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铜钱会出现在非摩加迪沙？

　　2023年10月17日至18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借鉴的古丝绸之路，自商周时期兴起，春秋时期发展，在宋朝时兴盛到高峰。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众多，覆盖区域广，甚至已经形成“小全球化”的地域格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推动了宋朝经济格局的变迁，也使宋朝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海上贸易繁盛的王朝，并因此获得了“世界上最早的海上帝国”的美誉。从“遍天下”的宋钱就可以看到当年海外贸易的盛况。

　　1898年，德国考古学家在非洲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挖掘到一些古铜钱，从钱币的文字看，这些古钱显然来自遥远的中国宋朝。

　　这不是第一次从非洲东部出土宋钱，早在1888年，英国人已在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发现了宋代铜钱。这也不是最后一次在非洲发现宋钱，1916年，马菲亚岛也出土3枚宋钱；1945年，桑给巴尔岛又挖出大批古钱币，在现存的176枚钱币中，属于北宋的有108枚，南宋的有56枚；坦桑尼亚的基尔瓦港口与肯尼亚境内的哥迪遗址，也先后发现了“熙宁通宝”“政和通宝”“庆元通宝”等宋朝铜钱。

　　人们忍不住好奇：宋朝与东非远隔重洋，相距万里之遥，文明差异恍若隔世，这些宋朝铜钱为什么会跑到非洲去？

　　宋代，中国跟非洲诸国已有接触，宋人笔下的“弼琶罗”，即今之索马里，“层拔国”即今之桑给巴尔，“蜜徐篱”即今之埃及，“木兰皮”即今之摩洛哥。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的《诸蕃志》就有“弼琶罗”“层拔国”等条目介绍其地理位置、风土人情。

　　宋朝的海商至少已掌握了4条中国到非洲的航线。每年入冬时节，庞大的商船从广州港或泉州港起航，航行四十余日，到达南洋亚齐岛，在这里博易、住冬，次年再前往非洲，其航线大致有四条：一是从亚齐岛出发，至印度南部，沿海岸线航到阿拉伯半岛，然后穿越红海，到达埃及；一是从亚齐岛出发，航至阿拉伯半岛后，直接南下，抵达非洲东海岸；一是从亚齐岛出发，至马尔代夫群岛，然后穿过印度洋，到达阿拉伯半岛南端，渡过红海前往埃及；一是从亚齐岛出发，经马尔代夫群岛，横穿印度洋，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摩加迪沙，南下桑给巴尔。在摩加迪沙等东非城市出土的宋朝钱币，就是宋朝海商带到那里的。

　　发现宋朝铜钱的地方，当然不限于东非城市。1827年，南洋的新加坡掘得来自中国的古钱币，多数为宋代铜钱；1860年，爪哇岛挖出中国铜钱30枚，过半为宋钱；1911年，斯里兰卡也出土12枚宋钱；波斯湾、印度、越南、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中国境内的辽、西夏、金辖区，均有宋钱出土。从泉州港出发，驶往东南亚贸易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上，也发现了大量铜钱，总数超过万枚。如果这艘南宋商船顺利到达目的地，那这批宋朝铜钱将被输送到东南亚，成为当地流通的货币。

　　宋人张方平说，“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从亚洲与非洲出土的文物来看，张方平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宋钱在800年前，还真是流通于“四夷”的通货。

　　在与宋朝接壤的辽国，出使辽朝的苏辙看到，“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使本朝铜钱”；在日本，南宋时期大量宋钱涌入，取代了日本政府的自铸币，成为市场交易的主要货币；在交趾，当局下令“小平钱(宋钱)许入而不许出”；在南洋，诸蕃国“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东南亚国家传统上以金银等贵金属为通货，但贵金属货币一般只适宜用于大宗交易，民间琐碎交易使用金银非常不方便，只好采用以物易物的原始形式。制作精良、信用良好的宋钱的流入，立即为当地的市场交易带来了便利，难怪当地人将宋钱视为“镇国之宝”。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勾勒出宋朝铜钱的流通范围了——从宋朝本土，到相邻的辽国、西夏、金国境内，从汉字文化圈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越南，到属于阿拉伯与印度经济文化圈的南洋诸岛国，从印度半岛到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都有作为通货的宋朝铜钱流通于市场。可以说，在11至13世纪，宋钱的地位有点类似于今日美元的地位，是通行国际的“硬通货”。宋钱在海外的购买力非常坚挺：“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蕃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蕃货千贯之物，以是为常也。”

　　宋朝君主与政府信奉的经济政策，跟明清时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对商业与市场表现得非常热心，对发展民间海外贸易的兴趣远大于维持传统的朝贡贸易。

　　10世纪的宋朝皇帝曾经跟18世纪的英王一样，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徕贸易，如北宋雍熙四年(987)，宋太宗就“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跟海外诸蕃国展开海上贸易，成为宋王朝的惯例。南宋政府建立后，高宗皇帝更是相信“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贯)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

　　宋人将从海路进行的国际贸易称为“市舶”，发达的市舶可以让政府获得丰厚的商税收入，何乐而不为呢？传统的朝贡贸易，从经济收益来说，得不偿失。正因为这样，宋王朝有意弱化朝贡贸易，宋高宗曾下令商船不得“擅载外国入贡者”，否则将处以“徒二年，财物没官”的惩罚。显然，如果海外诸国以朝贡的名义来华贸易，势必冲击民间的外贸总量，影响到朝廷的抽税。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

　　在禁止海商“擅载外国入贡”的同时，宋政府又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对“招商引资”有突出贡献的海商，政府还会给予奖励：“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

　　大宋的任何海商，只要到宋政府设于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的市舶司领取“公凭”(外贸许可证)，便可贩运商货出海，将他们的商船驶往太平洋、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甚至地中海。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港口也对海外蕃商敞开门户，欢迎蕃商来华贸易。蕃商的在华利益与权利受到宋政府的保护，宋高宗时期的一条立法称：“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

　　在泉州、广州等蕃商聚居的港口城市，宋政府还设有“蕃坊”，供外国商人居住。蕃坊自选蕃长，实行自治，对他们的生活习惯、风俗、宗教信仰乃至法律，宋政府都给予尊重。还修建“蕃学”，供蕃商子弟入学读书。

　　当然，保持门户开放与发展海外贸易的结果，就是宋钱无可避免地流向海外，导致国内发生“钱荒”。怎么办？宋政府的应对方案是发行纸币。南宋的市场规模不亚于北宋，但南宋的铸钱量远远比不上北宋，这是因为纸币——“会子”在南宋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

　　南宋“会子”的前身是北宋“交子”。“交子”还不是完全的信用货币，必须有准备金作为信用保证。北宋的经济学者还发现，国家发行纸币，准备金不需要足额，只要有2/3的准备金便可以维持币值的稳定。“会子”则是完全的信用货币了，已不需要准备金，南宋的经济学者已经明白，纸币的面值完全可以用国家信用来背书。纸币贬值则是因为国家滥印钞票。

　　宋朝政府对包括海外贸易在内的商业的热切，动机可能很简单：商业税能够更加快速地扩张财政。但我们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当政府将关切的目光从传统农业税转移到商业税上面时，势必触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为了扩大商业税的税基，政府要大力发展工商业。为发展工商业，政府需要积极修筑运河，以服务于长途贸易；需要开放港口，以鼓励海外贸易；需要发行信用货币、有价证券与金融网络，以助商人完全交易；需要完善民商法，以对付日益复杂的利益纠纷；需要创新市场机制，使商业机构更加适应市场，创造更大利润……

　　宋王朝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商业成就，发育出不同于其他王朝的文明状态。也许数字更能直观地说明问题：从外贸依存度的角度来看，北宋后期，宋王朝一年的进出口总额超过2300万贯，到了南宋绍兴末年，年进出口总额接近3800万贯。北宋后期，东南沿海一带的外贸依存度达到11.5%，南宋时期的外贸依存度就更高了。要知道，1978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只有9.8%。

　　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北宋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0.1%，南宋时达到22.4%，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如果没有发达的工商业，宋代中国不可能形成历史上最高比例的城市人口。

　　从人均国民收入的角度来看，据香港岭南大学刘光临先生统计，北宋末1121年，宋人的人均国民收入为7.5两白银，远远超过“资本主义萌芽”的晚明与清代的“康乾盛世”。这是纵向的比较。来看横向的比较，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认为：“在960年-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欧洲在960年-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换言之，宋代的经济与生活水平，不但优于中国其他王朝，还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这些统计数字以及宋政府重商主义的表现，使得宋代中国看起来就如资本主义刚刚兴起时的地中海国家。怪不得海外的许多汉学家都认为宋朝是“现代的拂晓时辰”。在他们眼里，最为光彩夺目的中国王朝，不是强盛的汉唐，而是似乎有些文弱的两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