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时代下四川从营盘山遗址说开去

　　要讲史前四川的故事，我们绕不开川西北高原、岷江上游。

　　大约6000年前，当中原地区正席卷着仰韶之风时，岷江上游一片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台地上，也有一群人定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瑰丽的彩陶，以穿孔石刀作为农耕工具，甚至制作陶塑人面像表达信仰。

　　后来，人们把这块区域叫做阿坝州茂县营盘山遗址群。该遗址群包含了营盘山遗址、波西遗址等多个文物点。站在时光之外，我们把视线扩大一些，在它的西北方向，大渡河流域的马尔康哈休、孔龙、金川刘家寨等地，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也留下了许多生命的痕迹。

　　星星点点的遗址，串联起川西北高原先民的史前足迹，被考古学家称作古蜀文明的近源。考古队员们在缺失的资料中寻找蛛丝马迹，拼凑还原出那时中华大地上曾发生的故事：在遥远的仰韶时代，当中原大地泛起文明的曙光，仰韶中期的庙底沟文化以强劲的势头向四面八方开出“花朵”，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就已被联系起来。

　　“疯狂”扩张的庙底沟文化

　　在谈仰韶时代的四川前，不妨先聊一聊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存在于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前，是黄河中游地区的彩陶文化。它最初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并以此为名。实际上，仰韶文化发展的巅峰并不在仰韶村，而是在三门峡的庙底沟，学者们将那段辉煌称为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

　　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之际，庙底沟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开园。那里展陈的水波纹式样陶罐，与远在一千多公里外的茂县营盘山遗址群出土的陶片如出一辙。

　　营盘山遗址群位于阿坝州茂县一带，在四川省文物局统一指挥下，2000年以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有关单位在营盘山周边先后开展了5次发掘，发现了波西、营盘山、沙乌都等遗址，确认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群。该遗址群出土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遗物总数近万件，发现的炭化农作物种子主要包括粟和黍两个品种，属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体系。

　　“发掘成果实证了四川的史前文化实际已纳入了正宗的仰韶时代体系内。”6月7日，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考古中国”报道组记者采访时，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营盘山遗址考古发掘现场领队陈剑提出了明确的观点。

　　距今6000年到5000年间的庙底沟文化，是仰韶时代最核心、最发达的阶段。“疯狂”的庙底沟文化在远古时代的影响，像重重花瓣不断开放，向外扩散，已波及诸多地区。

　　著名考古学家王仁湘将庙底沟彩陶这一时期的扩张，称为“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它的花瓣散向四面八方，抵达甘肃，再翻山越岭，沿着横断山脉的通道，来到了长江上游岷江地区——也就是如今的川西北高原一带。

　　在陈剑看来，庙底沟文化元素对四川的影响甚至更远。在宝墩文化遗址出土的器物水波纹中，考古学家看到了庙底沟文化的影子。

　　现在，学界已基本认同这个观点：至少在仰韶文化最繁盛阶段——庙底沟时代，四川地区已纳入了更大的华夏文明体系。

　　从北到南的彩陶之路

　　庙底沟文化的扩张，在史前四川留下了许多可循的遗迹。考古学家从这些发现中对营盘山近6000年前的故事有了一些了解。

　　陈剑说，谈到文化的构成，一般要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方面展开。田野考古则主要是物质文化的发现。

　　从2000年发掘开始，营盘山遗址群、大渡河流域的刘家寨遗址等地，都出土了典型的庙底沟风格、马家窑风格彩陶。它们是中原与四川地区文化交流最为典型的实物证据。

　　“花纹是一模一样的。”陈剑说，他曾将波西、营盘山、哈休三处遗址的彩陶样本送检，科技考古手段测试结果表明，相距近千公里的两地，彩陶成分几乎聚类。“非常高兴，这印证了我们的初步推测是正确的。川西北高原的彩陶文化与仰韶庙底沟阶段有密切联系，它们或许有一条从北到南的彩陶之路。”他说。

　　在对彩陶成分进行分析后，陈剑和团队又开始了新的推测和研究。既然存在如此紧密的联系，彩陶是怎么从黄河流域来到长江流域的？是直接通过交换等远程贸易方式到了四川，还是黄河流域的人将原料和技术带到了四川进行生产的？假说还没有定论，有待证据链的进一步完善。

　　除了彩陶，那张被陈剑用作微信头像的人面像也是一种实证。营盘山先民以陶土为原料，制作出一张有着细眼、凸鼻、小嘴的脸孔。“这种人面像的风格来自黄河上游。”陈剑说起甘肃大地湾遗址那件有名的人头形彩陶瓶，这种相似是另一种实证。

　　营盘山遗址9座人祭坑的发现，不仅是实物传播的表现，也体现了当时制度层面的交流。陈剑解释说，根据人骨鉴定结果，他们应当属于同一个人群类型——古西北类型。人祭习俗最早在仰韶文化中出现较多。农业社会，先民崇拜大地的力量，认为“血祭地母”能祈求来年的丰收。这种难以被现代社会理解的习俗，在当时的中原地区普遍流行。营盘山遗址发现的人祭坑，很有可能是受到了仰韶文化的影响。

　　通过这些琐碎线索，考古队员将黄河与长江隐秘联系的绳索一点点拉紧。

　　探索古蜀文明的近源

　　陈剑已年过五旬，他的办公室里，书本、材料填满了书柜，地上堆叠着一摞摞比人还高的书，门边的角落里还放着等待整理的陶片。一张桌子、一个沙发，约十平方米的办公室被塞得满满当当。

　　陈剑是一个温和的学者，从2000年参与营盘山遗址发掘到现在，编写了6本专著。正是这些研究，串联起岷江上游的历史碎片，让传说史影逐渐显现。

　　陈剑说，现在从川西北高原考古发现来看，黄河流域的文明确实是古蜀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来自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对古蜀之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河中上游作为仰韶文化的发展高地，对周边产生了一种辐射、传导作用。“仰韶文化对四川地区的传导似乎是‘波浪式’的。”陈剑说，现有的考古发现印证，大约6000年前，波西遗址迎来了一批居民；大约5500年前，营盘山遗址有一拨人群涌入；大约5000年前，营盘山上第三次迎来一定规模的族群。

　　一些古环境学家认为，这些先民离开中原向外扩散是由气候异常引起的。也有学者认为，这样的现象与当时的人口文化快速发展和人口相对过剩有关。

　　无论原因如何，四川地区和来自中原的仰韶文化就这样在一波波浪潮中越来越密切。陈剑认为，这种交流影响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促使岷江上游成为孕育古蜀文明的摇篮。

　　陈剑说，学界普遍认可的观点是，宝墩文化是古蜀文明的前身，宝墩文化再往前则是营盘山文化。因此，营盘山遗址群应是古蜀文明的近源。

　　伟大的先民从横断山脉走出，向着东边行进，逐渐踏上成都平原，再不断向外地扩散。从桂圆桥到宝墩，再到三星堆、金沙，勾勒出古蜀国辉煌灿烂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