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选本的多重社会作用

　　在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代代相承，积累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这些典籍，既是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见证，也是当时人们思想情感的反映，博大精深，内容无比丰富。仅清代乾隆年间编修的《四库全书》，即收录图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另有存目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二者总计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这虽被称为古来最大规模的类书，却远不足以窥古代典籍之全豹。据粗略统计，一般认为现存古籍十万种左右。面对如此浩瀚的古籍，即便是焚膏继晷、皓首博览的文人学士，也只能侧重于某些具体范围和方面，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更难免望洋兴叹之感。因此，撷取精华、凸显特色、萃集经典、强调代表性的“选本”，也就应运而生，蔚为大观，形成了古代典籍推广传播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形式。

　　所谓“选本”，是指选取一个作者、一批作者、一个时代、一种类型的作品，汇编成书，展示其特定内容风格面貌，从而为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认识，打下一定基础。自古以来，古籍选本就具有丰富珍贵的多重社会作用，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首先，古籍选本具有重要的经典传承作用。历代人们编集选本，动机互有差别，标准也不尽一致，但在选取优秀作品、以利推广普及的目标上，则是殊途同归的。而被广泛认同的优秀作品，经过一代代人们拣择提炼，最终就必然形成全民族所公认的经典。《现代汉语词典》关于“经典”的释义，可谓精炼而准确：“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经典是民族文化的根脉。经典的权威性，既植根于代代相传的历史延续性，又植根于涵盖广泛的社会认同性。各类选本，其实就是从汗牛充栋的历代典籍中择取而成的精华，是经过时间考验而能薪火相传的文化经典，体现出历史延续性和社会认同性的高度统一。在一定意义上，古籍选本通过经典传承，实现了对民族文化伟大传统的展现和弘扬。

　　伟大思想家孔子是高度重视经典传承的。他删修六经，传授弟子，形成儒家学派，奠定了中华文化经典的基础。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果如所言，则《诗经》也该算是一部诗歌选本了。但因删诗之说久存争议，且从汉代起《诗经》已被奉为经典，按照传统的典籍分类归于经部，故此且置不论。但儒家一些重要经典，如《大戴礼记》《小戴礼记》等，实为思想学派的文献选本。而流传至今的先秦诸子著作，往往也并非个人专著，而是某个思想学派的文献选本。由于隋代以来形成的经史子集四库分类传统，它们多归于经部、子部，也就与归于集部、更具文学属性的选本分道扬镳了。

　　已知最早的文章选本，是西晋虞挚《文章流别集》，编选古代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晋书·虞挚传》)，惜已不传。现存最早的选本，当推梁太子萧统所编《昭明文选》(本名《文选》)，这也是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此书时间跨度，从周代至南朝梁以前，约七八百年间，共选编了一百三十余位作者、七百余篇诗文作品。“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昭明文选序》)萧统在书序中，对周汉以来典籍传承的历史脉络加以简要辨析，将文学类的诗文作品与经史诸子作了必要区分，强调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作为选录标准。正如清代阮元《与友人论文书》所云：“昭明《选序》，体例甚明。后人读之，苦不加意。《选序》之法，于经、史、子三家不加甄录，为其以‘立意’‘纪事’为本，非‘沉思’‘翰藻’之比也。”这就明确了文学的特定属性，为后世建立起选本大多萃集文学作品、强调文学特性的悠久传统。这既符合于古代典籍中文学作品居于多数地位的历史事实，也呼应了社会各界广泛的文化需求。同时，萧统序中还提出，要“略其芜秽，集其清英”，也就是在大量文学作品中择优汰劣，将经典性作为选编作品的根本依据。《昭明文选》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选本，成为人们诵习文学经典、开展文学创作的基本借鉴。唐代杜甫曾教导其子宗武云：“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要求他“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宗武生日》)。宋代张戒曾云：“子美不独教子，其作诗乃《文选》中来，大抵宏丽语也。”(《岁寒堂诗话》卷上)其对于文学创作的广泛影响，杜甫所言，恰是夫子自道。

　　历代人们通过编集选本以传承文学经典，从选录标准到体例安排，往往是前人创其基业，后人受其惠泽。明代万历年间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展现了唐宋古文运动的创作实绩，以选本的形式，正式确立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唐宋八大家”在散文领域的经典地位，实现了经典传承的一次飞跃。清代乾隆年间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也是以“唐宋八大家”之作为主，间收他人之作，前及战国、秦汉，后至明清两代，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共选取各类文章约七百篇，作为体现“桐城派”文学观的著名选本，发挥了经典传承的重要作用，对当时文学创作和批评影响很大，在后世流行甚广。

　　其次，古籍选本具有重要的审美教育作用。选本所收作品，多为经典性文学作品，内容充沛，情感丰富，语言优美，表达生动，无论对少年儿童的知识启蒙，还是对普通民众的文化普及，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选本对审美教育的巨大影响，贯穿于社会各界，无论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中，选本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选本正是通过少长咸宜、雅俗共赏的持续性审美教育，在耳濡目染中，增强了一代又一代人们深厚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凝聚力。

　　由宋代谢枋得《重订千家诗》和清代王相所选《五言千家诗》合并而成的《千家诗》，虽是为童子诵习而编集的启蒙读物，实则成为古代审美教育不可缺少的诗歌选本。此书所选，皆为近体诗，限于律诗、绝句二体，以唐宋为主，包括一百二十二位诗人、二百六十六首诗歌。内容通俗易懂，题材丰富多样。受其影响，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孙洙编选《唐诗三百首》，其自序云：“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三百余首，编成一编，为家塾读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其年代集中于唐，以类相从，按照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乐府等不同诗体编排，共选录了唐代七十七位诗人、三百一十首诗歌。无论诗歌内容的丰富性、题材的多样性、作品的经典性，较之《千家诗》，都是青出于蓝、更胜一筹。其社会影响，更是远超童蒙诵习的范围，成为家喻户晓的审美教育名著，不仅是诵习唐诗的基本读物，还为从事诗歌写作提供了初步门径；不仅出色地担当起传承诗歌经典的审美教育使命，本身也成为“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四藤吟社主人序)的选本之经典。毛泽东晚年曾反复圈阅此书，并对其中一些名作加以眉批。如对白居易长诗《琵琶行》批云：“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弹奏者有平等心理。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选本之浸润人心，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唐诗三百首》选诗精当，篇数适宜，在社会上广受欢迎，因而开创了“三百首”的选本传统。如清代上强村民朱孝臧所选《宋词三百首》、现代任中敏所选《元曲三百首》等，继其踵武，层出不穷，通过深入人心的审美教育，广泛提高了人们的艺术鉴赏水平和诗歌写作能力。

　　除了朗朗上口的诗词曲等体裁，在文章方面，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选编《古文观止》，收录自东周至明代的文章二百二十二篇，以散文为主，兼取骈文。所谓“观止”，意为书中所选皆为经典佳作，一卷在手，尽览无余。此书一改《昭明文选》以来按文体分类的惯例，而是以时代顺序排列，所选皆为内容丰富、语言洗练、篇幅紧凑、节奏铿锵的经典之作，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不仅便利初学，而且耐人反复咀嚼、终生受用。鲁迅在《选本》文中曾说：“以《古文观止》和《(昭明)文选》并称，初看好像是可笑的，但是，在文学上的影响，两者却一样的不可轻视。”这类雅俗共赏的选本，往往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加以简明扼要的注释评点，从而有助于一般读者理解，更好地发挥了文学经典的审美教育作用。

　　第三，古籍选本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作用。历史上不同时期出现的选本，往往代表着编选者的思想认知，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虽然时过境迁，这种认知和趣味，或许与当代社会生活已相去甚远，但今天人们仍然可以借由这些选本，窥见彼时彼地社会文化的具体情形。同时，选本作为中华文化的经典和代表，在古往今来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文化传播功能。因此，古籍选本的历史文献作用，也历来深受重视。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现存诗歌约五万三千余首。为了传承经典、增强审美、提高创作，当时人们对诗歌选本的编集极为重视，已知“唐人选唐诗”多达一百三十多种，现存十六种，已收入傅璇琮等所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其中最为人所重视的，当推殷璠选编《河岳英灵集》，所选皆为开元、天宝年间的作品，共收入二十四位诗人，二百三十四首诗歌。其可贵之处，在于选编者是盛唐之人，而所选皆为盛唐之诗，有些还是友人之作，颇有亲切之感。又因其标举“兴象”的诗学范畴，亦能从中看出当时审美风尚。此外，还有几种选本，或遗落民间，如崔融选编《珠英集》，“自宋以后散佚，直到二十世纪初敦煌莫高窟石室洞开，方重见于世”(见徐俊前记)；或流失异国，如韦庄选编《又玄集》，“此书当于南宋时流传到日本，在中国亡佚较早，清人编《全唐诗》时未曾得见。因此，有些诗可补《全唐诗》之不足”(见傅璇琮前记)。古籍选本可以校勘补充其他传世文献，可以观察了解当时社会文化，其历史文献作用由此充分彰显出来。

　　当这种带有经典意义的选本流传到了域外，犹如舟筏和桥梁，起到了文化传播的作用，增强了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认识和交流。世界(特别是亚洲)各国关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许多都是由各类选本引发的。这些选本，早期往往来自中国。如“唐人选唐诗”之一的唐写本《翰林学士集》，收录唐太宗君臣酬唱之作五十一首，“《全唐诗》收入仅十二首(其中一首残)，其余皆为中土久已不传的佚诗。这些诗歌对研究唐初宫廷唱和的盛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见陈尚君前记)。这部传世一千多年的唐人手写唐诗选本，其书写时间当在唐德宗以前，其纸本现藏于日本名古屋珍福寺，已被确定为日本国宝，成为文化传播和交流的珍贵见证。此外，世界各国的人们，运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带着自己的文化阐释，所编各类中国文学文化选本，同样是数量众多、值得探究的学术领域。

　　又如宋代绍熙年间洪迈编选《万首唐人绝句》，初版为五千四百首，后增订至七千二百余首。其自序云，本义是“时时教稚儿诵唐人绝句，则取诸家遗集，一切整汇”。由于存在误收唐前唐后诗人作品、误将律诗割裂为绝句等问题，此书曾遭非议。且篇数规模过大，实不适宜作为启蒙读物，即使一般读者也难以通读尽览。但其所选编的绝句数量极为可观，所参考的古籍又有许多今已失传，故而对于研究唐代诗歌，展现其原初面貌，仅从校勘意义而言，就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再如，现存元代杂剧不过一百五十余种，而明代万历年间臧懋循所编《元曲选》，已选录了一百种，其中既有自己家藏的珍本，又有各处访求的善本，数量之大、校订之精、影响之广，堪称元杂剧整理研究之津逮，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即以此为底本。由此可见，古籍选本的历史文献价值，实在是弥足珍贵的。

　　现代学者在古籍选本方面，更是进行了大量系统性工作，取得许多杰出成果。如余冠英《诗经选》、马茂元《楚辞选》、王伯祥《史记选》、瞿蜕园《汉魏六朝赋选》、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张友鹤《唐宋传奇选》、萧涤非《杜甫诗选注》、钱钟书《宋诗选注》、胡云翼《宋词选》、程千帆《古诗今选》等，可谓琳琅满目，不胜枚举。这些选本，在传承文学经典、开展审美教育、发掘历史文献的同时，体现出鲜明时代风貌，以其精审严谨的选注和高超独到的见识，自身也成为极具价值的学术经典、广受欢迎的美学读物、影响深远的历史文献。这些可贵的精神遗产，同样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继承，以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郭杰，系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