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光义和寨石碑：记载历史 彰显大义

　　寿光这块石碑的碑文不但记载了一段历史，更彰显了大义

　　寿光市纪台镇寨子村有座“义和寨碑”，碑文记载了清末当地村民自发组织起来抵御捻军侵扰的一段历史，既有史料价值，也对我们如何看待义与利的关系颇有启发。

　　□张书功

　　访碑缘起

　　早在2021年底，青州一中闫玉新老师就曾向我打听“义和寨碑”。我虽搜罗寿光碑刻多年，去过很多村庄，寨子村却未曾踏足。而那时，我编纂的《寿光历代碑刻》一书已经截稿，提交出版社。又因正是冬季，所以未能及时访碑。前不久，《寿光历代碑刻》付梓，诸事完结，心有余闲，我又想起了义和寨碑，便起兴前往一访。

　　寨子村位于寿光市纪台镇，东南与昌乐县接壤，西环丹水，北枕“青龙山”。“青龙山”并不是山，而是一座汉墓。寿光无大山，民间或称高大的土丘为山。如南马范村的战国墓，因顶曾建有三官庙，百姓祈愿时常将红布系在树上，或者制成旗子插入土中，红旗漫山，故又称“红旗山”。青龙山之名，则不知缘故。寨子村汉墓为黄土夯筑，现存封土南北长50米、东西长31米、高11米，为寿光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据村民讲，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周围村庄便从“青龙山”取土，现在的面积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封土之上建有“太师宫殿”，又名“三太爷庙”，里面供奉着“胡三太爷”。据庙前石碑记载，1939年“青龙山”上曾建有庙宇，后因战乱被毁，现在的庙宇建于1995年。据村民介绍，每年正月十六，前来祈福向善的人络绎不绝，香火旺盛。

　　寨子村立村较早。据《徐氏族谱》记载，元朝初年徐氏自海州大伊山(在今连云港市)迁居寿光南部。村北徐氏祖茔曾有元代残碑，上书“敕授武略将军”。五世祖徐荣于元朝至大年间(1308—1311)任沧州教授；二弟徐忠至大年间任唐州阴阳教授；三弟徐显延祐年间(1314—1320)任濮州教授，元统年间(1333—1335)任右卫亲军都指挥使。寨子村尚有元至正八年(1348)徐四翁与妻子李氏墓碑，虽与族谱所述并非一碑，但由此可以断定，早在元代，徐氏一族就已在寨子村定居生活。

　　碑文记史

　　在潘福兴书记和徐忠伟主任的带领下，我见到了“义和寨碑”。碑位于村前广场，碑体完整，文字清晰。碑题名为“义和寨碑记”，清同治三年(1864)立。碑高106厘米、宽170厘米，碑文由清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候选知县、昌乐阎濬源撰文并书写。

　　据碑文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捻军掠境寿光，赵绍庭、房太和、刘洛阳等人聚集动员三十余村村民，以后寨村(今寨子村)为据点，修建圩堡，凿挖沟壑，制备大炮、火药、刀枪、长矛，抵御侵扰。寨中三十余村百姓，齐心协力，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捻军过境寿光数次，烧杀抢掠，扫地无余，烟焰漫天，号泣遍野，而寨中三十余村百姓安然无恙。百姓有感于此，以“义和”命其寨，并竖碑，作“义和寨碑记”纪念此举。

　　立碑人是义和寨中34个村庄的百姓，这34个村庄是：龙角村、罗家庄子、孙家庄子、石家庄、翟家庄子、孤山庙、三里庄子、大北庄、胡家庄、河东里、青田任、毕家庄、礼乐王、张家庙子、苑家庄、青邱、后寨子、王家庄子、前寨子、东高家庄子、官庄、任家庄子、吴家庙子、刘家庄子、张家楼、房家庄、高家庄、周家庄、孙家庄、韩家庄、赵家庄子、冉家庄子、耿家庄子、西王家庄子。其中不少村庄位于昌乐县。

　　碑文由昌乐人阎濬源撰写。昌乐阎氏，明洪武年间从洪洞县迁入昌乐。从九世祖阎世绳起连续五世(直系血亲)七进士。与巴县刘氏、宜兴吴氏、仁和江氏并称“四大科举之家”。阎濬源字深甫，号协唐，是阎江萍(字实斗，邑庠生)长子。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卒于同治十年(1871)。道光五年(1825)拔贡，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候选知县。后因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等，时局动荡，隐居乡里，以读书授徒为业。阎濬源书法澹逸有远神，除对经史有很深造诣外，对音律、天文、地志、水经、阴阳象术也有研究。著有《四书通义旁及》《音律学说》等。卒后，寿光人夏与贤(咸丰二年举人，官至乾州知州)为其撰写墓表，称：“先生学行交修，本末咸备，功化被一时道范，留千古尽实录。”

　　义利之辨

　　阎濬源熟通经史，又受邀撰写碑记，“义和寨”之名应是阎濬源有感而起。“义和”，语本《易经》：“利者，义之和也。”利，即利益；义，即道义；和，即和谐统一。“义和”可以理解为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和谐统一。这里涉及“利”与“义”的关系。义利之辨，是中国亘古不变的话题，历代思想家都有涉及，各有各的观点。我们现代人，一说到“利”，便想到金钱权势，把“义”则理解为脱离现实的教条规范，如此一来，“利”与“义”变得狭隘，对立起来，造成了我们内心的矛盾。

　　其实，趋利避害本是人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逐利不可避免地贯穿于我们生命的始终。比如学生读书，是为了将来谋一份好的工作，报效祖国，这是利；成年人努力工作，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也是利；甚至学佛修道，求仙成佛，也是讲求利。我们利他，合作，讲道德仁义，想让他人对自己好，想使社会、国家变得更好，从而使自己生活更加舒适，更有尊严，这当然也是利。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艺术等等，没有不讲利的。“仁义也是利，道德也是利，这些都是广义的，长远的利，是大利，不是狭义的金钱财富的利，也不只是权利的利。”(南怀瑾语)

　　“利者，义之和也”，就是告诉我们，义与利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谐统一。对利的追求是人与生俱来的，人人共有的一种心理现象，只要把它置于合理、合情、合法的控制之下，就会成为人生进取的一种内生动力，因而是值得肯定和尊重的。一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如果没有侵犯他人或公众的利益，其行为便是正当的。所谓“义”，不是一味否定人对利益的合理追求，而是反对用不正当手段追求一己私欲，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即指此。

　　当时捻军入境，三十余村百姓，齐心协力，共筑圩堡，规划有制，人们各安其分，各尽其责，进可攻，退可守，上可报效国家，下可聚集乡党保全生命，这正是各得其宜，各得其利，义利合一，和谐共生。此利，真乃义之和也。

　　访碑之时，村民蜂拥而至，争相读起碑文。遗憾的是，几乎没人能够真正理解碑文内容。但很快我就释然了，因为我在访谈中获知，2018年寿光遭遇洪灾时，以村书记潘福兴为代表的村两委成员，舍小家，顾大家，带领村民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22名被困群众。即便村民难以理解碑文，但“义和”精神历久弥新，并在今人身上得以体现，这不正是古人立碑之初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