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与卢舍那大佛近距离“对话”

　　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前的安全施工区域，数名工人垂直站在脚手架上，徒手拆卸传递木板钢管。随着笼罩大像龛的脚手架和绿网的拆除，卢舍那大佛逐渐显露真容。

　　“大卢舍那像龛”是龙门石窟开凿规模最大的摩崖像龛，也是龙门唐代雕刻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卢舍那大佛，以其“相好稀有、如月如日”的微笑，征服了海内外游客。然而千百年来，渗漏水及危岩体，一直是威胁此地文物安全的主要病害。

　　去年12月份，奉先寺渗漏水治理与危岩体加固保护工程开始进行，工程范围从奉先寺底部至上部山体高度接近50米，宽度为70米左右。今年7月19日，工程通过了洛阳市文物局组织的竣工初步验收，较原计划提前了近俩月。

　　228天里，所有曾经顺着脚手架贴近通高17.14米、头高4米的大佛的人，到达大佛头部，都会被这脸对脸的古代工匠的视角所震撼，感慨这是50年一遇的难得机会，有龙门石窟研究院邀请来的学者、艺术家登上架子后，默默地与大佛做着无声对话，有的则激动得潸然泪下。

　　三大病害

　　2000年1月，龙门石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审会议评价：龙门地区的石窟和佛龛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唐代(493-907年)期间，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这些翔实描述佛教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说，龙门石窟作为皇家工程，有着顶级的设计、顶尖的团队以及最适合精雕细刻的石灰岩，但也是因为石灰岩的岩性，易受流水的溶解和侵蚀，以及西山山体的形成与构造，导致危岩体及渗漏水，一直是威胁龙门石窟文物安全的主要病害。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马朝龙说，渗漏水引起岩体溶蚀，溶蚀物在洞窟雕刻品表面重新形成碳酸钙堆积，“造像是雕刻在石头上的，如果石头‘生病’，文物也会受到影响”。

　　龙门西山的岩性横向变化大，易产生裂隙，而且古代开凿石窟需要削山为壁，破坏了原来山崖的整体结构，导致裂隙纵横交错，险象丛生，危岩体不仅会威胁到文物安全，也可能砸伤往来游客。

　　不论官方还是民间的保护修缮工作从未间断，至今仍能在部分石像上看到古代修复、描画的痕迹。唐代就在奉先寺上方开挖“人”字形排水沟，防止渗漏水侵蚀大佛；宋代有专门负责文物、建筑保护和修缮的八作司，在卢舍那大佛佛座上就刻有“东八作司胡副使十一人修佛记”。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地质大学的几位教授就先后到龙门石窟进行地质调查，1961年国家科委将龙门石窟的“石窟围岩崩塌、雕刻品风化、洞窟漏水”三大病害列入十年科研规划。

　　1971年到1974年的奉先寺加固工程，是国内第一个大型石窟维修加固工程，当时采用的化学灌浆和钢筋锚杆，有效防止了石窟围岩的倒塌崩落及雕刻品崩塌。

　　1987年到1992年实施的“龙门石窟综合治理工程”，又使得洞窟渗水情况得到一定的遏制，并修整了奉先寺古代排水沟延续到万佛洞，游览道路通达到各主要洞窟，龙门石窟的整体面貌有了较大改观。

　　马朝龙说，当时工程发挥的作用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其间虽有缝缝补补，却无大修大整。

　　两次大修

　　从1971年到2021年，龙门石窟奉先寺两次大修相隔了50年。

　　67岁的老石匠刘建设是龙门石窟研究院唯一一位两次参与奉先寺大修的保护者，对龙门石窟东西两山现存的2800多个窟龛，可谓烂熟于心。

　　刘建设17岁时跟着父亲参与了上一次的保护工程。刘建设说，那时的卢舍那大佛可以用惨烈来形容，头顶肉髻、身体都有窟窿，从发际线到下颌一条3-5厘米的裂隙贯穿左脸，左鼻翼和嘴唇各有缺失，右臂摇摇欲坠，而大像龛南壁西侧的天王像胸部雕刻崩落在地，需要吊装归位粘连。

　　为了给卢舍那大佛右臂做加固，工人们用了一根长4米、直径24毫米的普通圆钢，通过钻孔从裂隙面垂直插入石体，然后向孔洞里灌浆，最后封堵。资料显示，当时使用了20根锚杆，灌浆量1200公斤。

　　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十项主要任务，列在首位的是加大石窟寺抢救性保护力度。

　　此后，龙门石窟奉先寺渗漏水治理与保护工程(危岩体加固)启动，严格按照项目立项、勘察、设计、方案审批等程序进行报批。经国家文物局文物批复立项，按照国家文物局批准和河南省文物局2021年6月核准的保护方案实施。

　　马朝龙说，此次保护工程是对大佛顶部及两侧的危岩体进行修复，不涉及卢舍那大佛本体。

　　在奉先寺前方的广场上，布设了详尽介绍此次大修的展板，研究人员利用探地雷达探测、红外成像技术、3D扫描测绘数字化技术等，进行工程前期勘察设计和方案编制。在施工现场，利用3D扫描测绘成果编制的《奉先寺裂隙及渗水病害调查图》，完整地向公众展示了奉先寺的“病根”——构造裂隙。

　　工程期间，工作人员采取封堵和疏导排水相结合措施，主要完成奉先寺区域山顶微裂缝封堵灌浆2806平方米，修缮古代排水沟106米，新增排水沟89.4米，增设滴水檐62米，压水试验钻孔12个。

　　危岩体一直是威胁文物安全的主要病害。工程团队采取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相结合的方法，对奉先寺危岩体采用锚杆锚固结合化学灌浆黏合的加固措施。此次工程加固较大危岩体68块，粘接碎裂岩体1107平方米，安装被动防护网600平方米，主动防护网2970平方米，为文物和游客安全提供了保障。

　　在20米高的脚手架上封堵渗水点，无异于“空中绣花”。刘建设告诉记者，封堵的边缘要达到与石窟本体严丝合缝，还不能外溢，“这就很考验手艺和耐性”。这次渗漏水治理使用的是偏高岭土类灌浆材料，无毒环保治水效果比较好；而针对窟龛表面裂隙封堵，用的也是新型修复砂浆；而危岩体加固，用玻璃纤维锚杆替代原来使用的螺纹钢锚杆，重量更轻，更耐腐蚀，抗拉强度也更大。

　　40000米钢管、8000平方米防护网、6900平方米脚手架，搭建奉先寺大修的“满堂架”可费了一番工夫，“光架子前前后后就搭了一个月”，马朝龙说。

　　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脚手架搭建要求既不能接触到壁面，还要保持一段距离。施工人员采用了“悬挑架杆”的工艺，用岩体锚点与脚手架相连，斜拉加强筋，加装防坠网、防护网，确保架子更加稳固。

　　意外收获

　　在工程进行过程中，借助脚手架，龙门石窟联合多个院校和科研院所组成科研团队，利用微波水分仪、X射线荧光光谱仪、拉曼光谱仪、红外成像仪、磁化率仪、地质雷达及地震共振频率成像、超声波无损检测等高科技手段，探测分析了卢舍那大佛表层含水率、表面颜料成分、岩石矿物成分、不同时段佛身表面温度、佛身各部位磁化率、硬度、表层修补层厚度及佛身岩石完整性等表征文物本体客观存在状态的技术参数，为病害发育程度及成因分析提供了基础资料，形成完整的石窟病害“体检报告”。

　　马朝龙告诉记者，现代科技在石窟寺保护利用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支撑作用，有助于实现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的转变。根据“体检报告”，确定了50年前的工程采用的锚杆加固措施截至目前是有效的，可以有效地提高卢舍那大佛结构的稳定性。

　　无损“体检”也检出了“意外收获”，大像龛这组群雕被检测出面积较大区域金银元素；普贤菩萨的脸部，普遍存在一层白色的光滑涂层，经分析，主要成分为铅白。“铅白是古代画图和化妆品的重要颜料，不但为颜料附着、金箔黏结提供良好界面，也为抵御自然风化发挥了一定作用”，马朝龙解释说。

　　在卢舍那大佛右侧胁侍普贤菩萨的右眼处，保留了完整的琉璃眼珠，呈暗绿色，质地均匀，熠熠生辉，左眼眼珠保留了外侧的一半。卢舍那大佛虽然双眼内没有眼珠，但从与普贤菩萨相似的喇叭状楔口，可以推断出在造像时也应有与普贤相似的眼睛结构。

　　走到卢舍那大佛佛头跟前近距离观察，会发现卢舍那大佛脸上除了一些壳状的、长条形的陈旧疤痕，鼻尖、嘴角部分破损脱皮外，本体保护非常好。大佛双唇微闭、嘴角深陷，左耳有绿色彩绘痕迹，北壁天王的头部，还有其他几尊造像的发冠、衣纹上分布少量绿色、紫色、红色等彩绘颜料。

　　一架三用

　　史家珍到龙门石窟研究院任院长是2020年，在此之前一直是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他主持发掘的4个项目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次奉先寺渗漏水治理与保护工程是抢救性修复，同时以考古发现和数据采集，为下一步制定龙门石窟整体5-10年的保护规划提供依据。依托脚手架，一架三用，是史家珍的创新之举。

　　“最初的架子为了不影响游客观赏，留出了卢舍那大佛周身。史院长雷厉风行，说做就做，和设计方、施工方商量后就开始给架子分层，每层往里加板子一直加到了佛像面前”，龙门石窟信息资料中心主任高俊苹告诉记者。

　　“我们是4月20日进场借助脚手架进行多图像摄影测量采集数据，共分了500多个单元，这次发现的造像金箔贴身、琉璃做眼，利用数字化技术，可以实现对奉先寺大像龛造型和彩绘进行虚拟复原，原真性输出光敏树脂打印，再现大唐盛景”。

　　在高俊苹看来，石窟寺文物长期处于露天的自然环境中，客观来讲终会堙灭，保护延缓文物的同时，亟须建立数字档案进行数字化保护。有了三维数字技术的加持，可以让不可移动的石窟造像走出去，活起来。

　　龙门石窟历史人文研究中心主任路伟说，史院长一直强调石窟寺考古才是龙门石窟最好的保护手段。石窟寺考古的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汲取文物的数据信息，经过数据分析后，用数字技术还原文物本真，从而再现它最初的容颜和经历。

　　利用难得一遇的“满堂架”，6月到7月，路伟带队对奉先寺开展了全面的考古调查。

　　在建筑遗迹的调查上，发现了大像龛龛檐立面的数十个小孔、龛内顶部数十个方孔，其中龛顶有南北成一直线的一列方孔，平时较难发现和测量；南北壁的梁孔遗存有石质单头拱，端部有抹斜面；在一些方孔的内底首次发现有小方孔和楔形卡槽等，这些资料对未来研究当时窟前的木构建筑特点、构造和建造时代有重要价值。

　　路伟说，在奉先寺大像龛雕刻的调查中，队员们对所有遗迹，包括建筑和造像进行了详细测量和全面的文字记录、高清拍照，获得了大量准确的测量数据，对纠正和厘清早期一些数据有重要作用。

　　另外还有发现，卢舍那大佛背光和头光中繁复精美的装饰花纹，如缠枝纹、莲花纹等，在背光中左右侧还有雕刻精美的乐舞伎雕刻，有舞伎、乐伎十多身，乐器有鼓、横笛、直颈琵琶、曲颈琵琶、阮咸、横笛、筚篥、箜篌、笙等，分别反映了唐代洛阳、长安东西两京的审美思想、流行纹样和宫廷音乐的部分面貌。

　　卢舍那大佛右胁侍普贤菩萨花冠中雕刻有鸭子装饰；天王像铠甲装饰华丽，有鸟和畏首面部装饰等。

　　在开元年间高力士等106名内侍省内侍为唐玄宗祈福开凿的40多尊等身高立佛的佛座束腰部，雕刻有较多的天王、力士和夜叉。路伟说，此前未有关注和研究，也难以全面调查。这次调查，发现数量众多，雕刻造型奇特，组合关系多样，非常有意思，许多为龙门所少见。

　　奉先寺的考古报告也将在“十四五规划”前完成，路伟说，同时还要完成古阳洞、东山看经寺及以北区、香山寺的考古报告。

　　龙门模式

　　7月29日，奉先寺前的脚手架已拆除大半。古阳洞里，龙门石窟研究院历史人文研究中心的李晓霞和几个同事正站在架子上做考古调查报告的文字记录部分，“这项工作要求我们将现场看到的自然裂隙、崩塌、风化和人为的盗凿、保护修复、古代的雕刻遗迹等都要全面、全方位、无差别地进行记录。”

　　古阳洞是龙门石窟开凿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一座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93年)，洞窟高11.2米、宽6.9米、近身13.7米，规模极为宏大，整个壁面乃至窟顶遍布了大小不一、形式各异的像龛1000多个。古阳洞佛龛大多数都刻有“造像铭”，有800品之多，是中国石窟保存造像铭最多的一座洞窟。

　　洞内光线幽暗，潮湿闷热，脚手架将洞窟从窟顶到地面分割成6层，即使贴近辨认题记、图案，也很费眼力，李晓霞告诉新来的同事，“要使劲看，看明白，仔细看，直到看得没啥可看的”。

　　古阳洞里，龙门石窟研究院信息资料中心在做另一件事——通过三维重建测绘，获取高精度、高分辨率、真实、完整的洞窟数据，为龙门石窟的保护、研究、展示和管理工作提供基础数据。

　　高俊苹告诉记者，龙门石窟做数字化的工作理念，最重要的就是要把龛窟都进行扫描，之后建立科学系统完善的数字档案，能达到永久保存有序利用的目的；然后要和文物保护、研究、考古、修复、病害监测等结合，数字化保护可以说是最根本的保护手段。

　　龙门石窟的数字化工作，还有一个主攻方向，就是对被破坏的文物，流散的文物虚拟拼合、复位的研究展示。

　　2021年，龙门石窟研究院提出“友好合作、多轨并一、数据聚合、成果共享”的流散文物数字化虚拟复原理念，运用新技术、新方式开创海内外流散文物“数据聚合”的“龙门模式”。

　　记者了解到，龙门石窟研究院已利用3D打印技术复原了古阳洞的四大龛，以及奉先寺北壁金刚力士外侧居中立佛等缺失的佛首，让它们实现了在虚拟空间里的“身首合一”，还联合了西安交通大学造型艺术中心、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共同开展了包括《帝后礼佛图》在内的流散文物三维数据采集和实体复原项目。

　　史家珍说，龙门石窟的数字化成果必须要进行转化，要把考古成果结合历史、文化、宗教、艺术后进行深入研究，只有通过深入研究，才能充分发掘文物的信息和价值，才能把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充分的释放。

　　龙门石窟东山万佛沟北侧的看经寺，是唐代龙门石窟中最重要的洞窟之一，29尊罗汉雕塑具有很强的写实主义风格，窟顶为莲花藻井，中间是莲蓬，外有莲瓣，藻井外有六身飞天回旋飞翔，充满动势。

　　北京一家三维科技公司的团队在这里采集数据已经有三个月，“运用高科技手段提取了文物残存的信息，摩崖、岩石、窟龛、造像、浮雕、藻井、环境等等，每一寸都要扫到，以保证数据的真实、完整”，然后进行整理研究，将多图像摄影测量与激光扫描的模型贴合，从而还原本真，再现文物初时风采。

　　在电脑里进入敬善寺的数字洞窟，穿行在窟龛里就像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壁面的烟熏、病害也一目了然。点击鼠标，可以把自己的视角升高到窟顶或者降到窟底部，任意角度都不会产生畸变现象。随意放大细节，比如主尊佛像背光上的小佛，用鼠标点击头顶和足底就可以算出最精确的高度，圈一块就可以算出面积、体积。

　　“你在地面不可能有这样的观感”。高俊苹说，“3D大家都在做，但真实性、精细度完全不一样，对这些文物展品高精度的建模，不断给虚拟现实建模方法和数据采集设备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推动了虚拟现实的发展”。

　　“将来大像龛建好了三维模型，戴上VR头盔再看卢舍那大佛，就跟你今天登在脚手架上看一样贴近”，高俊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