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还要“去商业化”。过去人们都沿着中轴线参观,经营部门认为有商机了,就在门洞卖东西,发展到每个门洞都有卖东西的,太和门、乾清门、东中门、景运门……一片商业繁荣的景象,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参观质量,我们都将它们清理掉。今天人们走在中轴线上,绝对看不到任何影响安全、影响环境的商业建筑,可以尽情观赏壮美故宫的古建筑群。
紫禁城是明代永乐皇帝于1420年建的,2020年它要过600岁生日,我们希望2020年之前把古建筑修好。1923年6月的一天,一把大火把紫禁城“四大花园”之一的建福宫花园烧掉了。几十年后,我们把它修复好,作为故宫博物院重要的文化活动场所之一,中正殿成为故宫研究院藏传佛教研究所陈列展览的地方。
故宫人的工匠精神
要扩大开放,还有一件事必须要办,就是把文物藏品修好,这样才能举办更多展览。
《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片子播出以后,数以万计的应届毕业生报考故宫,最多一年有35000人。
我想跟这些同学说:“你们真的了解这项工作的意义和日常状况吗?你们是不是因为看到片子里一会儿摘果子,一会儿逗猫,一会儿弹琴,感觉浪漫才报名?那可都是导演安排的花絮,并不是真实的。这项工作要耐得住寂寞,择业要终一生。”
这部片子讲的是工匠精神。比如,从事古书画装裱修复的单嘉玖教授、从事青铜器修复的非物质遗产传承人王有亮……他们一生修了很多国宝级文物,要退休了,还是坚守在岗位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还有被同学们誉为“男神”的王津。18世纪的西洋钟表经过他的手,表针还能走得准、水还能流、小鸟还能叫、小人儿还能出来,到点还敲钟,背景还有音乐。四十多年来,他修了三百多台西洋钟表。
建立医院、给文物看病
我们拿出很大的院舍,集中200名文物医生,建立了人类第一所为文物治病的医院:故宫文物医院。这所医院具有23间科研实验室,每一件古建筑构件、每一件藏品必须得到科学分析检测,才能接受治疗。我去过很多世界著名博物馆,他们最多有三四十名文物修复人员,我们为什么要200名?其实他们一半都是从事分析检测、无损探伤的科学家。
这座医院一建立,国际文物修护学会就把全球唯一的培训机构设在故宫文物医院。近年来,已经培养了37个国家的上百名文物修复师。
2014年我们推开了隆中门的大门,它的打开意味着故宫广阔的西部区域第一次开放。我们的员工曾把这片区域称作“女性的世界”,其实这里是“退休女性的世界”,因为古代住的是皇帝的母亲们,她们有很多时间,建了很多佛堂、花园。
其中最大的宫殿叫慈宁宫,修好后我们把它作为雕塑馆,先后举办了5场雕塑展。没有雕塑馆时,故宫收藏的10200件不同时期、不同材质的雕塑都在库房睡觉,有些高大的雕塑连库房都进不去。
一件三米多高、有1500年历史的北齐菩萨雕塑,几十年来就在南城墙的墙根下站着,作为院长,每当看见我的心仿佛在滴血——让这么好的艺术品、这么好的文物站在外面,他的脸色都不好了。我们赶快把他送到文物医院修复以后,陈列出来,脸色也变好了,所以文物是需要尊严的!
紫荆城有4个城楼,4个角楼,过去全是库房。今天我们要开放所有的城楼和角楼,人们可以走进角楼,我们在角楼里做了25分钟的虚拟现实片子,告诉人们怎么不用一根钉子、用榫卯结构把上万块木头组建成3重檐、72条脊的美丽建筑。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6200件明清家具,不是紫檀就是黄花梨,但是最初他们挤在94间小库房里面,最高堆了11层。几十年前拆了门才把他们推进去,就再也没有走出来。今天故宫文物医院把他们修好了后陈列出来,都变得光彩照人。我们还建了大型家具馆,将这些精品家具、组合式家具情景式陈列出来,使人流连忘返。
打造“智慧故宫”
可是我们开放再多区域、举办再多展览,到故宫参观的观众仍然是全球人口很少的一部分,我们要通过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传播文化。
我们把网站做得更加强大,把青少年网站做得更有趣,使孩子们能够通过网络多走进博物馆、听通俗有趣的故事;把外文网站做好,通过网站使世界各国人民了解我们的文化。
我们举办网上展览,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故宫的展览,这是大的突破。故宫收藏的1862690件文物,在网上都公布了详细信息。
我们搭建了3个摄像室,每天源源不断地用高清晰的摄像把展品和建筑照片录入网站,人们在家里也可以看到全景故宫。全世界最强大的数字博物馆诞生了。我们加大了微博的宣传力度,白天讲建筑、晚上讲故事,还有更多可参与的活动。
2020年12月8日,紫禁城迎来了600岁生日。
这一天我们格外激动,在全国各界共同努力下,通过诚实劳动,实现了我们的诺言:“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了下一个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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