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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特展重开 文物里有生活也有战争

中艺网 发布时间: 2020-05-20




  最近,“三国志——文化主题特展”,正在中华世纪坛展出。本次特展是三国文物的大规模集中展示:多位专家寻访考察国内10多个省份、40余家文博单位后,精心挑选出200余组珍贵历史文物,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全貌。

  该展览去年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率先开幕,引发日本观展热潮。今年1月23日,展览回到中国,在中华世纪坛展出。因为疫情的影响,展出后不久中华世纪坛便暂停开放。近日,该展重新限流开放。

  “三国志”特展去年在日本展出后,本报曾对展出的重要文物,比如证明曹操墓身份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苍天乃死”铭砖以及明代关公铜坐像等做过详细介绍。展览在中华世纪坛重新开放后,本报记者第一时间预约参观,重温文物里的三国细节。

  除了诸多媒体介绍的三国主战场的重点文物外,还有不少幽州、冀州的文物展出,这些文物使得北方战场同样精彩纷呈,众多京津冀的观众,得以品味近在咫尺的“三国魅力”。

  涿县青年刘备南下成大业

  本次“三国志”特展回到北京,自然在展陈上做了更贴近三国历史语境的设计,一百多件展品被分成序厅、强汉兴衰、天下三分、重归一统等四个部分展出。在“三分天下”展厅,根据魏蜀吴三国不同的地域及文化风貌,在细节上做了不同处理。魏国因为承袭汉制,而被视为正统,展厅借鉴了中轴线风格,呈现出肃穆庄严的氛围(曹操统一北方后,定都邺城,其城廓便是依上古规制而建,建有中轴线);蜀国地处天府之国,展厅的设计充分使用了西南地区代表性植物竹子作为背景元素,而且展出的陶俑也多面露笑容,休闲之风扑面而来;吴国水路通畅,贸易发达,展厅相应地设计成象征海洋的蓝色,洋溢着一股清新之风。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在蜀国文物展厅的开篇,展出的并不是出自蜀地的文物,而是来自河北保定满城汉墓的文物。熟悉三国历史的都会会心一笑:满城汉墓的主人中山靖王刘胜,正是刘备“逢人便说”的先祖。

  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并不是《三国演义》的杜撰,连陈寿的《三国志》也是这样记载,“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许刘备说的并没有错,只不过,他的先祖刘胜,没有其他本事,就是会生孩子,《史记》中记载,刘胜有120多个孩子。经过三百多年的繁衍,刘备其实早已没有了宗室血统。不过,汉室宗亲的身份在乱世,或许有着非凡的作用。在同乡大儒卢植名下学习过一段时间的刘备,凭着汉室之后的身份,逐渐在涿县拥有了500人左右的队伍。

  《三国志》记载,刘备因平定黄巾军有功,而被任命为安喜县尉(今河北定州东),这是刘备事业的起点。东汉编年体史书《后汉纪》有一句记载至关重要,“(初平二年秋七月)公孙瓒以刘备为平原相”。191年,刘备成为平原国(今山东平原县)的国相,这是太守级别(郡一级的最高长官为太守)的职位。涿县青年刘备,终于带着“汉室宗亲”的光环,走上了历史舞台。

  文物里有生活也有战争

  因为战火频仍,想通过地上文物一窥三国时期幽州、冀州一带的生活图景,并不容易,好在地下文物,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线索。

  在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文物中,展出了一件宝物:错金银镶嵌铜豹。文物不大,长约6厘米,高约3厘米,但工艺极为精致,豹首侧扭,前胸宽阔,臀部浑圆,将豹的威武勇敢、矫健敏捷刻画得淋漓尽致。豹身用错金银工艺制作出梅花状豹斑,极富想象力,豹的双目镶嵌玛瑙,至今仍散发出夺目的光芒。

  如果说中山靖王之墓出土文物体现的是皇室的生活,那么展厅里,出土于涿州的汉代铁铲、铁犁,则展示了劳动人民劳作的图景,同样出土于涿州的一套东汉铜筷、铜盘、铜钵、铜耳杯以及铜长方案,揭示了当时的诸多生活细节。铜耳杯在当时多为酒器,本次展出的两只铜耳杯放在一张方形的铜案里,从色泽上看或许并不是同一时期出土,但两只耳杯形制几乎一样,宛若一对。它们摆放在几案里,穿越时空,仿佛正有一场宴席,静静地等候客人的到来。

  本次展览,涿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东汉彩绘陶镜台和东汉彩绘陶神灯亮相,给人们还原了当时富裕之家的生活图景。彩绘陶镜台高1.14米,由底座、支架和镜三部分组成,最为独特的是,在支架上有三个圆孔,它是使用者根据身高进行升降调节所用,这件陶镜台目前是此类出土文物中的孤品。

  东汉彩绘陶神灯,是一座有着七层的陶灯,每一层均堆雕有精美的陶俑,这些陶俑,用白色做陶衣,用朱墨线条描绘出人物的衣物、眉目以及表情,形态逼真,衣衫翩然。陶灯的顶部是一个灯碗,即人们所说的“长明灯”。这些精美的图案,将远古神话以及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折射了当时人们的质朴愿望:田园富庶、生活安宁。

  不过,在彩陶灯和彩陶镜台这一展厅的最后,展示的是来自涿州博物馆的一排铁剑,这些冰冷的铁器提示人们,战乱与流离是那个时代的底色。

  三国时北京开始大规模水利建设

  从春秋时期开始,幽州就是连通中原与塞外的重镇。在这里,农耕民族与塞外的少数民族常常展开直接的交锋。基于这样独特的地域特征,幽州是北方政权最令人头疼的地域。因此,三国时期,幽州也少不了刀光剑影。

  东汉末,刘虞作为幽州刺史,推行“宽政”,对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实行安抚政策,刘虞在幽州享有极高声望。此后,刘虞因公事离开幽州。黄巾起义爆发后,刘虞再次到幽州主政,在此期间,他“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这使得每年要靠青州、冀州赋税支援的幽州,也开始“民悦年登”,并吸引了百万余青州、徐州的士庶到此避乱。

  可惜的是,受刘虞调度的公孙瓒,在对待乌桓问题上,倾向更加激进的方式,最终公孙瓒将刘虞斩杀。公孙瓒后来被袁绍打败,但袁绍并无治理幽州的良策,幽州常受乌桓侵扰。曹操打败袁绍后,袁氏残余势力盘踞北方,他们常与乌桓联合入侵幽州,幽州并不太平。

  206年,为了彻底扫除袁氏势力,曹操决定征伐乌桓。曹操开通了平虏渠、泉州渠以及新河等运河,将黄河故道与幽州一带的河流联通,往幽州一带运送物资。其中泉州渠将潞水(通州北运河旧称,但两者河道不一样)与渤海相通,这也是潞水作为运河之始。

  曹操击败乌桓后,幽州迎来了短暂的安宁。侯仁之在《北平历史地理》中提到,250年,驻守蓟城(今北京)的镇北将军刘靖,在蓟城开始兴修水利,先是引永定河水修建拦河坝,史称“戾陵堰”,后又修筑人工水道车箱渠,将水东引,灌溉蓟城土地。戾陵堰、车箱渠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批大规模的引水灌溉工程。很多人未曾想到,北京开创大规模水利建设之始,正是在“乱世”三国时期。

  “三国志”特展的展厅里并没有这段历史的文物见证。不过,倒是能找到与幽州有一定关系的文物,那就是“毌(guàn)丘俭纪功刻石”,它说的是正始五年(245年)毌丘俭带兵平定高句丽叛乱,并将东汉初废弃的临屯郡再次纳入版图的赫赫战功。为何说它与幽州有关系呢?235年,毌丘俭被任命为幽州刺史,在他担任幽州刺史的第三年,即237年,率兵平定了辽东公孙渊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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