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兵之计还是饮鸩止渴？艺术博物馆“卖画求生”

　　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在疫情期间通过出售馆藏作品获得超过4千万美元的收入。Jeenah Moon/The New York Times

　　109家赞同，21家反对，其余弃权——近日，在美国199家机构参与的有效投票中，高达83%的代表都对美国艺术博物馆馆长协会（Association of Art Museum Directors, AAMD）9月30日通过的关于继续宽松的馆藏品出售政策持支持态度。

　　据悉，该政策沿用了自2020年4月以来应对疫情的特殊提案：面对持续且反复的疫情期，该协会批准在两年窗口期内，机构可将出售藏品的所得用于馆藏维护上。而在此之前，出售藏品所产生的资金只能专项用于购买其他作品。此举引发诸多业内人士担忧，如果将其视为长效机制，那么售卖馆藏及该笔收入的使用政策在未来也许会进一步松动。

　　什么是出售馆藏（Deaccessioning）

　　通常情况下，博物馆会遵守相关规定，出售他们认为多余或不适配其收藏优先级的馆藏，将所得用于购置和维护更符合其重点关注领域的作品。也就是说，很多国外博物馆机构的藏品并非“只进不出”，馆藏作品也面临着“优胜劣汰”。

　　售卖的馆藏可能是该品类的重复品、瑕疵品或被认为是与美术馆使命不再有关的艺术作品，从藏品优化和不同博物馆特色定位角度考虑，出售一些既有藏品用以购入新的收藏不失为一种较低成本的“自身换血”。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MoMA)的很多作品便都是出售藏品的收益换来的，如德国当代艺术家格哈特·里希特的“巴德尔·迈因霍夫”系列(15幅照相写实主义风格的灰泥浮雕画)、安迪·沃霍尔的坎贝尔汤罐头版画、梵高的《邮差约瑟夫·鲁林》肖像，以及毕加索的《亚维农的少女》，这些都是通过出售其他藏品而集资购入的精品。

　　然而，售卖馆藏也可能引发诸如赞助人信任危机等多方面争议。据艺术咨询公司Pergamon艺术集团创始人、《出售馆藏及对其的不满：批判性历史》（Deaccessioning and its Discontents：A Critical History, 2018）一书的作者马丁·甘蒙（Martin Gammon）所言，出售馆藏引发的大部分问题都和博物馆的多重义务有关，他将这些义务笼统地归纳为关照义务（care）、忠诚义务（loyalty）和服从义务（obedience）。关照义务适用于相关的艺术品，旨在为其提供一个合适的“家”，而且最好做到对公众开放。忠诚义务是指尊重作品捐赠者的意愿，捐赠者可以在合同中写明捐赠的具体条款。服从义务则是对博物馆自身的义务，确保机构可以一直具有收藏和维护一系列重大作品的能力。“这三种义务并不总是一致的，” 甘蒙说，“因此，你必须仔细考量这些互相冲突的需求，裁定其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你也必须将三项义务充分考虑在内，缺一不可。当你只关注一套准则而忽略了其他的因素时，出售馆藏就会出问题。”“博物馆有责任履行其关照义务，确保这些作品也有机会加入其它的艺术机构，而不是只将其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同时，当馆藏作品最终落入私人手中，那么这是否与博物馆和艺术保护机构作为集体遗产的初衷背道而驰了呢？毕竟，博物馆不只是为了服务艺术品而存在，它的公共资产属性更强调于其服务公众的职能，而它的收藏是为了更准确、更完整地呈现艺术、文化和人的历史叙事。

　　卖画求生还是饮鸩止渴？

　　钱怎么花？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决定了售卖馆藏这一行为的性质本身。所以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卖收藏，而在于出售藏品的原因和其卖出后资金的使用方式。如果艺术博物馆机构靠出卖藏品而维持运营，那么无疑将走上不可回头的恶性循环之路。

　　由于博物馆属于非营利组织，因此它也享有特殊纳税政策。为避免博物馆将藏品视作可以变现的资产，防止藏品“货币化”，相关政策的约束和规范必不可少。美国艺术博物馆馆长协会（AAMD）9月30日通过的最新政策规定了博物馆出售藏品所得资金的使用范畴。规定该笔收入只能用于“在馆藏维护中对艺术品的直接保护工作上”，也就是说，与“艺术品存放和保存”相关的支出，例如作品修复，以及和作品陈列、存放相关的物料，如画框、无酸纸等。这也就意味着，该笔资金不可用于员工工资或者“任何服务于临时展陈相关的用途”。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前馆长、旧金山美术馆馆长兼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坎贝尔在个人账号上认为出售藏品虽然对机构缓解财政危机快速有效，但这也将成为一种依赖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前馆长、旧金山美术馆馆长兼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P. Campbell）认为，将出售藏品的收入由原来只用于购买新的作品拓宽到“维护馆藏”上来是危险之举并持反对意见。他早在去年发布的一篇论文中就指出，这样做会破坏捐赠人的信心，并导致博物馆董事会对受托人的失责。但他对新规中的限制条款表示赞同，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的指导方针明确指出，藏品不能因为运营而被货币化”。

　　疫情期间的进退两难

　　疫情期间政府债台高筑，博物馆也未能幸免。艺术博物馆参观人数骤降、财政压力激增，在今年初美国博物馆联盟（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发布的一项调查中显示，37%的受访博物馆表示自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它们平均裁员28%，博物馆仍面临着巨大的财政缺口。

　　据苏富比拍卖行负责博物馆关系的尼娜·德尔里奥透露，全美各级博物馆如今都面临收入枯竭的困境，大家都在绞尽脑汁地斟酌各自手头还有什么选择。包括莫奈、杰克逊·波洛克和大·卢卡斯·克拉纳赫等名家作品都从公共领域流向了个人买家。不断加入“卖货”行列的博物馆在疫情期间预计还将翻倍。

　　2020年，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the Brooklyn Museum）就在佳士得拍卖行拍卖了12件藏品，其中包括卡米耶·柯罗和居斯塔夫·库尔贝的画作，其先后出售的馆藏作品获得了超过4千万美元的收入。该馆馆长安妮·帕斯特纳克(Anne Pasternak)在一份声明中明确表示，筹集的资金将不会用作馆内公用事业、举行展览或公共项目的费用，仅用于保存收藏品。

　　然而也并不是所有的“藏品变现”都那么一帆风顺，同年，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the Baltimore Museum of Art）希望通过拍卖布莱斯·马登（Brice Marden）, 克利福特·斯蒂尔（Clyfford Still）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作品所得去扩充少数族裔艺术家作品并为员工加薪，但由于其违背了售卖馆藏资金的使用规定，在各方反对和施压下最终在上拍前几个小时放弃了这三件作品的出售。

　　正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前馆长、旧金山美术馆馆长兼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坎贝尔在其自己的Instagram所言：“危险的是，为了运营成本而出售藏品可能会变成常态……出售藏品会像毒品对瘾君子一样——快速有效，这将成为一种依赖性。”

　　疫情下的博物馆运营所面临的此类问题也给人诸多启示和思考，除了体制不同外，博物馆等公共机构也需要思考其他开源节流的方式代替割舍藏品的做法。从长远来看，通过技术手段促进远程工作减少人员开支、优化内部结构、开发博物馆自身藏品IP、寻求跨界合作、提升线上服务空间拓展新型盈利模式等方式都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