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大遗址成为社会共享的文明课堂

　　对话人：孙庆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安 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大遗址与规划部主任)

　　王 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教授)

　　周飞亚 杨雪梅(本报记者)

　　《 人民日报 》( 2022年02月26日 第 07 版)

　　核心阅读

　　大遗址之“大”，不仅仅是指面积大。以现在遴选出的150个大遗址作为骨干，串起来就能看到中华文明发展的大脉络

　　大遗址将成为博物馆之外更直接见证我们悠久文明的现场

　　泥河湾、周口店、牛河梁、仰韶村、良渚、石峁、二里头、殷墟、三星堆、周原……一处处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大遗址，讲述着中国悠久的历史。大遗址，从概念提出到以点带面形成基本格局，从注重科学保护到倡导利用展示，只有短短20多年的时间。它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资源，让我们思索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在《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大遗址被寄予厚望，从一个个文旅融合的公园，将变成社会共享的文明课堂、群众可以参与的文明现场。这一切如何实现？本报记者邀请相关专家各抒己见。

　　兼顾“价值利用”和“相容使用”，开发大遗址的多元价值

　　记者：规划中提到，大遗址的保护利用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模式，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重大创新。这个特色和创新体现在哪些方面？

　　安磊：大遗址是我国特有的概念。国际上，将重要的考古遗址作为国家公园进行管理开始得很早，形成了很多优秀的案例和可资借鉴的经验。圆明园是国内最早的遗址公园之一，上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然后，汉阳陵遗址公园、秦始皇陵遗址公园等一批大遗址相继出现。“十一五”规划期间，国家启动100处大遗址的保护工程，出台一系列专门性法规，初步建立了保护管理体系。此后，殷墟和元上都还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在“十二五”规划中，大遗址被定义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最具代表性的综合物证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构建了“六片(西安、洛阳、荆州、曲阜、郑州、成都)四线一圈”为重点、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新格局。目前的150处大遗址，基本延续了这样的格局。

　　孙庆伟：大遗址之“大”，当然不仅仅是指面积大。大遗址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文明的集合体，比起一般的遗址，文明深度、历史厚度都不一样，研究难度也不一样，需要长期的考古工作。以现在遴选出的150个大遗址作为骨干，串起来就能看到中华文明发展的脉络。

　　我们过去在博物馆看文物，很多大遗址正是这些文物的原发现场。可以把大遗址看成是一个更大的“物”，提供了文明发生的环境、空间和各种关系，可以让民众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文明。

　　王璐：国外的遗址大多是石质遗迹。中国的大遗址很多埋藏于地下，脆弱、不可再生，与当代城乡生活紧密伴生。这些遗址空间内涵复杂深远，历史意义特别重要，“可读性”却有限，非常需要在保证本体真实性的前提下，通过保护者的干预，使意义得以再现。同时，还要解决遗址与当地城乡建设的矛盾，这种保护模式是中国独有的探索和创新。

　　记者：概念的衍变，可以看出保护理念的变化。从“不可移动文物”到“文物保护单位”，又从大遗址到考古遗址公园，内涵越来越丰富。重要的大遗址已经具有考古、科研、教育、游憩等多种功能，属于兼具科学性、开放性的文化景观。大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对整个中国文物保护工作发挥了示范性、综合性、带动性作用。可以想象，这条路的探索很不容易。

　　安磊：最近10年，文物保护利用观念经历了非常大的转变。2018年《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是一个转折；2020年颁布的《大遗址利用导则(试行)》，明确提出“价值利用”和“相容使用”两种类型，完成了从“物的保存”到“价值继承”的蜕变。

　　这一转变在大遗址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大遗址刚开始规划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大遗址保护与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慢慢地，大遗址从被人遗忘的角落逐渐成为城市中美丽的地方，从只有专业考古人员知道，到建成公园后开始被当地老百姓关注，甚至有了全国性的知名度，这些变化都是可见的。

　　不同主体看待同一个客体，价值是不一样的。大遗址对于考古工作者的意义，与对于政府部门、城市规划师、当地村民、外来旅客的价值，必然不同。大遗址的保护与展示，非常直观地体现了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

　　一址一策，更好提炼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

　　记者：规划中也提到，我国大遗址保护利用仍然存在深层次问题，比如空间用途管制措施尚不完善，保护与展示利用模式相对单一，大遗址“活起来”的办法不多、活力不够。哪些因素制约了大遗址进一步“活起来”？如何突破这些限制？

　　安磊：目前，大遗址展示利用的主要模式就是考古遗址公园。依托公园，有考古、研学、旅游、休闲等多种功能划分。目前，这些公园水平参差不齐，大明宫、殷墟、金沙、良渚、圆明园这样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遗址还不够多，园区及遗址博物馆建设同质化较为明显。

　　孙庆伟：模式的单一，说明对大遗址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大遗址，规模大，内涵丰富，考古和研究力量都长期不足。即使是殷墟这样持续性特别好的大遗址，90多年过去了，我们对它的理解仍远远不够。我们要明确每个大遗址在历史长河中独一无二的位置，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独特价值和内涵，在研究、展示和利用方面，根据其独特历史地位做到“一址一策”。尤其是殷墟、二里头等大型都邑性大遗址，需要国家的统一规划。

　　王璐：避免大遗址同质化，还需要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激活众人的智慧。比如，位于城区或近郊的考古遗址公园可以和节庆、营销、文化推广活动等结合，争取成为社区的文化中心。如大明宫遗址的草莓音乐节、圆明园遗址的“踏青节”、鸿山遗址的“鸿山葡萄节”等，都是较为成功的范例。考古遗址公园可能只是遗址的一部分或一个阶段，大遗址周边也可以发展特色产业，如窑址类遗址发展陶瓷业，良渚遗址尝试玉文化产业园，还有一些遗址适合发展生态农业。

　　每个大遗址都可以成为不可替代的文明课堂

　　记者：除了观念的更新和体制机制的创新，科技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磊：是的，比如规划中提到的数字互联工程，我们希望从智慧考古一直到智慧园区，甚至对接智慧城市和智慧乡村，将最初的原始数据一套数据用到底，形成公园运行全链条数字互联，并进一步衍生数字成果，这是系统化可持续考古、研究、保护、利用的技术保障。目前有很多遗址公园在进行类似的尝试，比如良渚、周口店、金沙、秦始皇陵、安吉，等等。希望这几个案例最终能够带动整个行业，通过科技力量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进程。还有大遗址监测，类似于世界遗产监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经实现了年度监测常态化，基本达到了通过公园运行各类数据积累分析指导行业发展的目标，我们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积累升级为正式的公园监测平台甚至大遗址监测平台。

　　王璐：5G、人工智能、VR(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已经在多个大遗址得到广泛运用。比如“数字圆明园”，已成为大遗址创新展示的品牌。不过，大部分数字化展示，还限于公园内的展馆或遗址博物馆。一些遗址正在打造现场的沉浸式体验，比如汉长安城遗址。未来，人们走在遗址里，通过手机可以随时了解自己身在何处，在特定的位置戴上VR眼镜，可以穿越时空，看到过去的汉长安城拔地而起。

　　记者：在您心目中，未来的大遗址还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王璐：希望大遗址不再仅仅是一个工程、一个公园，而是融入整个城市生活，尤其是像西安、洛阳、北京这样的“古今重叠型”城市。比如西安，每一个小区里或许都会出现一个二维码，通过扫码人们可以知道，自己居住在哪一个里坊，过去这里是做什么的，曾经发生过什么故事。看似普通的道路、广场或绿地旁，可能出现一块块标志牌，提示人们正走在过去的城市轴线——朱雀大街上。城门、城墙遗址公园等结合贯通，显示出外城郭格局。科举之道、玄奘之路、长安郊祭、曲江游春……一条条线路或一个个片区，讲述着古老的故事。隐没的长安城，从现代的西安市里浮现。

　　孙庆伟：未来，每个大遗址都将成为不可替代的文明课堂。大遗址不仅有遗址博物馆、有考古现场，还有不可替代的原真性环境。我曾多次到良渚，每次站在莫角山的台子上吹吹风，就不禁发思古之幽情；还有乾陵，相信每个人从乾陵顶上俯瞰，都能感到盛唐恢宏的气势。有人告诉我，看到秦始皇陵的那一刻，才真正体会到了秦实现大一统的必然性。这正是大遗址的独特魅力。

　　大遗址将成为博物馆之外更直接见证悠久文明的现场。考古工作者正从材料的提供者变成历史的阐释者、讲述者。过去，我们只能对一件出土器物进行简单描述，长、宽、高、重量、花纹，后来进展到弄清楚了它的工艺、生产者、背后的礼仪制度、相关的传承、交流传播路径……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我们还可以有更大的视野，揭示大遗址背后的文化自信，看到它曾经怎样改变了历史、影响到未来。